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是谁？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文化主导权，掌握知识的祝、卜、史、宗等“王官”环绕在最高统治者身边为他服务。在浓重的神巫色彩的笼罩之下，春秋以前文化观照的核心其实是“治政”之术。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时渐次生成，如对祖先的崇拜，对象征性仪式的重视，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时期，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春秋时代的主题是诸侯争霸，国力强盛与否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此严酷的形势之下，各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智慧，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视。“王官之学”于贵族阶层普泛化，迅速变成了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

那时的执政卿大夫阶层无论是讨论国事还是进行外交，都要对这些经典随时加以征引。从《左传》和《国语》对《尚书》援引的内容看，主要是围绕着“礼”展开，落脚点在“德”。在春秋时代的执政卿大夫看来，要想维持国家稳定，就要维护等级差别，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使民”；维护秩序的方式是“礼”，以“礼”行“政”，才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而要维护“礼”，就要落实于“德”，没有“德”的维护，“礼”就难以生根，难以延续。春秋时代，《诗》被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由“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可以看出。无论是《尚书》还是《诗》，都是当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源，也是藉此发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礼”是春秋时期最为核心的文化概念。

春秋时期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春秋时期中央王权更为衰落，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某些统治者表现出对“天”的怨恨和质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天命”“帝”或“上帝”的支撑有点靠不住，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而春秋执政卿大夫更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从“天”上移到“地”上，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观念都已经形成，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现以后，通过《论语》以及《春秋》把这些观念加以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引入了“仁”学观念，为“礼”文化找到人性基础，为“礼”文化的合法性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证明。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

春秋时代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以强烈思想个性开辟了“法家”的一个源头。管仲作为国相看到了“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但是通过道德和舆论来支撑过于乏力，因此他把“法”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此时还崛起了另一个思想家老子。老子的思想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参照，主张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讲究“无为而治”，开启了自觉的生命意识。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聪明误

于国方

田大妈被电动车撞了，住进了医院。

她先是给女儿圆圆打电话，电话始终处于通话中。无奈之下又给左邻李婶，右邻铁爷打了电话。

李婶和铁爷闻讯后，二人几乎是脚前脚后赶到了医院，看到田大妈正灰头土脸地躺在床上接受检查。给量血压的是田大妈当护士的娘家侄女。

看到两个邻居都赶来了，田大妈心里有了依靠。不由地在心里叹息道：“远亲不如近邻，这年头连亲闺女也指望不上哩！”

李婶嚷道：“伤哪里了？重不重？”见胳膊腿的没有事，只是脸蹭破了一点皮儿，又没出太多的血，又嚷道：“最好做做CT，拍拍片子，做个胸透，来个全检。”

铁爷抖抖裤管上的泥土说：“还要住院观察几天，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李婶说：“不能便宜那肇事的主儿，电动车撞人负全责。”

铁爷赶忙问：“报警没？”

田大妈回答说：“报警了。”

铁爷说：“既然报警了，那就办理住院手续吧。”

田大妈说：“不严重。不严重。”

李婶说：“你这人就是菩萨心肠，出了这个门，再有个啥毛病的，谁还肯认账？”

铁爷说：“就是，就是。”

这时候，田大妈的手机响了，是女儿打来的。田大妈说：“你快过来，我被撞伤了，在医院里治疗。”

圆圆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医院时，田大妈已经收拾妥当。铁爷给接的水，李婶给擦的脸。但等着圆圆来办理住院手续。

圆圆却说：“不住了，咱们回家。”

李婶说：“从没见过这样的闺女，这么不关心娘？”

铁爷气得说不出话，怒气冲冲地盯着圆圆。

圆圆的眼里含着泪水，说：“那肇事的主死了。”

铁爷、李婶、田大妈闻听此言同时惊异地“啊”了一声，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田大妈说：“我都感觉不咋的，他咋的就死了呢？”

铁爷赶紧拽起田大妈：“不住了，这事儿搞大了。”

李婶说：“那咱们赶快撤！”

