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胡同第几槐

刘心武

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那株巨槐，我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巨槐叶茂如伞，网住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香气，然后，就会从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后来我搬出那四合院了，但依然会在梦里来到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把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将它晾干后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噩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除了院子里的槐树，还有更可爱的胡同路边的路槐。槐树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

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是槐树。

东四牌楼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荫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轿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城市的改变当然包括着拆旧与建新，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多划分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此前提下，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取材于《北京青年报》，有删改)

炖马靴

迟子建

故事发生在1938还是1939年，父亲说年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令，寒冬腊月，他们抗联部队的一个支队，二十多号人，清晨从四道岭小黑山的密营出发，踏雪而行，晚饭时分，袭击了位于中苏边界的一个日军守备队。

那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为切断老百姓与抗日队伍的联系，他们大规模实施归屯并户，大片农田荒芜，无数村落夷为废墟。父亲说自此之后，队伍缺粮少衣，陷入被动。

四道岭在哪里？我在地图上找不到。父亲说除了四道岭，还有头道岭、二道岭、三道岭和五道岭。这些岭呈刀锋状，易守难攻，适宜做密营。他们最初的营地在头道岭的大黑山，那里狼多。有这样一条母狼，它双眼瞎。自打发现支队的行踪后，就一直凭声音和嗅觉尾随他们，求得生存。

父亲是火头军，他可怜瞎眼狼，做了几个鼠夹子，将拍死的老鼠扔给它。到了漫漫长冬，蔫巴巴地尾随着队伍，父亲总会想方设法给它口吃的。这条狼有年正月，突然消失了！三个月后，父亲说和战友为前方的大部队运粮，在二道岭遇见它。它居然大了肚子，怀了崽了！两三年不见它，大家还念叨，父亲还会在队伍偶尔开荤时，将吃剩的骨头，扔在附近的山洞。

太阳落山后，侦查员带来消息，三辆摩托车驶离守备队，带走了十一个日本兵，看来他们是去镇上的烧锅了。父亲说支队长没有犹豫，下达了进攻令。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那三辆刚离开不久的摩托车回来了！十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回来了！

父亲说他们受到了前后夹击，优势立刻转为劣势。

他们没有全军覆没，得益于一位战士。当靠近粮库的副支队长下达了撤退令，这位战士咬着牙，趁乱爬向弹药库，用自制的手雷引爆了弹药库。日本兵赶紧转向粮库防御。

父亲就从弹药库北侧逃了出来。

父亲停下的一刻头晕眼花，后背的锅猛地一震，父亲马上意识后有敌手追击！父亲本能地卧倒，拔出枪来，匍匐到一处雪坎，紧盯着那个方向，就在敌手露头的一瞬，打了最后一枪，击中了他的左肩。

在飞雪中又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午夜时分，父亲在靠近河岸的灌木丛停下。发现干粮袋靠近后脊梁的部位，有道寸长的口子，炒米白白流失了。

父亲说他卸下锅和枪，看着敌手一步步逼近。可是敌手趔趔趄趄靠近他时，既没做出战斗的姿态，也没举手投降，而是一头栽倒在雪地上。

狼嚎声越来越近，父亲听出至少两条狼在叫，一种声音富有攻击性，凄厉而有穿透力；一种比较婉转、犹疑，让他有似曾相识之感。父亲发现狼发声之处的灌木丛，只有两个黄绿色的光点在闪烁，那是狼眼发出的光。这说明另一条狼的眼睛是不发光的，它不是瞎眼狼又会是谁呢！

敌手怕自己最终会成为狼的盘中餐吧，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拼尽全力，拍一下自己，然后指指篝火。父亲明白，他想让他火葬了他。

敌手挣扎了最后一程，凌晨两三点钟死了。父亲再次搜敌手的身，他只在军服的口袋里搜出两样东西，一个是一方蓝格子手帕，另一个是长方形金属外壳的镜盒。打开一看，里面竟夹着一张二寸的黑白相片。父亲凑近篝火一看，那是个穿着印花和服的姑娘，微微垂头，浅浅笑着，满眼都是甜蜜。父亲将镜盒放回敌手的口袋，而将蓝格子手帕揣进自己兜里了。

父亲发现敌手穿着的马靴，是上好的牛皮的。父亲将这两只靴子从敌手脚上拔下来，靠近篝火，用钢刀切割靴子。望了一眼敌手，他死时眼睛没闭上，父亲停下手，将敌手的那块蓝格子手帕掏出来，走过去蒙在他脸上。

父亲划开马靴，得了大大小小的牛皮，一共十块。他将它们放进雪堆，一遍遍揉搓，投进锅里，开始炖马靴了。

父亲捞出最大那块马靴皮，切下一小块，填进嘴里，将余下的一分为二，撇给盘踞在灌木丛的狼。又炖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嚼得动了，父亲吃了两块，体力恢复了，抬头望了望天，雪停了，但夜空还没晴朗起来，望不见北斗星，不知置身何方。父亲借着残余的篝火，望见了一生难忘的情景，两条狼一前一后，前面的狼高大威猛，后面的狼矮小瘦削。前狼挣扎着向前，后狼拼死咬住前狼的尾巴，试图阻止它的步伐。父亲认出了后狼就是瞎眼狼。前狼让步了，瞎眼狼将它生生地拖回灌木丛。父亲长呼一口气，感恩似的分出两块牛皮，投给它们。

