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说当成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的工具，相信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如果人们要表达思想，为什么要采用小说的方式，直接写成理论文章不是表达得更直接、更明确吗?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小说是人们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在日益开闭的公共话语空间里，小说家应该具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应该通过小说直接参与到对社会，人生进行理性的思索中来。另一方面，小说作为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整体把握复杂性的独特优势。

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对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认识得更加清楚，而抽象的思想理论往往难以统领这个复杂的世界。理性思维和理论思维采取抽象的方式，把世界活生生的细节抽象成一个个概念，把世界上各种类型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爱打呼噜的人和爱吃零食的人，都抽象成一个“人”字，而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这些血肉都被抽象掉了。过去崇拜抽象思维时，会认为这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没有意义，但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细节，这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是很重要的方面，这时候就显出了小说思维的长处，小说是作家构建的一个形象的世界，形象具有多义性，同一个形象，因为读者条件的不同，会做出不同的理解。小说形象也是一种意义符号，但它是一种能指远远大于所指的意义符号，这一特点更好地吻合了人们对于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小说用形象来思维，就是一种有血肉的思想，就带来了小说思想性的神奇性和无限可能性。

昆德拉是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是非常强调小说的思想能力的。他很欣赏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就因为他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被作家的思想所震撼，他感叹说：“判断一个时代的精神不能仅仅根据其思想和理论概念，而不考虑其艺术，特别是小说。19世纪发明了蒸汽机，黑格尔也坚信他已经掌握了宇宙历史的绝对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发现了愚昧，在一个如此推崇科学思想的世纪中，这是最伟大的发现”昆德拉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小说在总结一个时代的精神实质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家应该成为思想家，但同时作家又不能代替思想家，相反。作家经常要从思想家那里吸收思想资源。因此，作家和思想家自现代社会以来逐渐结成了最亲密的联合阵线，作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就将思想的力量发挥到最大的程度。思想家提出了新的思想，小说家将血肉赋予了各种思想，同时也就更加深化了思想。

小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表达思想。铁凝曾把这种小说的特殊表达称之为”思想的表情”，她说：“小说必得有本领描绘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才有向读者进攻的实力和可能，”“思想的表情”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小说家并不是像思想家那样直接宣讲思想，他不过是在描绘思想的表情；一般的读者阅读小说也只是在感受思想的表情，而不再去追究思想本身；但批评家要做的工作则是对隐藏在表情背后的思想进行阐释，甚至应该将小说中的思想激活，使其变得更加丰富。

（摘编自贺绍俊《小说：为时代生产和储存思想》

素食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墨子》记载：“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清人孙诒让注：“素食，谓食草木”。素食又称“蔬食”，《礼记》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东汉郑玄注：“草木之实为蔬食”。素食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饮食传统，中国以及整个东亚，饮食皆以谷物和蔬菜为主，与西方以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是不同的。舌尖之上是对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化精神的倾向。中国古代素食传统有着深厚的国学蕴涵，饱含着动物关怀精神，包括爱惜、同情和敬畏。其中敬畏之心，是相对于现代动物伦理所独有的精神特质。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动物视为生活资源，心怀爱惜之情，并有节制地取用，是古代中国关怀动物的主流思想。熟知的典故，如成汤“网开一面，德至禽兽”、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主张有节制地捕猎动物。

从人类认识的进程来看，在认识到万物与我是有区别的截然两物之后，再认识到万物与我的本原一体，是更深刻的认识。古代中国早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的哲学命题。深切地从动物生命身上直接体认这种思想，以恻隐之心同情动物，《孟子》最初表达了这种思想：“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宋儒程颐否定了动物天生作为食物的观点：“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有蚁虱而生耶？”（《河南程氏外书》卷八）晚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鸟兽与人同本而至亲，“知识灵明，其去人盖不远矣，其知痛苦亦甚矣”，主张戒食动物，并预言未来世界一定是素食的社会。

对动物的恻隐之心，是在思维深处对“浑然与物同体”的默会体认。只有默会了鸟兽的疼痛恐惧与我的疼痛恐惧是同一个疼痛恐惧，鸟兽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方才会有发自情感深处的呼应。在此意义上，同情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直接认知，这在中国哲学中称为“良知”，即一种不假思索的善意。

早期中国对动物的道德化，不唯赋予各种动物以特定德性，亦将动物纳入一个道德谱系中，是一种深层次的宇宙图景的精神化。《大戴礼记》中有一个本体意味的万物谱系：一般动物（毛羽介鳞）和人同处于自然世界，麟凤龟龙等祥瑞动物（简称四灵）与圣人处于更高的神圣世界；平行的双层世界又有垂直的投射关系，四灵是动物之精，圣人是人之精。在哲学意义上，四灵象征从一般动物抽象出的超越的德性实体，圣人表示从人抽象出的超越的完善人格。《春秋繁露》还记叙了四灵出没的条件：为政者若爱惜、恩惠动物时，四灵便作为令人崇敬的祥瑞象征而出现；若残酷对待动物时，四灵便会隐退，并出现令人畏惧的自然灾难。在此意义上，敬畏四灵和爱惜动物不是对两种对象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内外贯通的关怀：对动物的爱惜，就是对四灵的敬畏；怀敬畏之心去施行爱惜，以爱惜之举来表达敬畏。

