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态度“的文化

单士兵

最近文化圈里流行的一个热词，叫“有态度”。文化当然是应该“有态度”的。不过，在我看来，不论是哪一种文化人，如果只是在刻意标榜自己“有态度”，以显示其孤高与特立独行的个性，其实未必是最值得激赏的。毕竟，真正赋含价值的“有态度”，并不是一个人摆拍的表情与姿态，而应该是一种群体性的记忆唤醒与价值认同。文化的最大价值，应该是由孤立的个体情感转向整个社会的情感共鸣。

农民工版《春天里》传递的情感与价值，完全是来自于一种自觉的意识，它是完全尊重社会现实自发的本真表达，彻底摆脱了一切约定俗成的文化框架与艺术***周强，让他也听得热泪盈眶，甚至两次推荐这首摇滚。由此，很多人也期待能有更多的权力去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权利。文艺介入政治的姿态，或者是批评，或者是建设。而这二者有时在目的性方面，又会有其统一性。现在看来，农民工版《春天里》就是真正“有态度”的文化，如果能够在倒逼权力赋还底层权利，或者唤醒权力关注社会公平方面，起到哪怕是极其微薄的作用，当然就是这首摇滚的最大价值。

在这个过度崇拜文化英雄、迷信文化权威的年代，农民工版《春天里》能够带来强烈情感共鸣，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说明那种刻意强调“态度“的文化表达，容易脱离公共基础而显得太过虚弱与伪饰。这实际就要求，当前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平台，让那些真正反映人们普遍与真实的文化声音得到充分传播。

（选自2010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古代“家”学

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形象，蕴含了中国人关于人生和宇宙意义的基本解释。中国古代丰厚的“家”学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探寻终极幸福之源的人们，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资源。

在古人看来，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没有家的庇护，身、心、灵将会漂泊无依。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以及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支持自我成长、成人的必然前提。

家以沟通协调差异之间的关系为起始，以实现“和而不同”“亲密差异”为旨归。家以保全生命、延续族类生存的方式汇合了一切可能的差异性，生成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诸如性别差异、性际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等，这些差异支持并维护着家的存在。在对待“身份差异”的“正名”中，规定与“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之“实”；在对待性别差异中，视两性之“和”乃人伦之始，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在对待姓际差异上，视两姓之和乃“附远厚别”，乃“万世之始”；在对待年龄差异上，其“尚齿”的文化，主张代际之间的“父慈子孝”、同代人之间的“孝悌”精神，显示出特有的智慧。这些共同构成现实家庭中的亲缘情理。

古人以身家一体为本，类推于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构造出艺术化境域的亲缘情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一体化的身体，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

故有敬其身就是敬其亲，伤其亲即为伤身体的亲缘情理，这种以身为根本生发的亲缘情理，由亲爱之情类比类推于人类社会与天地万物之间，同时将个人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推及人类社会和自然。所谓“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由此不难理解孟子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种以身家为本的情感和义理，不仅“亲亲而仁民”，而且“仁民而爱物”，以一种艺术化的境域，充塞天地之间。

从原本意义上讲，人是栖身于亲缘共同体，并从中获得安定感和幸福感，唤起神圣使命感的居家之人。中国古代以身家一体为核心，将家的亲缘情理推及他人、社会和宇宙，符合生命本身的轨迹，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

（摘编自《中国古代“家”学丰厚》）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美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

当代的儒家伦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国儒家关于美、德关系的看法限定在个体化的人性养成方面，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按《诗经·泮水》等文献，起码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存在完整的国家礼乐教育体系，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民间有痒序。宋元以降，借助话本和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乐精神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