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或“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来，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

当下大数据时代正在推动一场影响深远的思维革命。它将人类思维从有限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在大数据时代，史学家面临的将是如何突破数据无限的难题，一方面，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将更趋严重。一旦史学家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又无技突出重围，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述历史的能力。

作为极其古老的认识活动，史学一直是人类实现自我认知、达致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原始社会末期，大型史诗创生并广泛传诵，与神话一道建构群体内部的认同，从而维系了较大规模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并最终促成文明时代的到来。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史学更是在促成民族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建构了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起源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影响深远，其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述其远祖即溯至黃帝之子昌意。蒙元和满清，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但都自觉继承了为前朝修史的文化传统，其动因之一就是为了确立本王朝在这一时间体系中的位置。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而能长盛不衰，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民族共同体，离不开传统史学在推动群体认同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呼吁史学家们摆脱微观史学的狭隘局限，为人类思考现在及建设未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正在大数据时代走入史料无限之境的史学来说无疑是一次十分及时的提醒。

大叙事需要宏大的形式和时空，但过两者都非其本质。大叙事之“大”，主要体现在史学家的人文情怀上。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兼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藉此颂扬乃至炫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曾经焕发出的勇气和荣光。经典之为经典，除其事实详核外，更在于其文字之中处处渗透着对于人类命运的悲悯和关怀。大数据时代，凡一切能够量化的学术技能，都有可能由信息技术全部或部分代劳，唯有人文情怀是人类主体性的最后营垒，技术无法染指。作为一门思考人类自身的人文学科，史学必须警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导致的工具性话语霸权。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

（摘编自许兆昌《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

雅和俗

①雅和俗是相对而言的，昨天被当作是俗的东西，今天可能就是雅的东西了。六朝的清瘦俊爽之美，是极雅致，充满人文气息的审美，一入唐就逐步改变了。盛唐的宫廷审美，崇尚丰满肥腴，色彩浓艳厚重，与六朝相比，其俗是显而易见的。但久而久之，唐代的丰满肥腴、浓妆丽色被称为雅——雍容华贵气质的典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盛唐宫廷贵妇那种寓婀娜于肥腴的体态，确有妙不可言的雅状；唐马丰满壮实的造型，唐三彩或红白赭，或蓝白赭，或红蓝白的色泽，毫无媚俗相。苏东坡对吴道子的推崇，可当绘画的极致，但独不能容忍丝毫俗态，他把吴道子和王维作比较，在两人的画面前，他都爱不忍去，都有很高、很贴切的赞语，但最后还是认为王维要高出一筹。原因是王维的画中有诗，画如其诗一样“清且敦”。苏东坡已经点明了雅和俗的分野在于 。

②正如苏轼所言，绘画上的提倡文化修养，树立雅的标准，在晚唐就有滥觞之兆，五代出现了明确的提法，黄修复《益州名画录》把画分为四格，即逸格、神格、妙格、能格，认逸格为第一位，并声言：“画之逸格，最难其俦。”黄修复在一直被认为其绘画最高标准的“神”上，另立更高于“神”的“逸”，无疑是评论界对雅的入画的认可和推崇。其实，“逸”和“神”一样，是技巧和精神的混合，不同的是“神”包含了画家的匠心以及画家本人情感思绪的流露，但更多的是(    )；而“逸”则完全敞开了画家本人的精神世界，是技巧和画家（不是被描绘对象）的精神混合。

③因此，绘画上的雅、俗区别，是画家情调的雅、俗，表现在绘画情调中的雅、俗。北宋宫廷画院，注意到画家文化修养的问题，画院画多是带有诗意性的命题，著名的如“踏花归来马蹄香”，画蝴蝶追逐马蹄者夺魁，又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画艄工横笛卧舟尾者出奇制胜，再如“乱山藏古寺”，画荒山乱岭间飘然一幡以示藏寺之意者获褒。其实，这些命题画，只要在考题中略作婉转，即可不俗。然而，如此的不俗，与雅还有距离。绘画的雅逸，在于画法，而不是题材，不是曲意求题材之工。元代的雅逸，是两宋无法望其项背的，这是绘画发展的因果关系，也说明了绘画的发展是一个逐步雅化的过程。元代趋雅，完善雅化绘画的关键，是纳入书法笔法的画法上的根本性改革。据说，赵孟頫向钱选请教，钱曰：“能作隶家。”这牵涉到笔墨的精神状态，也即画家精神状态的表现问题。不管此说是后人杜撰还是真有其事，“隶”、“利”之分，或曰“戾”、“利”之分的焦点，是文人画和画工画，其实质还是画的雅和俗。

④为什么明代称为第一院体画家的戴进，后人赞扬他画得出色的同时，还要添一条读书少的尾巴？这种肯定中的否定，实际上是婉转的否定，否定他画的要点是不能雅。唐寅的老师周臣自叹画不如其弟子时，说出了一个致命的原因：自己少唐生胸中数千卷书耳！其中要点也是不能雅。周臣确有自知之明。俗话说：诸病可医，唯俗不可医。话有点绝对，但说出了俗病是顽症。然而用猛药可能会有所收获，但俗和雅之间实在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俗本身也有通俗和庸俗之分，但不管怎么说，俗总是属于初级阶段的东西。但如能加上一个“大”字，而成大俗，就不再是初级阶段的东西而成为高级的了，于是也就荣登了大雅之堂。齐白石本是木匠，其俗自不待言，他经努力，文化素养修炼得炉火纯青，更因其大彻大悟，又加上老天爷帮忙得以登大寿，终于大气晚成，其雅亦不待言矣。他的画有一种不修边幅的雅致，十分动人，这是悟性和勤奋的契合。假如周臣也奋起直追，也读他个千卷书，或许其画会有所改观亦未可知。

⑤俗未必是坏，民间艺术，如杨柳青、桃花坞的年画，俗到底，土到家，民间风味十足，同样可以达到生动的境界。只要有趣，但俗无妨，俗趣也是一种绘画趣味。俗有其大众化的优势，它明朗、健康、土情俚风，不矫不饰，为大众所喜见乐闻，是可以发扬和提高的。历来的雅艺术，都是从俗艺术中来的。

⑥雅是艺术的尖端，所谓的象牙塔尖是也。塔身、塔尖是共存的，因此，雅和俗的艺术，在社会中共存，是社会的共同艺术财富。“雅俗共赏”，不是指雅俗混杂的中间状的艺术，而是指雅和俗两种审美层次同具审美价值，在审美的选择上是同等的，欣赏者可各择其爱，评论也不能执一词而有所偏颇，创作者更应在各自的审美领域内尽情尽兴。

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义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又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 “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遒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