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职司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其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假他人之功的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 选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有删改 ）

宋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业的“黄金时期”与“经典时期”。宋代奠定了我国书籍雕版的出版方式及雕版书籍的基本范式，为我国此后的文化传播做出了伟大贡献。 宋代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文立国、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宋代的出版政策，总体上同其“文治”政策是一致的。宋代书籍出版审查、管理、惩治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而其实际管治效果的宽松又使这种宽松变得更甚。宋代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以文人为 主的官僚队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官僚体系。这个庞大的文人官员队伍，不仅从政治制度上，而且从作者、出版者、传播者、读者等多方面为宋代出版业造就了一支具有等量效应的国 家出版团队。

宋代通过科举考试不仅录取了大批人才，尤为重要的是在全国树立了学习与阅读的理 念，成为直接推动出版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力。科举制度确立了宋代读书人的基本学习范式，造就了他们基本相同的学习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此同一学习范式及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主导 下，宋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书人世界。宋代书籍出版的繁荣与教育发达是互为因果的。书籍出版促进了教育发展，教育发展也促进了书籍出版，从而促使书籍出版与教育的共同发展与繁 荣。宋代教育的平民化也促成了书籍出版结构的全面性，即书籍内容、种类的通俗化、平民化，开发出版平民化书籍，按照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生阶段策划出版不同的书籍，从而全面 开拓了书籍出版的社会空间，使得书籍成为一种具有大众媒介属性的社会化的文化传播媒介，因而对书籍出版的推动与促进是社会性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雕版印刷术作为人类媒介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种在宋代得到普及并形成的一种完善而成型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一种在宋代以前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创新发明——绝非偶然， 而是宋代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必然结果。宋代手工业作坊种类繁多，其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均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显著进步，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在宋代手工业生产 技术普遍进步的基础上，宋代形成了一门具有社会普遍价值的新型手工业生产领域——雕版印刷业，而与之密切相关的造纸、制墨等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虽然雕版印刷业大致在隋末 唐初已经产生，但是真正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手工业门类，应该还是在宋代。

同时，宋代城市的繁荣不仅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域市空间，从而使书籍出版中心赖以形 成；而且也为书籍消费提供了城市人口集合意义上的需求总量。同时，城市还为宋代书籍的销售与传播提供了空间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传播上的中心地位。

(选自田建平的《宋代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有删改)

李白无论在美学理论上或艺术实践上，对于美学的主要对象——美，均作了深入的开掘。在李白心目中，这种美的物质集中地表现为“清”。

清的含义极其丰赡。既有自然之清，又有人物、事物之清。大自然不加修饰、雕琢，以天生状态取胜，必含自然之清。所谓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即是一例。至于风清骨峻，则是指人物风神、品格之清；而清词丽句，又是指诗文之清了。清既含内容，又含形式。澄清、净洁虚空，均可曰清。

《古风五十九首·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抒发了诗人对于大雅不作，诗道式微的慨叹，指出了建安以后，延及梁、陈推崇靡艳，诗风巨变的弊端，并用“不足珍”句坚决否定之。所谓“绮丽”是特指六朝所染的风习，而不是泛指诗风的美丽。因为作为文学艺术风格的绮丽与淫艳无涉，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六朝的淫靡诗风影响极大，下逮隋唐，仍未绝迹。故李白抚今追昔，以古论今，提倡恢复远古朴实、清真的诗风，以振兴圣代（唐朝）的文学。因而李白所强调的“清真”，具有继往开来的时代意义，不仅发扬了王勃、陈子昂反对六朝风习的战斗精神，而且也给中唐韩愈的古文运动以积极的影响。

李白对于“凊真”的理解，不仅跨越了古今悠远溟漠的时空而显示出超越性，同时还表现为人物风神的清虚、灵动、潇洒、自由，艺术作品的清朗、淳真、精妙、传神。且看他所描绘的王羲之及其书法艺术“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王羲之爱鹅，山阴一道士说：“你为我写《道德经》，当以群鹅相赠。”王欣然命笔，写讫欣然携鹅而去。这个小故事原栽《晋书》。李白为了突现“清真”的自由、自然，特以“王右军”为题，作诗以颂之。为了追求清真，李白决心付出毕生精力。他在《古风五十九首·其一》中，高呼以清真取代绮丽，赞美群才“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紧接着表示自己的态度：“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一生写下了大量诗文，并以作品证实了自己的诺言。

大自然本身就是清真的，自然美客观地存在着，它不加雕饰地呈现在人的眼前。诗文也以清真为贵，尤其是山水诗文更应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李白以下诗句中得到启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襟，无时不招寻。……剪凿竹石开，萦流涨清深。登台坐水阁，吐论多英音。”这里强调出水芙蓉的自然美，诗情雅兴，油然而生。吟咏之间，不觉清光大来，清音暗生，不禁飘然而有清举、清扬之感。只有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去进行清照，才可见出它那本真的状态，才不会将大自然不需要的矫饰强加给大自然。

起兴之初，书法便是关乎人文的雅事，是依托文学的寄情书写，所以古有“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论述。因人文精神的表达，书法实现了“人书一体”，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相统一；也因人文内涵的支撑，不同书家书风不同，同一书家立意不同书亦不同，由此促使书法成为艺术并绵延千年经久不衰。人文性，是书法的灵魂所在，是艺术耀眼的光芒。

古往今来，书法的人文性为各时代优秀书家所重，由此成就无数书法经典。孙过庭评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张旭、怀素的狂草书写不拘一格。这些皆体现了书法文辞内容与书家心境间的互动性。因此，品读这些经典书法作品，不仅可以品其形式和文辞内容，还可以见执笔之人，即人文精神的高度和创作主体的人格力量。

除了“阳刚”和“阴柔”之美的互动相生，书法审美的时代性，也是艺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书法艺术自觉化以来，每个时期的书法都有其鲜明的时代性，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便是对书法艺术时代审美品格的高度概括。从艺术审美时代性嬗变中回溯，历史再一次阐明了艺术形式只是书法意蕴的表现载体，其内核是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

从人文精神的高度而言，书法经典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也是书法艺术体系建构的主体。继往开来的习书者皆重视经典，对经典的崇尚也往往是开创新经典的前提。艺术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存在，经典的出现作为历史的明证，强调了从“高原”到“高峰”支撑书法艺术健康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其文化母体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由此审视当代书坛创作，一些作品局限于形式表层，是由于创作者对书法的人文精神重视不够，未能从文化高度和艺术高度正确审视书法创作。

提升书法艺术人文精神，让经典人文价值观回归本位，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打造由传统通向未来的通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面对当今世界性的文化大交融，书家所能，是感时代精神，生创作激情，赋予书写审美品格和情感意象。如此，那些具有高雅人文精神的艺术作品才可更好地生成、发展和繁荣。

（摘自《人民日报》2019年06月02，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