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规与国法

崔永东

“家规”即家内规矩，“国法”即国家法律。两者各有自己的领域，对稳定家族秩序和国家秩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家规提倡“孝道”价值观，凸显家族利益至上的原则，注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国法提倡“忠道”价值观，凸显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重视忠君爱国、无私奉献。。

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功能上又可以互相支撑，在内容上也可以互相补充。儒家的传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国同构”的背景下，“移孝作忠”是完全可能的。“家规”重在“修身、齐家”，“国法”重在“治国、平天下”，一个恪守家规的人必然能够遵守国法。在此层面上，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家规连着国法。家规是治家教子、修养心性、立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家训”“家戒”等内容，家训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必须怎么做”，家戒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不能怎么做”。以山西闻喜历史上著名的《河东裴氏家训》《河东裴氏家戒》为例：“立志向善，做贤子孙。贻谋燕翼，勿忘祖恩。”“人生百行，孝顺为先。”“置身社会，公德第一。爱惜公务，遵守序秩。时时警惕，留心错失。”“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丰家裕国，莫此为先。秃惰奢靡，祸害无边。”这就阐明了在家修身与在外治国的关联性，揭示了家规通向国法的功能性价值。

明末清初的朱柏庐所撰《朱子家训》，被誉为家训中的经典，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立身处世之大成。诸如“自奉必须俭约”“勿贪意外之财”“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于信也”等，揭示了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内容上互通、在功能上互补的道理，令人感受到二者之间互为“统一体”的气质。

从历史上看，家规与国法存在着很多的共同性。均以维护儒家伦理秩序为其共同的使命。无论是家规还是国法，它们都将儒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转化成了制度安排（家规属于家族制度），使道德的“软约束”与制度的“硬约束”完美地结合起来，靠制度的力量来督促人们积极践行儒家道德，从而形成一种具有良风美俗的社会秩序。

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主流上看，家规与国法有着共同的精神纽带，即儒家的伦理道德。家规与国法共同将儒家道德加以制度化，体现了德、法共治的价值取向。这对我们是是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说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国法完善的话，那么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则有赖于家规（家族法规）的完善了。因此，为了重塑家族法规，我们有必要为其注入新时代的内容，使其适应新的时代，并结合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使古老的家族法规在整合基层社会秩序方面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电视剧艺术的新收获——当前家庭伦理剧述评

牛寒婷

电视剧发展达到的艺术高度折射出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的实力与水平，民族文化的承继也在电视剧中突显。电视剧的制作者是否拥有文化自信，如何在作品中传达文化自信，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这方面，家庭伦理剧是个突出的例子。正是国人特有的伦理观念构成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这类剧在传递文化传统方面的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从具体作品看，《金婚》《媳妇的美好时代》《老大的幸福》等一大批表现家庭生活的电视剧热播，继续着上世纪90年代《渴望》的家庭剧路线，展示现代社会的家庭伦理关系，表现忙于奔波的现代人在物化、冷漠的现代社会中向家庭和亲情的回归。这类剧中的优秀之作，往往把家庭伦理关系的展现和现代个体自我成长的历程相结合，突显个体在家庭关系中的成长，这种成长观照个体精神维度，把自我精神的构建和认同作为落脚点。

家庭伦理剧的伦理观念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传统的伦理文化精髓，传统文化对家庭的重视、家庭关系和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的伦常，都成为现代伦理观的重要。二是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资源的借鉴，含平等、自由、博爱等。应该说，现代伦理观是既从个体出发、维护个体精神成长和精神向度，又注重家庭成员间亲密和谐的积极的伦理观念，它在个体和家庭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家庭伦理剧通过刻画现代个体的情感和心灵诉求，对人与人、亲人与亲人之间源自人性的真诚、爱意、信任、扶持与矛盾、冲突等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察与展现，从而获得广泛认同和收视热潮。如《媳妇的美好时代》既轻松、幽默，又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观众在含笑带泪的沉浸中反观自身、思考伦常。

精品家庭伦理剧达到的艺术高度，是创作者站在文化自觉的角度上对传统伦理观念如何与电视传媒及电视艺术的表现形态对接进行深刻思考的体现。这是市场给艺术创作带来积极影响、推动创作的结果，同时，创作上的自觉也张扬和展示民族文化。家庭伦理剧对现代伦理观念的构建，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筛选式继承，显示民族文化自身的重新审视和观照，这是真正意义的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性的突显。一些家庭伦理剧在展示传统伦常时，失去艺术真实，反而失去可信性，引发观众的困惑，也引起争议。

从民族文化重新审视和观照自身的文化自觉，到最终确立弘扬民族精神、展示艺术风范、建设精神家园的文化自信，需要跨越文化上必经的发展阶段。具体到艺术领域，则需要艺术创作保持市场与个体自由创作间的平衡，需要重新阐释并汲取、发扬民族文化的精华，需要在艺术上不断探索与创新，需要艺术活力的内在激发。

