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 当前迫切需 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会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材料一：

会宁皮影戏已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会宁皮影多以牛皮、羊皮、驴皮制作而成，一台皮影戏至少需要四至五人才能完成，唱腔多以当地的传统戏曲秦腔为主。大年三十晚九时许，新添堡乡河屲村村口的皮影戏老艺人牛俊魁家传来阵阵鼓乐声，村里组织的新年皮影戏演出在这里鸣锣开演。

河屲村是会宁县新添堡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晚上九点，乡亲们在家里欢聚一堂，唱着皮影戏过大年，让我们感受到了皮影戏的魅力。

走进牛俊魁家，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他家的正房里上演，老艺人牛俊魁在白色幕布后舞弄着皮影角色，边舞边唱，另外三人时而拉二胡，时而吹唢呐，敲锣打鼓配合默契，村民们看得全神贯注，记者也被精彩的演出所吸引，跟着看了起来。在演出结束后记者走进幕后，体验了一把皮影戏的演出过程。

据介绍，牛俊魁是会宁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他不仅可以熟练制作皮影道具，而且能够演唱多部传统戏曲。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领村里人白天搭台，晚上唱戏，每场皮影戏要演出两三个小时，以丰富乡亲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添堡乡河屲村村民邵启虎对记者说，本地文化活动比较单纯，到过年的时候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看一看皮影戏，耍一下社火，自娱自乐，大家都比较高兴。

（“会宁广电网”记者 甘孟玉 荆平）

材料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的活动屡见不鲜。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的跨界民族，也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善于迁徙的狩猎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市长再忙也要出席，这些都提高了紫砂陶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与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贺云翱教授说，“除了宜兴紫砂壶，像苏州的刺绣，南京的云锦，这些非遗项目都兼具了一定的市场价值，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学。相比之下，南通色织土布就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稍远些，对于这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政府就更不能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非遗的传承出一份力，在韩国、日本，每年都会有企业家出资赞助非遗项目，定期举办一些展览，让民众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这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摘自《光明日报》：《非遗传承，难在哪儿？》，有删改）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賦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掯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诓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

汉字不但承载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也是从古到今人们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由汉字衍生出来的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但是，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研究汉字的起源问题，在国内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先秦传说，造字者为仓颉，《荀子·解薮》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书中记载，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史学家徐旭认为，文字的出现，应与仓颉有关。

传说中的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需要。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是：仓颉从绳结记录的史书中给黄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黄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愧而辞官云游天下，独居深沟，“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譬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红圆的模样勾的，“月”字是仿着月牙儿的形状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仓颉首创文字的事后来被黄帝知道了，他大为感动，乃赐仓姓。

文字的出现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龟甲上刻划符号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是文字，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安阳小屯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这些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保存地相当完好，总字数约3500个。从甲骨文字结构来说，除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可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文字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那么在它以前一定有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鲁迅先生在《鲁迅·门外文谈》中谈到：“在社会里，造字的也不止仓颉一个人，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我们所重视的不是到底是不是仓颉造的汉字，而是造字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走进了由文字记载的时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件大事，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汉字是中华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研究汉字的起源问题，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摘编自《人民日报·中国文字的起源》）

杜甫评传

张建东

公元746年到755年，诗人35岁到44岁正值壮年，也是唐朝统治由最高峰折向下行阶段。杜甫思想性格逐步转变并趋于成熟，创作《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五首》《奉先咏怀》等。所谓“野无遗贤”的政治欺骗，使满怀希望来长安的杜甫十分震惊。诗人不甘日益穷困，奔走于权贵之门，急寻一条入仕道路，一再投诗干谒，“有儒愁饿死，早晚投于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直接向玄宗献《三大礼赋》《封西岳赋》，但都没有实际结果。这让他感到非常悲愤。社会关系与生活条件的变化，促使诗人打破了对盛世的幻想，逐渐认识到“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赠比郭萧郎中十兄》）然后，开始把自己的遭遇跟昏暗的政局联系起来，这是诗人美好幻想碰到丑恶的现实而遭到破灭的必然结果，这种来自生活深切感知的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变化，对诗人的生活特别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发轫之作（兵车行）既是这一重要进展的标志，也是诗人创作走向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光辉里程碑。

公元755年到759年，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充分展现，从政信念愈趋成熟，安史之乱爆发，是唐朝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政治原因。诗人处在时代的大变动之中，又处在战乱的中心，曾几次追随刚即位的肃宗皇帝，二任左拾遗之职。“影静千宫里，必事七校前。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他把肃宗当作中兴的希望，然而不论是被俘逃生还是抗疏直谏都未得到重用，最终还是离开了长安，离开了宫廷。诗人与自己所属的士大夫阶段隔离开来，从流亡的饥饿的人民中和满目疮痍的村落间去观察肃宗的中兴。多年的困顿流徒、压抑深思，诗人已能用更加深邃的目光来观察社会，用诗歌不断褒贬，力求对政治事件产生积极的作用。击形诗《北征》便是诗人针对时局写出的政治论述性的鸿篇巨制。

摘编自《执著的用事之情一一从杜甫生平和创作看其执著的从政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