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是中国正统诗文发展的高峰，从唐至今，诗文选本有一两千种，现存的这一两千种唐宋诗文选本可分为唐诗选本、唐文选本、唐诗文选本、宋诗选本、宋文选本、宋诗文选本、唐宋诗选本、唐宋文选本八类，这八类选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当代的整理研究工作却相对滞后。

从学术价值来说，一是保存文献之功。以唐人选唐诗为例，不少中小诗人的作品因选本得以留存至今。如刘昚虚诗，《全唐诗》存13首;陶翰诗，《全唐诗》存17首;元结《箧中集》收沈千运等7位诗人24首。有些家族性、地域性选本，辑佚的材料更为丰富，这些选本中还有大量的异文可供参考，如《河岳英灵集》中的李白诗，就有不少异文，对研究李白诗歌有重要意义。二是批评史价值。选本对具体作品的选择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可以引导一个时代或一段时间文学发展的走向，如清人王士祯《唐三味集》，倡导“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于是清空淡远的诗歌流行一时;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首重“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风，兼及王士祯之说，于是平和厚重之风流行。通常选本都有一篇或数篇序言，有的还有跋文，唐宋选本也不例外，这些序跋或为选者自撰，或为师友所撰，作者常常在文中发表议论，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即产生于此。如姚铉《唐文粹序》认为“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提倡“幽情单绪”“孤怀”等等，无不对当时文坛产生重要影响。唐宋诗文选本中有大量评点材料，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李白“白性嗜酒，志不拒检”，评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等，均被后世奉为圭臬。又如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被称为我国“古文评点第一书”，开古文评点之先河。明清两朝，诗文评点蔚成风气，唐宋诗文无疑是评点家关注的对象。

从文化价值来看，选本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下的境遇还不尽如人意。要改变这一现状，应从两方面入手：学术层面上，应加大对古代优秀选本整理的力度。现在唐人选唐诗已有较完善的整理本，但宋代至清代的选本，有许多沉埋在图书馆或博物馆中。普及层面上，与广大受众对唐宋诗文的喜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目前流行的选本尤其是新选新注本数量太少，影响不大。唐诗选本最流行的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毕竟是40年前的作品，且选诗数量较少。2013年出版的刘学锴先生《唐诗选注评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唐诗选本，该书集逸、注、评、鉴为一体，学术性很强通俗性稍有不足。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久负盛名，但选诗与注释过分展现学者的学术个性，选诗数量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两种宋诗选本行世，但影响面有限。建议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唐诗选》《宋诗选注》《唐文选》《宋文选》等选本列入大中学生的参考书目，并推出导读系列丛书。

（摘编自丁放《唐宋诗文选本的现代价值》）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来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选自201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了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于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