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 具

魏炜

海森是一个二流演员，他的经纪人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大富翁费德诺聘请他去给父亲老费德诺演场戏。老费德诺病重住院了，费德诺先生本该在医院里陪着他，但费德诺先生很忙，根本挤不出那么多的时间。但他又怕这事传出去会败坏自己的形象，这时他就想到了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海森。

海森是个演员，经过两天的练习，已学得惟妙惟肖，就连费德诺先生本人也分辨不出来。再戴上根据费德诺先生的面貌特制的橡皮面具，简直就是费德诺先生再生了。他就和费德诺先生签下了合同，正式演出了。

第一次走进病房时，海森还有些忐忑，他老老实实地坐到床边。老费德诺先生看到他到来很高兴，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他童年的趣事。海森不敢搭腔，只是在一边不时地应和一句，或是笑笑。但老费德诺先生似乎已经很满足了，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海森看规定陪护的时间到了，就站起身来。老费德诺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乞怜地望着他，“再陪我一会儿吧，我知道你很忙，但我真的想跟你再说说话呀。好吗？”海森看到老人眼睛里那份热切的期待和隐隐的凄楚，不忍拒绝，就又坐到床前一出医院，经纪人就递给他一张支票，海森高兴地收起了支票。这时，过来一个年轻人，声称是《太阳快报》的记者，听闻费德诺先生放弃了很多生意，每天都赶到医院来陪伴父亲，很是感动，特地来采访的。

海森不愧是一个演员，很快就酝酿出了情绪，来了一个现场表演。他诉说了自己对父亲的爱，诉说了父亲对自己的好，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几滴眼泪，感动得记者眼圈儿都红了，不失时机地给他拍了一张大特写。

第二天一早，费德诺先生就打来了电话，说《太阳快报》登出了那篇专访，非常精彩，有很多人打电话对他表示敬意，还有几个合作伙伴要尽快跟他签订供货合同。他要提高付给海森的酬金，还要把合同期延长。

之后，海森继续如约赶到医院，慢慢地他不仅听老费德诺先生说话，还给他讲些笑话。老费德诺经常笑得前仰后合。像个孩子一样兴奋。

这天下午，海森像往常一样赶到医院。老费德诺脸色很不好，主治医生告诉海森，老费德诺的血液化验中发现了一种病毒变异。这种病毒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药物可以抑制它，它会要了老费德诺的命。

海森立刻给费德诺先生打了电话，通报了老费德诺的病情，恳求他抽出一些时间到医院去陪陪老费德诺，这可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了。

费德诺连连推辞：“我没有时间，希望你能多陪陪他，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海森生气了，“费德诺先生，在你的眼里只有钱吗？他是你的父亲，他现在需要你。”

费德诺也生气了，“不用你来教训我，我知道该怎么做。请你按照合同做，不然……”他话里的意思很明白。海森将面临巨额合同赔款。

海森给气病了。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海森开上了玩笑：“你不会说是在我的血液里化验出了变异的病毒吧？”医生点了点头。海森猛地一惊，愤怒地吼道：“费德诺，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他是制药公司的老板，是赫赫有名的病理学专家，他一定猜到了老费德诺身体里的病毒有传染性。这个混蛋，他让我替他得了病！”

第二天下午，又到了他该去陪伴老费德诺的时间。他本来已经恨透了费德诺，下定决心不再替他装下去了，但时间一到，他就再也坐不住了，还是悄悄溜出医院，换上了行头，戴上了面具，赶到了老费德诺的病房。

老费德诺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对他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海森笑了，“为什么不来？我听到了好几个笑话，一定要讲给你呢。”

老费德诺欣慰地望着他，点了点头，眼睛里竟闪烁着泪光。他一挥手，从门外进来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老费德诺的律师。老费德诺对海森说：“先生，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已经立下了遗嘱，要把财产全都转给你。”

海森一愣，“你早就看出了我不是你的儿子？”