一伙人匆匆忙忙走出医院，却见医院的大门前站着一个帅小伙。小伙子见了圆圆点头哈腰地陪着笑脸打招呼，而圆圆紧紧地绷着脸，一副不理不睬样。

田大妈定睛一看，头皮猛地一紧，头发梢儿竖了起来，面前的小伙就是那肇事的主，他不是已经死了吗？难道大白天的活见鬼了不成。田大妈使劲地揉揉被太阳刺得生疼的一双老眼，迷迷糊糊地看着女儿。

圆圆不屑地说：“他就是你眼巴巴地盼着要见的女婿。今早我刚到单位，他急乎乎地给我打电话说，骑车撞了一老太，感觉也不怎么严重，可那老太倒地后没有爬起来，怕被讹，只好报了警，让当警察的哥们来处理。”

田大妈对女儿说：“人家报警，也是公事公办，没有错。”

圆圆说：“他千不该万不该，又央求我到医院打探一下，在医院里找人通融通融，来一个大伤化小小伤化了！”

铁爷怒喝道：“这混账东西，不是玩意儿！”

圆圆抹着眼泪说：“就当他已经死了吧！”

小伙子哀哀地站着，被批得浑身直淌汗珠子。

田大妈惋惜道：“别人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高兴，今遭儿我算是丢大人了！”

其实，田大妈心里也有说不出来的愧！她只顾惦记着女儿的终身大事，在人行路上走了偏儿，不自觉地上了行车道，迎面而来骑电动车的小伙子躲闪不及撞在一起……

田大妈见小伙子倒地不起，也怕被讹了，索性闭上眼睛，任___把自己倒腾进医院里。

李婶和铁爷讪讪地笑着离开了。太阳地里，只剩下了一老二小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三足鼎立着……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以“意象”为本体的中国美学，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实体论哲学与美学，它不是将美看作实体的属性，看成是外在于人的情感意识的实体性对象，而是看成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的统一。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书法是“本乎天地之心”的艺术，它是一个意象世界。这种意象创造可以从书法形意结合、重视笔力气势和线的表现力，讲究留白以及在字势结构与点画形态的表现上充分体现出来。中国戏曲艺术是诗、舞、乐与舞台表现的有机结合，它不像西方演剧观那样以演员角色为中心，而是以舞台形象创造的美、所达到的艺术品位和艺术境界为中心，以程式化、虚拟化的舞台表现为中心，重视抒情写意。另如中国的音乐、中国的舞蹈、中国的绘画、中国的建筑，它们都不像西方传统艺术那样，以形式和形象模拟为中心，而是以形写神，情景融合、虚实相生，传达宇宙人生的生命与生气，所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象创造的艺术。

“意象”作为美和艺术本体的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的特色，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范畴，进入到现代人的视野中。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解读的“美”即：是从显现的、在场的东西让你体会到背后无限不在场的东西，这与中国意象美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比如，刘长卿的著名诗篇——“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从诗的表层和字面意义上看，它写的是一个傍晚，一间茅屋被苍茫的远山包围，这时，守门的狗叫了，一个人踏着风雪归来。但这首诗所唤起的东西显然远不止这些。这就是意象之美的魅力所在，它让你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到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体会到未说到的东西，让你的心灵与古人相通、与人性相通，使你的生活充满诗意。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意象创造的意义正在于此。在当今社会，人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注重的是物质功利的东西，对艺术的理解只停留在表层，只追求属于艺术的娱乐消费和技术层面的东西，甚至还流行这样的时尚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艺术审美完全当作产业对待。这显然是对艺术的误解。因为它无视艺术首先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存在，也忘记了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艺术是一种审美创造，必须生成一个意象世界。意象世界使人们超越表层的、物质的、感性的美，进入到理性、精神的层面，让人的心灵受到感动，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所以，在当代美学与艺术实践中，传承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精神，寻求意象美学的现代表达方式，非常重要。

（摘编自毛宣国《意象理论与当代美学艺术实践》）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 ——“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