蚂蚁、白蚁、蜜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同时又是蚁冢、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层，我们才最巴不得它们是异己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四只或十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头死蛾，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压压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白蚁在有一个方面更为奇特：群体变大时，其智慧似乎也随之增加。小室里有两三只白蚁，就会衔起一块块土粒木屑搬来搬去，但并没有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建造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白蚁加入，似乎达到了某种临界质量或法定数，于是思维开始了。它们开始把小粒叠放起来，霎时间竖起一根根柱子，造成一个个弯度对称的美丽拱券。一个个穹顶小室组成的晶状建筑出现了。

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找花蜜的单个蜜蜂仍然是属于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营建蜂窠的时候，看上去就像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它的一半家口离窠而去，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要离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着新的蜂王，于是，像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多个单独的动物合并成一个生物的现象并不是昆虫所独有。黏菌的细胞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在做着这样的事。起初，它们是一个个阿米巴状细胞在到处游动，吞吃着细菌，彼此疏远，互不接触，选举着清一色的保守党。然后，一阵铃声，一些特殊的细胞放出聚集素，其他细胞闻声立即聚集一起，排成星状，互相接触、融合，构成动作迟缓的小虫子，生出一个富丽堂皇的梗节，顶端带一个子实体，从这个子实体又生出下一代阿米巴状细胞，又要在同一块湿地上游来游去，一个个独往独来，雄心勃勃。

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动物中最具社会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赖，联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我们却并不经常感到我们的联合智慧。然而，我们也许是被联在一些电路里，以便贮存、处理、取出信息。但电路好像还在，即使并不总是通着电。

（摘编自《作为生物的社会》）

中国戏曲诞生于十三世纪，是一种形态和内容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其他表演艺术综合而成。戏曲中每一个元素都有特定的含义，是中国文化的体现。

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其种类繁多，不同地区都有各异的戏剧种类，比如昆曲、坠子戏、粤剧等。不同剧种使用的乐器也有区别，比如，京剧使用的是管弦乐和打击乐。

中国传统戏曲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的喜爱。中国元代时期是戏曲的黄金时代，元代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戏曲作品。这些作品至今被中国人以及外国观众所喜爱。而在中国明代时期，戏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代。

中国传统戏曲的内容涵盖了各个方面，创作十分广泛。一些经典戏曲是以讲述爱情故事为主，比如，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戏曲《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还有一些戏曲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

（摘编自2018年12月12日环球网）

2017年，陌陌直播做了一期“国粹艺术来袭”的直播节目，北方昆曲剧院演员邵天帅和北京京剧院演员白金，第一次被请进直播间进行网络直播表演。

那次接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观看总人次超过140万。直播中，邵天帅和白金两位青年演员，不仅表演了《牡丹亭》《长生殿》《贵妃醉酒》等经典剧目，还为网友介绍了妆容、服饰等戏曲知识，网友与他们不停地互动交流，并在听得尽兴之余把“小金熊”“金话筒”等虚拟礼物送给二人。

在白金看来，戏曲等传统文化曾经一度面临传承困境，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自身内容和形式，没有跟上现代社会多样化的审美，而直播的出现，则“倒逼我们不得不做出改变，否则没法面对直播间里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观众”。

酷狗直播平台的主播庄妃，本是粤剧演员出身，擅长粤剧、京剧、川刷等传统艺术，拥有超过20年的舞台表演经验。入驻酷狗直播后，庄妃将网络直播特效与戏曲结合在一起改编莲花手舞，并在戏曲表演中穿插粤语说唱，让传统戏曲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和追捧。

（摘编自2019年3月20日《光明日报》）

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推进戏曲传播与普及？日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围绕“戏曲传承与网络直播”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于戏曲，传播和传承同样重要，如果不能吸引年轻人，发展必然受限。“文化领域有许多优质内容，但缺少优质传播，尤其是当下基于新媒体的传播。在戏曲领域，问题尤其突出。”面对进剧场的观众日益减少的现状，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陆先高说，“网络直播与传统戏曲结合，既能拓宽传统戏曲传承传播的渠道，又能丰富网络直播的内容、提升网络直播的内涵，更能有效扩大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可谓一举多得。”

比起传统的舞台演出或电视转播，网络直播有着独到优势。中国评剧院院长侯红说，网络媒体传播打破了时间、地点的枷锁，不拘泥于时间先后、人数多少和场地大小，能在电子产品上随时播放、回看，十分自由。再者，网络直播的内容十分丰富，演员的排练是怎样的，服饰、化装有什么学问等台前幕后的方方面面，都能链接到多平台上展示、互动。“这样不仅能大幅促进宣传推广，观众的反馈意见还利于提升品质，让艺术更好地服务人民、让观众检验。”

不过，戏曲携手直播也必须注意一些问题。“快餐文化没有足够内涵，年轻人的关注会迅速递减，但对传统文化的渴求会自觉回归。”侯红说，因此不能为了吸人眼球而过于娱乐，甚至违背原则，扭曲戏曲的内涵和灵魂，只有尊重艺术规律，才能营造利于戏曲健康发展的传播格局。

（摘编自201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