当代学者乔清举创见性地将祥瑞动物列入动物生态伦理的范畴，以四灵为例指出了“动物作为自然的神性标志的生态意义”。对中国思想有深切领悟的法国先贤史怀泽，曾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不过，“敬畏生命”落实到动物后是同情，与古代中国对祥瑞动物的敬畏之心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在史怀泽的思想中，动物并不具有神性。这不难理解，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只有上帝才具有唯一的神性位格。而在古代中国，至上神“帝”早在周代既已取消，祥瑞动物作为“帝使”是德性的神圣象征。在此意义上，敬畏的真正对象不是四灵，而是为四灵所代表、为自然生命所承载的德性本身。

（ 选自王汐朋《中国素食传统的国学蕴涵》，有删节）

个人与家庭融合，家则与国同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也可以说，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扩大。同样道理，“孝”能齐家，也能治国，这一传统也是从舜帝开始的。

《尚书》说虞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家庭道德原则，人们都能遵从这五种原则，于是实现了社会和谐，国家治理的任务也基本完成。就“齐家”而言，虞舜仅以“孝”就能做到“克谐”；“治国”则需要扩大为“五典”，也就是给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都确定相应的道德原则，让每个成员都具有“安守本分”的权利和义务。“五典”得到的原则虽说已经扩大了内涵，但“孝”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孝”不仅是家庭道德“五典”之本，也是社会道德“仁”之本。《孟子·离娄上》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样一来，“齐家”的孝道就扩大为治国之道。

以“孝”为纽带，将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结为一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在《孝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开宗明义章》将孝的含义确定为三个层次：“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进行解释，家庭的“事亲”、国家的“事君”与个人的“立身”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实践路径上还有“始”“中”“终”的实践过程。

从《孝经》中可以看出，孝道的内涵是有层次性的，而孝道的实践更是有层次性的，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规范和标准。如天子之孝是立身为范，以自己身体力行之孝来带动天下百姓的孝道。诸侯之孝则在于小心谨慎、循规守法。对普通百姓来说，只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就行了。因此，职位越高，孝道就越宏大，其价值就越重大，其要求就越严格，就越需要发挥表率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孝道不仅将个人、家庭和国际爱三者统一了起来，还把岗位职责、家庭职责与社会职责三者统一了起来，个人奋斗的实践路径以三大“职责”为基础并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实现从个人心和到群体家和再到天下共和的目标。这是中国传统孝道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

人在家中，家在国中；国依托于家而存在，家依托于人而存在——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本就是天然生成的。顺应这种天然之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路径，以心和、家和、天下和为价值目标，将人生奋斗、家族荣誉、国家治理三者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传统孝道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遵循和利用人生规律、社会规律的大智慧。几千年来在社会实践和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大成效，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做出了大贡献。

（摘编自陈仲庚《心和家和天下和：传统孝道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与实践路径》）

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形式上介于诗与文之间，语言大体整齐、押韵，但又经常夹杂着散文的句式，往往铺排华美的辞藻章句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说明赋这种文体在《诗经》中就有了它生命的因素，到了《楚辞》，这种因素又扩大了疆界。及至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等作品，一方面吸收了《诗经》《楚辞》作品中语言整齐、押韵的特点；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楚辞》作品中铺排的写法；同时，又融合进纵横家说辞问答、铺排议论的因素，并以“赋”名篇，从而形成了一种新文体——赋。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指出了赋的文体形式由古诗衍化而成。刘歆在《艺文志》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的创作，从荀子、宋玉起，则以赋的形式体物言情。荀子、宋玉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

《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所说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春秋之后，贵族不需要也没有机会用背诵诗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思了。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掌管，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于是“不歌而诵”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人们称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赋讲究韵律，但它的韵律是为了诵读，而不是为了配乐演唱。当然，后来有些诗也“不歌而诵”了，但那是诗与音乐逐渐分离的结果，不能由此而证明诗歌原始阶段具有歌唱的特征没有存在过。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在《诗经》中，“赋”和“比”“兴”都是一种艺术手法，“赋”指“直书其事”。到了《楚辞》，发展到对“其事”铺排开来叙写，为赋这种文体的出现准备了条件。“铺采文”，铺，即铺叙、敷陈，言赋直陈其事，不取比兴。一方面是强调赋铺陈直叙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是强调赋文辞华丽的语言特点。晋代陆机的《文赋》明确地提出了诗与赋的文体区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意思是说，诗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所以要绮丽细腻；赋是用来铺陈事物的，所以要清晰明朗。再说“体物写志”，志，一般指思想、志向，当然也包括感情。刘勰更是把“体物”，即铺陈描绘事物形态风貌，认定是赋“写志”的一种“载体”，道出了赋融体物写志为一体的本质属性。这样，赋的基本特征，就在“铺采文”的艺术形式与“体物写志”的思想内容相互统一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