老费德诺点了点头，目光中满是辛酸，“儿子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装在了我的脑子里。自打你一进门，我就看出你是假冒的了。但我很喜欢你，孩子。你给我带来了快乐，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每天都在盼着你来呢，就连那个可怕的病毒，也被你的快乐赶跑了。我真要谢谢你啊，孩子。”

海森更是惊愕了，“你都好了？那，那个病毒……”老费德诺得意地笑了，“那是我和医生合演的一出戏，就是要考验考验你，我的孩子。”

海森心下一松，伸手准备去揭下脸上的面具。

老费德诺拦住了他，“别揭掉它，孩子。”

海森愣住了，“你都知道我是假冒的了，我还戴着它干什么呢？”

老费德诺痛苦地摇了摇头，“你就给我留下这最后的一点儿希冀吧！”

海森点了点头，重新又把那个费德诺的面具戴好。

哑巴与春天

迟子建

（1）最惧怕春风的，莫过于积雪了。

（2）春风像一把巨大的笤帚， 扫着大地的积雪。它一天天地扫下去，积雪就变薄了。这时云雀来了，阳光的触角也变得柔软了，冰河激情地迸裂、流水之声悠然重现，嫩绿的草芽顶破向阳山坡的腐殖土，达子香花如朝霞一般，东一簇西一簇地点染着山林，春天有声有色地来了。

（3）我的童年春光记忆，是与一个老哑巴联系在一起的。

（4）在一个偏僻而又冷寂的小镇，一个有缺陷的生命，他的名字就像秋日蝴蝶的羽翼一样脆弱，渐渐地被风和寒冷给摧折了。没人记得他的本名，大家都叫他老哑巴。他有四、五十岁的样子，出奇地黑，出奇地瘦，脖子长长的，那上面裸露的青筋常让我联想到是几条蚯蚓横七竖八地匍匐在那里。老哑巴在生产队里喂牲口，一早一晚的，常能听见他铡草的声音，嚓--嚓嚓，那声音像女人用刀刮着新鲜的鱼鳞，又像男人抡着锐利的斧子在劈柴。我和小伙伴去生产队的草垛藏猫时，常能看见他。老哑巴用铁耙子从草垛搂下一捆一捆的草，拎到铡刀旁。本来这草是没有生气的，但因为有一扇铡刀横在那儿，就觉得这草是活物，而老哑巴成了刽子手，他的那双手令人胆寒。我们见着老哑巴，就老是想逃跑。可他误以为我们把草垛蹬散了，他会捉我们问责，为了表示他支持我们藏猫，他挥舞着双臂，摇着头，做出无所谓的姿态。见我们仍惊惶地不敢靠前，他就本能地大张着嘴，想通过呼喊挽留我们。但见他喉结急剧蠕动，嗓子里发出“呃呃”的如被噎住似的沉重的气促声，但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5）老哑巴是勤恳的，他除了铡草、喂牲口之外，还把生产队的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天打扫的是雪，夏天打扫的是草屑、废纸和雨天时牲畜从田间带回的泥土。他晚上就住在挨着牲口棚的一间小屋里。也许人哑了，连鼾声都发不出来，人们说他睡觉时无声无息的。老哑巴很爱花，春天时，他在场院的围栏旁播上几行花籽，到了夏天，五颜六色的花不仅把暗淡陈旧的围栏装点出了生机，还把蜜蜂和蝴蝶也招来了。就是那些过路的人见了那些花儿，也要多望上几眼，说，这老哑巴种的花可真鲜亮啊，他娶不上媳妇，一定是把花当媳妇给伺候和爱惜着了！

（7）从山上归来后，老哑巴还在生产队里铡草。一早一晚的，仍能听见铡刀“嚓--嚓嚓--”的声响，只不过声音不如以往清脆，不是铡刀钝了，就是他的气力不比从前了。那一年，他没有在场院的围栏前种花，也不爱打扫院子，常蜷在个角落里打瞌睡。队长嫌他老了，学会偷懒了，打发了他。他从哪里来，是没人知道的，就像我们不知他扛着行李卷又会到哪里去一样。我们的小镇仍如从前一样，经历着人间的生离死别和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达子香花依然在春天时静悄悄地绽放，依然有接替老哑巴的人一早一晚地为牲口铡着草料，但我们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原来这小镇是少了一个沉默的人——

