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集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兰亭集序》被认为是中国书法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尽管与之相随的是，《兰亭集序》的真伪之辨从来没有停止过。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宋代学者，而较有说服力的是清末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秘书的李文田。他工书善画，学问渊博，是岭南“碑派书法”创始人。他爱好金石收藏，精于鉴别。他通过多年考辨，认为《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

1965年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集序〉的真伪》一文。他基本上重复了李文田的两个论点，认为从年前南京出土的王谢 (晋代) 墓志来看，《兰亭集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工而写成的。因为，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这与晋人的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的性格大相径庭，故值得怀疑。据此，郭沫若推断《兰亭集序》乃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集序〉的真伪驳议》一文，提出了与郭文针锋相对的观点。该文认为，唐初各大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而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法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集序》却是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集序》非晋人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王字本身有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王羲之被称之为“书圣”，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看，《兰亭集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的风貌也相吻合。因此，《兰亭集序》为晋代王羲之手笔。

值得欣慰的是，“兰亭论辩”沉寂多年之后，新出土的文物为考证传世《兰亭集序》的真伪提供了新线索。1998年6月，在南京市东郊发现一处罕见的六朝古墓葬群，其中二号墓室前部出土有两方极为珍贵的砖质墓志，在全国引起轰动。该墓为东晋名臣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两块墓志上写有“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 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在南京周边，还有三十块左右墓碑，东晋墓碑出土地点也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从书体上来看，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即由隶到楷的重要演化阶段，多种书体并存是合情合理的。东晋时期不仅只存在隶书，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这就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这些考古发现完全推翻了李文田、郭沫若的基本论点，也为《兰亭集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摘选自刘孟达《〈兰亭集序〉真伪之谜》，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兰亭集序》是中国书法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中国书法的历史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它不断阐释的历史。

B．郭沫若基本重复了李文田的观点，认为《兰亭集序》是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也没有提供新的考证线索。

C．南京东晋高崧墓志等的出土，为《兰亭集序》的真伪之争提供了重要佐证，证明了郭沫若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D．《兰亭集序》中王羲之把“览”字写成“揽”，是为了避讳其曾祖父王览而为之，这也佐证了《兰亭集序》是王羲之所作。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提到质疑《兰亭集序》真实性的有宋代学者和清代的李文田，既为引出郭沫若的观点作铺垫，也印证了关于《兰亭集序》的真伪之辨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观点。

B．高二适的文章是从三个方面来驳议的：一是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法家的鉴别能力；二是怀疑《兰亭集序》非晋人之作是方法论的错误；三是从美学的观点分析。

C．文章最后一段以许多考古发现的文物为依据，完全推翻了李文田、郭沫若等人认为《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作品的观点，论据确凿，论证充分，显得真实可信。

D．为了证明《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的作品，本文先破后立，先摆出李文田、郭沫若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观点，从反面来突出默默无闻的高二适的观点，论证雄辩有力。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清代的李文田是岭南“碑派书法”创始人。他工书善画，学问渊博，并且爱好金石收藏，精于鉴别。因此他认为《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的说法是可信的。

B．郭沫若认为《兰亭集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如果南京高崧墓志等没有被发现，他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C．南京高崧墓志是我国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墓志上字体是由隶入楷的转变时期的字体，且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对研究我国书法发展史很有价值。

D．高崧墓志的发现在书法史上意义重大，它证明了六朝的书体处在转型之中，六朝多种书体并存是合情合理的，东晋时期不仅存在隶书，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仰韶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埙，河南安阳殷墟中出土的石磬、木腔蟒皮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等，都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古乐器往往具有多种功能，它既能用来演奏音乐，也是人们劳动生产的工具或生活器具。《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人们把生活器皿“缶”蒙上麋鹿之皮,制成鼓。又如在长期劳动过程中，人们发现某种石制片状工具能够发声，可以作为乐器进行演奏，于是发明了石磬。先民们还把狩猎的石器敲击成声，为化装成百兽的人们表演舞蹈伴奏，乐器演奏同舞蹈表演相辅相成。乐器的功能不仅表现在人们用生产工具或生活器具进行演奏，还体现在用以传递特定的信息，如鸣金收阵、击鼓升堂等。
乐器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有着密切关系。石磬演变成金属的磬或出现金属的钟，在石器时代绝无可能；只有养蚕业和缫丝业进步了，才有可能产生“丝附木上”的琴、瑟、筝。至周代，我国制作乐器的材料有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八音”分类法即由此得名。在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殿堂中，保存了124件古乐器。无论是重达五千多斤的乐器巨人编钟，还是造型、制作和彩绘都很精致的鼓、排箫、笙、瑟等，均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战国时中国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状况，显示了我国高度发达的冶炼、丝织等技术。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借鉴的民族。许多外来乐器经过不断改进，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大家庭中的一员，比如汉代时传入的横笛、竖箜篌，东晋时传入的曲项琵琶，明代传入的扬琴、唢呐等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逐渐形成，乐器的音质、音律、音量、转调、固定音高乐器之间的音高标准等不断进步提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取材于刘承华《我国民间乐器的产生与发展》）
【小题1】根据“材料一”，下列不属于“用以传递特定的信息”的一项是

