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红旗渠

杨震林

①我每每探访红旗渠，灵魂都受到难以言喻的震撼。当我在山下仰望，山腰间那一段段渠身巨龙般隐伏于密林，胸中油然升腾起敬意。当我伏下身子，双手触摸那一方方质地厚实、紧紧相依的渠石，禁不住屏住了呼吸。当我仔细辨认嵌于渠岸的石柱上模糊的“承建”字样，顿时明白了它不朽的秘密——这一刻，青山不语，大地低伏，我却仿佛看到了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听到了千万人声响彻寰宇。

②地处南太行，北临漳河，西倚太行，南通河洛，东望平原，是黄土高原东出和北上华北平原的必经之路。山左山右、大河上下的文化交流深入，中原文化的智慧包容、三晋文化的务实求新、燕赵文化的慷慨豪气，在南太行激荡交融，孕育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也形塑了当地人倔强、隐忍、朴实的秉性气质。这些鲜明的文化基因和地方特质千百年来隐伏于当地人身上，最后在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得以彰显。

③上世纪六十年代，工程技术条件落后，仅靠人力、炸药和简陋的工具，在绝壁悬崖下一锤一钎劈山修渠，施工之难、工程量之大难以想象。在红旗渠纪念馆，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真切地理解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含义。红旗渠动工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上级无力支持地方建设，林县党委政府不等不靠迎难而上，“自力更生是法宝，众人拾柴火焰高，建渠不能靠国家，全靠双手来创造”。如此浩大的工程，当年贫穷的林县人民是怎样“自行解决”的呢？一张张图片，一段段影像，一个个实物，一行行文字，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的感人场景。全县五十万人口，先后有三十多万人上山参加过修渠。人们住石崖、宿山洞、吃粗粮，劈山造渠不休不止，其斗志之昂扬、决心之顽强，令人肃然起敬。渠一修就是十年，其间全县所有干部甚至每月从二十九斤口粮中挤出两斤支援修渠，连县委书记杨贵也曾经饿着肚子晕倒在工地。这样的自力更生，如何不震撼？这样的艰苦创业，谁见了不动容？

④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背后，闪耀着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的光芒。总干渠从渠首到分水岭七十多公里，落差仅有十多米，且渠线全部位于悬崖峭壁上，测量和施工精度要求很高。吴祖太作为技术员，带着一批边学边干的“土专家”，使用仅有的一台简陋的测量仪器，居然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技术挑战，令人惊呼。为解决总干渠与浊河交叉的矛盾，他们别出心裁地设计建造了一个“坝中过渠水，坝上流河水”的空心坝，让渠水不犯河水；修建桃园渡槽时发明了“简易拱架法”，设计建成了“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上能行车”的“桃园渡桥”，构思巧妙；山上垒砌渠墙需要大量物料，仅靠人拉肩扛效率低下，于是土法上马空中架起“空运线”，把石灰、沙、水等从山下直送山上工地；开渠凿洞挖出了大量渣石，于是变废为宝沿渠修建道路，既不使废渣压地，又可以渠带路、以路带林，两全其美；紧挨着工地露天明窑烧石灰，不仅满足了砌渠所需，还提高功效、节约成本、节省运力。依靠勤劳和智慧，这些平凡的人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留下的岂止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渠？

⑤幸福不会自天而降，它是对奋斗者最好的奖赏。林县人民用勤劳的双手修筑了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因缺水而多舛的命运，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绿水青山，干涸土地变成沃野良田，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还收获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但更值得钦佩的是林县人民并没有满足现状就此止步，而是有了更新更远大的梦想，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节拍再出发再奋斗，为红旗渠精神注入了永远在路上、敢为天下先的活的灵魂。徜徉在红旗渠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支支建筑大军走出大山扮靓了大城市、富裕了小家庭，一座座工厂遍地开花，显示出勃勃生机；看到了红旗渠、大峡谷变成了金山银山，山城林县变成了现代化的新林州。奋斗是永不停歇的追求，追求是与时俱进的奋斗。从林县人民拼搏进取的轨迹里，我看到的是更多国人奋斗的光与影、心和梦。

⑥命运由自己掌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永远不过时，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永远不能丢。让我们以奋斗者的姿态，向红旗渠精神致敬！

（有删节）

把栏杆拍遍（节选）

梁衡

①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②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之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③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④辛词比其他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

⑤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首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著地去工作。他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⑥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⑦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做一个词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

⑧我常想，要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之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敲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被他修炼到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

⑨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成名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而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一般认为，“创造性”概念起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最早的西方创造性观念是《圣经》中的创世记述。在基督教传统中，创造性专属于神。人没有能力创造新东西。根据《旧约》中关于神的创世记述，圣奥古斯丁发展出一种为后世所有基督教神学家所遵从的教义，即神不是从一种业已存在的质料中而是从无中创造了世界。从无中创造是专属于神的特权，根据已有材料产生作品的人类艺术家远远不能与神性创造者相提并论。

现代的“创造性”概念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从那时起，创造开始被视为源于个人的能力，而不是神。但这一转变是逐渐进行的，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变得明显起来。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艺术家和诗人的成就开始受到更广泛的赞美，人们将“神性”与但丁和米开朗琪罗等人联系起来。但是说诗人（更不要说艺术家）在创造，这种讲法仍然罕见和异常。17世纪时，波兰诗人兼诗歌理论家沙比斯基开始谈到诗人的“创新”，可以说是第一次使用“创新”一词的人，不过，他还是把创造性视为诗歌独享的特权，认为其他艺术都只是在模仿和复制。关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创造性”，西方思想中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8世纪。诗歌、音乐和视觉艺术第一次被归于美的艺术，美的艺术成为一门新学科，浪漫主义运动将艺术家的位置擢升到其他所有人之上。艺术家不再受理性或规则的指导，而是由感受与情绪、直觉与想象来支配。艺术家产生新颖的、原创性的东西，达到最高成就的艺术家是一位天才。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创造性的观念遇到阻力。人们认为人类的心灵不能创作，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都带有其原型的烙印。

到了19世纪，“创造性”的概念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转变。从无中生有的要求被放弃了。创造性变成了新事物的制作，而不是从无中做出东西来。虽然并非每一种新颖性都称得上是创造性，但创造性最终是靠新颖性加以界定的。创造性进入了艺术语言，不仅如此，它也成为艺术的专有属性。“创造者”变得与“艺术家”同义，就如同过去“创造者”和“上帝”是同义词一样。到了20世纪，“创造性”一词开始被用于艺术以外的其他人类活动领域。

创造性概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个概念反映了人类关于认识中的规则与自由的看法，更因为它是不断发展的、因时而异的和与文化相关的。时下，培养创造力的书籍和手册铺天盖地，研究创新机制、创新方法是最时髦、最来钱的课题之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国策。如此强调“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它的种子在中世纪晚期现代性形成之初就已经埋下了。现代性的倡导者们竭力主张现代优于古代，强调抛弃传统，以把人类提升得更高。

（摘编自《文汇报》张卜天《“创造性”概念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