（8）一个永远无法在春天中歌唱的人！

斯人独憔悴^①

迟子建

创作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

每个人都有独具个性的生命存在方式，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比较充分地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当然也未能免俗。

细细算来，从我开始小说创作至今所发表的三十万字作品，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写下层人的生活的。这一回顾连我自己也略为吃惊。

我出生在北极村漠河，在那里度过了我孤独寂寞的童年时光。那里有我的外婆和外祖父，他们曾经给我讲过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我现在还常常回忆起当年讲故事的情景来。

晚饭过后，农人家里忙过了该忙的事情，就要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生活太单调，他们疲惫的呵欠声常常同日头一起落山。而且，那里一年难得看上一场电影，那么，晚饭之后的茶水和故事就是生活中最好的消遣了。每逢这个时刻，我就带着我心爱的狗（它叫傻子，后来我把它写入第一部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和这条狗一起挤入听故事的人中，直听得心儿不知飞到哪里，仿佛魂都丢了似的。

那便是我最早的启蒙文学。它不是唐诗宋词，而是于民间的那种质朴而又奇诡、光怪陆离的故事。

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坐在夕阳西下的窗前，看着天边飞涌的那一团团金色的晚霞的时候，我仿佛在绚丽的晚霞中又看到了童年生活的每一个片段，我的心难以平静，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记载我的童年生活，二十岁那年把它整理成中篇小说，发表在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的《人民文学》上。

从此，我真正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这实在不是一条坦途，这实在不是一个美差。

我需要读大量的书来丰富自己的心灵，我需要走南闯北去看世界，而时间和日常琐事又常常打乱我的计划。

因而我的创作有它不可否认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它还没有达到从一个宏观领域的高度去把握和观照生活的那种让人叹服的洞察力。

必须承认，我将来如果不超越自己，只是在我的童话世界里流连忘返，那么我的艺术生命也就终止了。而超越自己是多么艰难。它要养精蓄锐几时、苦苦求索几时，才能获得一个瞬间的辉煌。

但我仍要孜孜以求那辉煌。不管它最终实现与否。

今年五月，在泉州附近的静峰寺山上，我看见了弘一法师的手书遗言：“悲欣交集”四个字。据说，他的出家一直是个谜，他出家后他的妻子曾跪在寺门外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他也不动一丝恻隐之情。我以为他伟大。而他临终的遗言却使我对他的伟大产生了怀疑。因为真正的出家人，无所谓悲，无所谓喜，而他生命之终极之时，仍能感受到“悲欣交集”，可见凡心难泯，他未能来一个彻底的超脱留与后人传说。但我左思右想，仍然认为他是伟大的。

他的伟大便在于他把自己难以超拔的心态毫不保留地馈予人间，还给人间一个真实。他便是不朽的了。

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是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写作的故事。巴尔扎克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留给人间的十部不朽的作品，早已闻名世界。他一生中唯独喜欢咖啡。每逢写作之时，他总要把咖啡壶放在写字桌旁，一杯一杯地饮下去。他创作的欲望和情绪在膨胀，而他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地垮下去。丰富的精神生活把他推到一个波涛汹涌的极致的境界，可渐渐衰竭的体力却把一个血肉之躯慢慢地推向上帝的虎口。

创作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销蚀的过程。

我们要完善自己，因而不怕销蚀。

（选自《姹紫嫣红开遍》，有删改）

（注）①杜甫《梦李白二首》中的诗句。

叶圣陶先生于 1988 年 2 月 16 日逝世 。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 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叶圣陶先生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 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人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时，客人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时，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还记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 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说:“写成文章， 在这间房里念， 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付之一笑。而叶先生则主张写完文章后，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 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 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 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 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决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

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 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 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求全社出版物统一。 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 之类仍依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叶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凡是拿笔的人，尤其或有意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都要常常想想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以及提出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

——节选自张中行《叶圣陶先生二三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