今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画展中，署名“夏雨冰”的多幅绘画作品引起关注。近日,这位创造力不遑多让的“夏雨冰”身份被揭晓，原来它就是以会写诗闻名并且已经出版诗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据研发人员介绍,该智能机器人在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画家化作进行学习后，原生绘画创作能力已经具备一定水准。人工智能技术在进入文艺领域之后,凭借超强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迅捷高效的创作优势,正在拿出越来越多的作品果，显露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生产和文化市场方面的诸多可能。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创作吗”正成为一些人焦虑的问题。目前我们实际拥有的是弱人工智能，它具备人类一些高端技能,但在情感、意识等方面与人类差之千里。即便如此,人工智能的进入依然促使我们反观人类自身创作的特点与优长---越是面临技术冲击越要端正和坚定本体价值,同时在文艺观念和创作实践上越要有新的突破和追求。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想要成为诗人徐志摩,它需要做些什么?它要拥有徐志厚的阅读量,最大根度接近他的创作素材;其次,它要学习徐志摩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因为徐志摩的诗歌特色是在与其他诗人诗歌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必须掌握当时其他诗人的特点，才能更好凸显徐志摩的诗歌特质。但这样，它就能创作出徐志摩的诗了吗？不，它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徐志摩的人生经历。所谓“功夫在诗外”,人工智能只有具备徐志摩的人生经历,还原他的所有体验,才有可能真正创作出类似徐击志摩的诗来。

没有人生,我们无法理解诗和艺术。人工智能正是在这里遭遇滑铁卢。据研究,尽管人工智能具有令人炫目的高超技能，却很难模仿人类基本、无意识的直觉。它可以轻易学会下棋，但一个婴儿都可以做到的感知世界，人工智能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艰难训练，甚至即便如此也未必学会。

文艺创作就是这样一座人工智能很难翻越的山峰。创作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它建基于生命体验之上，来自人生际遇和内在情感，基底是整个人生和人所处的整个世界。在形式层面，人类未必会比人工智能厉害，但是将形式与生命体验深切关联在一起，创造出更优美、更有冲击力的作品，人工智能没法与人类相比。这是人类创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人类创作的真正尊严。

正如有人所说，机器人写诗不是要代替人写诗，而是帮助人把诗写得更妤。人工智能和人类在创作上各有优劣，重要的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如何发挥人工智能作用，帮助我们提升创作品质和水准，让人类创作如虎添翼。就像以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将推动艺术创作革新一样，这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个比以往所有工具都更强大和更方便的工具。它将重塑艺术创作格局，也将重塑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长远来看，这场巨变难以避免。

人工智能来了，不仅仅带着它的作品来了。我们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刚刚接触到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尚未思及深层问题。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会对我们的观念和实践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正视挑战，在挑战中发掘价值、抓住杋遇，必将带来艺杺创作的新变化新收获。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6月7日《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虽然有关《诗经》如何成书的问题仍待细究，但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官采诗”的说法值得注意。“采诗”是从上古传下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者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采集歌谣，以此观风俗、察得失。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为“王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贵族教育和培养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够在贵族子弟尚未广泛深入接触社会之前，丰富和健全他们的知识和情感。

孔子在谈到读《诗经》的益处时，特别提到它可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已将《诗经》当作一部博物学著作甚至百科全书来看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毛诗故训传》对诗中提及的动植物加以注解，这为人们理解《诗经》及产生它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路径。受前贤著述启发，三国吴人陆玑撰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仅提拈出《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还附述其样貌、形态、功用和生长环境，有时更综合对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称呼以丰富人们对该物之认知。比如《秦风・蒹葭》中第一句“蒹葭苍苍”，陆疏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州人谓之蒹，兖州、辽东通语也。葭，一名芦菼，一名薍，薍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锐而细，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验之，则芦薍别草也。”明人毛晋据陆疏所作《毛诗陆疏广要》，其中辨蒹、葭之别，并录别名十五种。如此详细的分辨考证，既存注疏者本人的见闻，也有他们思考判断（“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类路径的解析之下，《诗经》成了一种“博物志”。很显然，熟读《诗经》者更易成为博识之人，但绝非仅仅识于“物”而已，先秦以至后世的贵族，还会依据《诗经》所述来传递信息、理解隐义，因识于“事”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就记录了一则与《诗经》有关的“父慈子孝”的故事，魏文侯将自己不太钟爱的太子击封于中山，三年间都很少往来，一次太子击遣舍人赵仓唐向文侯进献礼物，文侯问太子平常读什么书，赵答《诗经》，文侯又问太子读哪些篇章，赵答《晨风》《黍离》。熟悉《诗经》的文侯当然知道，《晨风》写的是“未见君子”的忧伤心事，而《黍离》则抒故国之思，于是立刻赐给太子一袭衣裳，并敕令赵仓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达。太子击受赐开箧之后，发现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马上吩咐安排车驾，即要前往晋谒文侯。赵仓唐大惑不解，太子击解释道：君侯赐衣，其实不是让我御寒，而是下令召还，这就是《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复归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欢喜。可见，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亦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摘编自谷卿《〈诗经〉里的物、事、情、理》）

在杂剧产生以前，正统的诗文一直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而宋元时期戏曲小说的逐渐勃兴，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读元明杂剧，既要看到它与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联系，更要注重它的特殊性。

说到联系，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古老的诗歌传统对元明杂剧的深刻影响，它首先是诗的戏剧，是“美文舞蹈的、诗韵兼全的”一种艺术形式。元明杂剧不仅汲取了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意境之美，还熔铸了诗的灵魂和精神。只要认真读一读《西厢记》《汉宫秋》等杰作中优美的曲词，就不难领略到这一点。如明人何良俊评郑光祖的《倩女 离魂》之〔圣药王〕曲曰：“清丽流便，语人本色；然殊不浓郁，宜不谐于俗耳也。”

然而，元明杂剧毕竟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的曲词必须与情境、矛盾冲突以及人物形象塑造有机结合起来，甚至必须与表演艺术水乳交融。《元曲选》的编订者臧晋叔谈到：“词本诗而亦取材于诗，大都妙在夺胎而止矣。曲本词而不尽取材焉，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无所不供其采掇，而要归断章取义，雅俗兼收，串合无痕，乃悦人耳。”杂剧展现的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故须兼收并蓄，雅俗共赏，便是所谓“情词稳称之难”。王国维激赏《窦娥冤》第二折的〔斗虾蟆〕等曲，说：“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王国维是真正读懂读透了元曲，他不仅将其当作戏剧的文学剧本来读，且当成美文来读：“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王氏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同一著作中，他又指出“元剧最佳之处……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足见王氏的“自然”与“意境”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元杂剧的“自然”与“有意境”又与诗词文赋不同，这就是它总体风格上的恣纵、奔放、朴野、犷悍，即本质上的自然之美，本色之趣。这个特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其艺术语言方面。明初无名氏的《贫富兴衰》第一折〔点绛唇〕以下三曲，起手不凡：“四玲云迷，雪花飘坠；长空内，柳絮纷飞，裁剪的鹅毛碎。”将雪景描写与人物内心活动溶成一片，用语精炼，比喻恰切，真可与《水浒传》中“风雪山神庙”的描写相媲美。

“自然”之誉当然包括剧作家深刻敏锐的思想感情，“意境”说也与戏剧情境、人物命运以及矛盾冲突相联系，语言文字自然是情感与思想自然的外化，而深层的东西当然是思想感情和内容。

(摘编自王星琦《元明杂剧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