A．击鼓出征

B．击筑悲歌

C．鸣锣开道

D．打更报时

【小题2】根据“材料一”，下列对“中国民族乐器”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B．早期一般兼具表演性和实用性
C．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D．博采众长，种类不断得到丰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必须指出，“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难以分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和“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在本篇中只能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详论且俟将来。首先必须说明，本文虽以讨论反智论为主旨，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反智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还可以说是比较尊重智性的。自汉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识标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然而撇开考试的内容不谈，根据学者统计，明初百余年间进士之来自平民家庭（即三代无功名）者高达百分之六十。这样一种长时期吸收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选自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有删节）
【小题1】下列对文中“反智论”相关信息的表达，最恰当的一项是

A．“反智论”这种理论并不只在政治领域才出现，它存在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果仔细分析，总能找到一些存在的痕迹。

B．“反智论”也可以翻译为“反智识主义”。如果要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研究“反智”现象的学者都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C．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各王朝都在以一定的知识标准选拔人才，这种长期选拔使用知识分子治国的政治传统是独一无二的。

D．“反智论”的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在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这类现象依旧存在于文化之中。

【小题2】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神学和哲学史上的反理性论者部分地认可“理性”，所以他们认为要完美地认识“上帝”或“真理”，只依靠理性是不够的。

B．反智论者常常引用反理性者如尼采、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学说来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因此人们难以分清反理性论者和反智性论者。

C．“反知识分子”常以知识分子为批评对象，他们在批评中也直接触及了对“智性”的否定，因此，他们也怀有“反智论”的态度。

D．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政治还是可以说很尊重智性的，所以作者不认为反智是中国政治传统的最主要特色。

【小题3】根据文意，“反智论”一般可以分为几个部分？请简要概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性格即命运”，这是舶来品。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
②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一种性格人生。世界上没有无性格的人，也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只有性格相近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看似相同，其实不同。而性格的构成是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能太绝对了，但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相对稳定的那些东西才被称为性格。这“性”字有本性、习性的含义；而这“格”字既有品格也有定格的含义。因而，性格既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又不与人的品质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温柔，但骨子里却很阴毒苛刻；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暴戾，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性格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本身，只是性格而已，并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③因为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性的特征，所以对人的影响有时比品质的真实更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不是品质问题，而是看着你的感觉舒不舒服。更有许多交际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而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所以，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个人习惯、喜恶等感情的表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即使在长期的人际生活中，性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性格的人际影响力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④性格的魅力。人的性格的人际魅力不在于相同，而在于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绝不是那种伪装、粉饰、压抑后的“标准”性格。一种真实的不掩饰的只属于你的，而不似他人的性格往往更能获得人际的引力。但这种人虽适合做朋友、当英雄，却很难成为领袖。
⑤性格的亲和力。“世俗标准”的性格尽管不具有个人魅力，但对大众具有亲和力。虽然这种人可能没人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也永远不会是英雄，但却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会让人们觉得很舒服，至于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倒不过多计较苛求。
⑥性格的破坏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处处不合时宜地显示自己，或者挖苦、打击、讽刺他人，无论对人际、对群体都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人只能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既不可做朋友，也不能当领导，也不会成为好下属。
⑦好在性格远非本质，性格也是会改变的。但应该改变的只是那令人不舒服的部分，而没有必要连同那份真实也抛掉，那就失去了自我。
【小题1】下列关于“性格”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性格在本质上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世界上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就像世上本无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

B．性格即命运”是从国外传入的意识，但作者认为性格未必决定人的命运，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

C．性格既指人的本性，也指人的品质，作为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是不能用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的。

D．一个人的性格是相对稳定的，它的构成是这个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

【小题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因为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在短期的人际交往中，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B．性格对人的影响比品质的真实更大，因为人们在评价他人时，更看重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等给人的感觉。

C．“世俗标准”的性格虽然没有个人魅力，却具有大众亲和力。有这种性格的人更适合做领导，而不是英雄。

D．性格的人际魅力在于与众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不是伪装、压抑后的“标准”性格，而是真实的有个人特色的性格。

【小题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魅力性格、亲和力性格、破坏力性格都给人的生活带来诸多影响，这些同时也决定了人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

B．无论是初次见而还是在长期交往的人际生活中，性格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也就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

C．有些人在人际交往中，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过分张扬自我，或者不惜手段伤害他人，这些都是性格的破坏力的表现。