最终父亲划拉了一抱柴，将篝火调得旺旺的，拔腿出发了。

后来的故事，我和母亲差不多都能背诵了，天连阴了三天，不见日月，瞎眼狼和它的孩子在前引路，把父亲领出迷途。他们靠着所剩的煮熬的马靴皮，和深埋在雪下的红豆浆果，以及山洞的骨头渡过难关。而那些骨头，有瞎眼狼备下的，也有父亲当年丢给它的。

父亲说栖息在山洞的那三天，瞎眼狼守候在洞口外，也不忘了叼着小狼的尾巴，怕它万一不听话，会对父亲下口吧。

父亲去世的次年，母亲也走了。炖马靴的故事，只有我一个人给下一代讲了。

最后我要补充的是，父亲每回讲完炖马靴的故事，总要仰天慨叹一句：人呐，得想着给自己的后路，留点骨头！

（选自《钟山》2019年第1期，有删节）

文化如何助力中国梦

马建辉

人们常说“诗必盛唐”，没有唐诗就没有盛唐，正是唐诗的大豪迈、大气度、大光焰、大悲悯形成了盛唐精神。盛唐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振兴，而以诗为核心的盛唐文化对于这次振兴，不仅是一种表现和摹写，更是一种深度参与创造的精神性、灵魂性力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了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顽强生命力及其对于民族进步的强大推助力。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这是对优秀文化产品，特别是文艺作品作为推进民族复兴强大动力的有力肯定，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文艺创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优秀文艺作品以其动之以情、劝之以美的特性，“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既可以动员、鼓舞本国人民，形成民族、国家发展进步的强大内驱力；又可以打动、感染和悦服国外读者和观众，形成实现中国梦的善意的外部助力，使民族复兴的前景越来越美好。

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繁荣发展与之相匹配。其道理就在于如果只着眼发展经济，文化上的建设跟不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失去平衡，就会导致物欲的非理性膨胀，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人的品德养成而言，没有节制的物化扩张和与之相伴的私欲膨胀是有毒的，而作为一种精神救赎的文化建设则是其解毒剂。有一个时期，人们讲道德滑坡，为什么道德会滑坡呢？就是强有力的文化建设没跟上，对物质欲望的管控节制机制失灵了。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也就是德的建设。文化建设作为德的建设，其主要价值就是在经济成长的进程中抑制泛滥的物欲，净化人们的心灵，修复人们破碎的道德感，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使我们的民族能够树立起一种理性精神和崇高品质，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和道路。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无论其物质生产如何发达，物质积累如何丰富，它都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衡量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否，不仅有经济上的指标，更有文化上、精神上的指标。当然，提升民族境界是一个艰难的道德爬坡的过程，不是只搞几项文化工程就可以实现的。一个民族的道德境界，是这一民族成员的道德境界的集中体现。因此，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在民族境界的塑造和提升上发挥作用，就必须融入社会生活，与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民族成员在实践中能够体验它、感知它、领悟它。而作为人们现实生活的形象、生动、细腻反映的文艺作品，在这方面显然具有着更为独特的长处和优势。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民族成员就会为核心价值观的蕴涵和魅力所吸引，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出自《文心雕龙》，“疏瀹”意为引导使畅通。“澡雪”意为洗涤使清洁。），获得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洗礼，进入到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随着这样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的繁荣发展，民族成员就会得到普遍的精神滋养，民族的道德境界也会随之得以不断提升。

（选自2015年2月28日《光明日报》）

在中华文明中，足以担当精神价值之任的是中、和、乐三种价值。也就是说，中华道术、道德及艺术所体现的对人的精神生命最具关切性和重要性的属性分别是：道术中，道德和，艺术乐。

在中华文明中，道术主要表现为对人道的探索，而“中”便是中国人人道真理观的最高体现。“中”即不偏不倚、适中、中庸。从《论语·尧日》篇看，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就被当作核心价值与最重要的政治智慧代代相传。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论语·尧日》对尧、舜、禹传道过程的记述，已经充分表明儒家对“中”的重视，其提出“中庸”“中和”等观念绝非偶然。至于老子的“守中”、庄子的“养中”等学说，无疑也是对早期“中”思想的继承与弘扬。还有，佛家以中道为最高真理，大大丰富了中华中道观。

“和”即和合、协同、合作、亲和，是中华文明中的最高道德理念。在先秦早期，“和”的价值是在与“同”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和”即不同事物和美整合，“同”是同一事物简单积累。后来，孔子进而将“和”“同”引申为道德范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观念结合，又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所谓“同”，是指同一种事物或观念的相加，显得十分单调。因而，和而不同又意味着兼容并包与追求平和。《周易》乾卦《彖》更是将“和”提升为宇宙法则，提出“太和”这个重要概念。

“和”也是道家和佛家的基本价值范畴。老子一方面以“和”为宇宙法则，“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另一方面又以之为常道，即最高道德法则，“和日常，知和日明”。“六和”观念，则体现了佛法的基本道德原则。

至迟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人就赋予了音乐以道德意义和教化功能，甚至将其与“礼”并称，因而中国早期的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音乐之中，而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又是密不可分的。音乐的功用是让人快乐，正如《礼记》所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鉴于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的这种密切关系，对音乐的重视必然带来对快乐的追求，这从早期典籍中大量出现的“乐”字可以窥见端倪。以《诗经》为例，如“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等等。由此可见，“乐”为中华最高艺术价值。

“乐”也是儒家、道家、佛家的共同价值。见于《论语》的“孔颜乐处”一直为后儒所称颂，《庄子·至乐》中的“至乐”“天乐”则是一种与道冥合的超然之“乐”，更不用说佛教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了。

（摘编自光明网郭沂《中和乐：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