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与中国气派

汪建新

***诗词是20世纪最优秀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对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蔚为壮观的中国气派令无数人为之陶醉。

***诗词古朴典雅、对仗工整、抑扬顿挫，是运用旧体诗词形式反映现实斗争和现代生活的光辉典范。正如***对作家梅白所说：“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诗词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厚土壤，蕴涵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元素，从文化名人到历史典故，从民间故事到神话传说，从哲学思维到日常习俗，字里行间，俯拾皆是。***诗词中反复使用的意象，比如日月江河、风雪云雾、苍松腊梅、旌旗鼓角、炮声弹洞等，要么是历代文人骚客借以托物言志的传统物象，要么是现代作家用来描绘战争风云的常用素材，具有不同于别国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向反对使用古奥偏典，故作艰深晦涩。他借用的典故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颇为熟悉的，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牛郎神女、吴刚嫦娥。***引用或化用的名人诗句，如“一枕黄梁再现”“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等，即使不注明出处、不进行解释，也不会产生歧义。***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活语言，新鲜质朴、生动活泼。“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是行军路线、道路状况的真实描绘。“敌军国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是对敌我双方态势的分析判断。“当年鏖战急，弹洞千村壁”是战争遗址今昔对比的客观纪实。这种语言，经得起行家里手咀嚼玩味，普通读者也一看就懂。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倡导的文艺创作原则。前者强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再现，后者主张既表明对现实的态度又体现对未来的渴求。***诗词史诗般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使读者能够全面客观地体察中国人民的疾苦与心声，剖析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任务，重温20世纪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与沧桑巨变，追溯***跌宕起伏的奋斗足迹和心路历程。***诗词又洋滥着充满理性的激情，深沉而浓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以《七律·长征》为例，它是现实主义力作，也是浪漫主义精品。就纪实长征这一重大事件而言，它是现实主义的;从抒发红军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而言，它是浪漫主义的。每一句诗都概括了长征的某种特征，都再现了长征史诗的局部面貌，都赞扬了红军的钢铁意志和豪迈情感。真实的感受、磅礴的力量、澎湃的激情使《七律·长征》成为千古绝唱。

史学研究是史家对历史存在的考察，带有主观性，“思想”本身就是主观的产物，思想史研究的主观性更加突出。然而，“思想”作为历史的存在，其内涵和影响不会因为研究者认识的差异而改变，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这个存在。

达此目的，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握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思想者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力戒就思想论思想之弊。“思想”属于上层建筑，但是思想家生活于现实之中，提出的各种主张，无不来自于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直接间接地带着阶级或者阶层的历史印记，因而思想与社会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研究古人思想，首先要厘清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特点、思想家的社会地位和面临的问题，考察思想家个人及其群体对该思想主张的实践情况。唯其如此，才能明了思想家的主观追求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到思想对当时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和支持，又在哪个层面为现实社会提供了辩解和批判。

第二，全面系统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将其体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其源流，在把握其本意的前提下，认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相互连贯，互为支持，上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又为后世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同时有着具体的时代特征。同一主张、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因时而异，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必须科学分析其具体含义，完整准确地理解其思想体系，才能不违古人。而思想史研究，因其主观性突出，研究者的爱好、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司空见惯。但是，思想史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其客观性，并不能随意剪裁、望文生义。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就是因为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主张、逻辑、概念，有其具体的含义和指向，准确理解、系统把握是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否则，写出来的思想史著作，名为“思想史”，实际上和历史的属性相悖。

第三，站在时代高度，自觉分析今古。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分析和批判，古代思想家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关注现实、论证现实或者批判现实则是相通的，和古人对话自然要充分注意古人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责任担当。这要求研究者有关注现实的自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是从思想史的层面寻找、论证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更不是以古人思想武装现代人的头脑，是古非今，甚至是回到古代去，醉心于古人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以科学的理性，分析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面向未来。

从这个高度出发，在和古人对话中，才能以常理、常情、常识理解古人，才能通古今之变。

（摘编自臧知非《史学视域中的思想史研究》）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年画,古称 “门神画”, 是中国特有的民间美术, 也是一种古老的编辑出版形式。起源可上溯到古时在门上刻绘人物以抵御外敌入侵和鬼魅骚扰,祈求吉祥平安的风俗。年画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印制的? 推测应在隋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发展,木版水印年画逐渐兴起,这种雕版印刷,所用的各种颜色以水调兑,而不同于机器印刷时所用各种色彩的油墨。

滩头是湖南惟一年画产地,因刀功细腻、色彩明艳、线条流畅、雕版耐用,与天津杨柳青年画、江苏桃花坞年画、 河南朱仙镇年画并称 “中国四大年画”。 滩头年画有“中国民间美术一绝”美誉,集热烈、 奔放、 神秘、 夸张等楚文化特征于一身, 作为少有的传统手工木版水印年画,作品整体具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因而在中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被英、美、德、荷、日等多国大型博物馆珍藏。目前,滩头年画的传统作品已成为收藏界的热门藏品, 清版 《老鼠娶亲》 更是一路攀升, 每幅市场价格已高达6000元。

滩头年画内容广泛,大致分为神像、寓意吉祥、戏文故事三大类,题材主要来自民间传说和故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现存的二十几个品种成为见证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

滩头年画能名扬神州,也确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滩头素称纸业之里,以土纸为原料的滩头色纸、香粉纸和年画,合称 “滩头三绝”, 在国内外久享盛名; 隆回及附近地区盛产枣、梨、梓木,这些质地较硬的木材特别适宜雕版;邻近的永州市则是出刻工的地方,不少永州刻工长期汇集在滩头;印制年画的颜料大多为匠工自己采集的矿物和植物秘制而成,即使在南方梅雨季节也不易褪色,这是其他年画所不具有的。

近几年,滩头年画正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远去。 目前滩头仅剩下75 岁的钟海仙和70岁的老伴高腊梅还在执著地守护这一民间绝技。 四大年画的其他三家也日渐衰落,刻版、套印年画的传人都因市场萎缩而渐废技艺。

滩头年画日渐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文革”期间 “破四旧”,当地政府以滩头年画宣传封建迷信为由,将几乎所有的画版收去当柴烧掉,致使现在很多年画版都已失传。19世纪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给传统手工年画带来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滩头年画的衰落不能怨天尤人,还得从自身找原因。印制年画用的木版一经雕成,可以用上几百年,导致滩头年画内容单一,形式老化,已经不能适应大众需要,年轻人对传统年画更不感兴趣。

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失去实用性的年画更加濒危。与年画一样,民间绘画、雕塑、戏曲、剪纸、皮影、烧造、服饰、装潢工艺等传统民族民间文化整体生存状态也令人担忧,亟待抢救。

(摘编自 《从滩头年画看中国濒绝民间艺术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