D．人不能为他人而失去真实的自我，但改变自己性格中让人不舒服的部分，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以屈原为最大代表的中国南方文化，开始就具有独特的辉煌色彩。刘勰所称赞的“惊采绝艳”，是这一特征的准确描述。我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
在文艺史上，决定选择死亡所作的诗篇达到如此高度成就，是罕见的。诗人以其死亡的选择来描述，来想象，来思索，来抒发。生的丰富性、深刻性、生动性被多样而繁复地展示出来，是非、善恶、美丑的不可并存的对立、冲突、变换的尖锐性、复杂性被显露出来，历史和人世的悲剧性、黑暗性和不可知性被提了出来。“伍子逢殃兮，比干俎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既然如此，世界和存在是如此荒诞、丑陋、无道理、没目的，那我又值得活么？
要驱除掉求活这个极为强大的自然生物本能，要实现与这个丑恶世界作死亡决裂的人性，对一个真有血肉之躯的个体，本是很不容易的。它不是那种“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洫”式的负气，而是只有自我意识才能做到的以死亡来抗衡荒谬的世界。这抗衡是经过对生死仔细反思后的自我选择。在这反思和选择中，把人性的全部美好的思想情感，包括对生命的眷恋、执着和欢欣，统统凝聚和积淀在这感性情感中了。这情感不同于“礼乐传统”所要求塑造、陶冶的普遍性的群体情感形式，这里的情感是自我在选择死亡而意识世界和回顾生存时所激发的非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感情。它之所以具体，是因为这些情感始终萦绕着、纠缠于自我参与了的种种具体的政治斗争、危亡形势和切身经历。它丝毫也不“超脱”，而是执着在这些具体事务的状况形势中来判断是非、美丑、善恶。这种判断从而不只是理知的思索，更是情感的反应，而且在这里，理知是沉浸、融化在情感之中的。
尽管屈原从理知上提出了他选择死亡的某些理论上或伦理上的理由，如不忍见事态发展、祖国沦亡等等，但他不愿听从“渔父”的劝告，不走孔子、庄子和“明哲”古训的道路，都说明这种死亡的选择更是情感上的。他从情感上便觉得活不下去，理知上的“不值得活”在这里明显地展现为情感上的“决不能活”。这种情感上的“决不能活”，不是某种本能的冲动或迷狂的信仰，而仍然是溶入了、渗透了并且经过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感的反省之后的积淀产物。它既不神秘，也非狂热，而仍然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态度。但是，它虽符合理性甚至符合道德，却又超越了它们。它是生死的再反思。
所以，尽管后世有人或讥讽屈原过于“愚忠”，接受了儒家的“奴才哲学”；或指责屈原“露才扬己”，不符合儒家的温厚精神。但是，你能够去死吗？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嘲讽者和指责者都将退缩。“自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如果说“从容就义”比“慷慨从仁”难，那么自杀死亡比“从仁”“就义”就似乎更难了。特别当它并不是一时之泄愤、盲目的情绪、狂热的观念，而是在仔细反思了生和死、咀嚼了人生的价值和现世的荒谬之后。这种选择死亡和面对死亡的个体情感，强有力地建筑着人类的心理本体。
也正因如此，便是这种展现存在的情感本身，而不一定是自杀这死亡的具体行动方式，给后世华夏文艺以极大影响。屈原以其选择死亡的人性高扬和情感态度，即对丑恶现实的彻底否决和对理想人生的眷恋憧憬，极大地感染、启发和教育着后代人们。屈原通过死，把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对生死、对人生、对生活的哲理态度，提到了一个空前深刻的情感新高度。
尽管屈原以死的行动震撼着知识分子，但在儒家传统的支配下，效法屈原自杀的毕竟是极少数，因之，它并不以死的行动而毋宁是以对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来替代真正的行动。因之是以它(死亡)来反复锤炼心灵，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包括屈辱、扭曲、痛苦……)而日益深厚。不是樱花式的热烈在俄顷，而毋宁如菊、梅、松、竹，以耐力长久为理想的象征。所以后世效法屈原自沉的尽管并不太多，不一定要去死，但屈原所反复锤炼的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理情感，那种由屈原第一次表达出来的死之前的悲愤哀伤、苦痛爱恋，那种纯任志气、坦露性情……总之，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和创作的原动力量。
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生存，嵇康、阮籍的悲愤哀伤，也都是在死亡面前所产生的深厚沉郁的“此在”的情感本身。他们都考虑过或考虑到去死，尽管他们并没有那样去做，却把经常只有面临死亡才能最大地发现的“在”的意义很好地展露了出来。它们是通过对死的情感思索而发射出来的“在”的光芒。
（选自李泽厚《华夏美学》，有删改）
班级准备编辑一期以“生与死的抉择”为主题的屈原专刊，有以下任务需要完成。
【小题1】屈骚精神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请从以下人物中选择三位，写一组排比句，作为专刊卷首语中的开头。
司马迁、嵇康、柳宗元、文天祥、谭嗣同
【小题2】结合本文论述所涉及到的内容和角度，为此专刊设置四个板块，并用简洁的语言写出板块名称。
【小题3】专刊设计讨论中，有同学联系到了儒道的生死观。作者认为，屈原选择“死亡”的原因与儒家所谓“杀身以成仁”和道家所谓“一死生，齐彭殇”分别有什么不同？
【小题4】有同学建议专刊中配一些关于屈原的插图，以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下面是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请展开想象，合理描述这幅图的画面内容，字数100左右。

【小题5】专刊编写中，有同学提供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的观点。鲁迅认为，屈原之沉江，虽传为壮烈，但“孤伟自死，社会依然”，毕竟未能动摇旧制度之任何根基。怎样辩证看待鲁迅的观点？请结合本文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