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谆谆告诫其子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①。正令^②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自言年轻时写诗，只知在辞藻、技巧上下功夫，到了中年才领悟到，诗为六艺之一，肩负着治国安邦之使命，岂可等同于文字游戏？如果要立志做个诗人，那就务必懂得，声韵偶对、字斟句酌只是雕虫小技，仅仅在这上面劳心费神、花样翻新，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重要的是要在“诗外”——即在“道”上下功夫。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

“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要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阅视野与胸襟。胸中有丘壑，下笔才能满纸云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字里行间才会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真真切切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体悟社会中的美与丑、清与浊、正与邪、真与伪，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当今这样一个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经说过：“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修养与情怀、才思与识见，都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和启发。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葛亮曰：“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善于不断从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才能在创作时，文思泉涌，得心应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才能拥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节选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光明日报》2018年12月）

①指南针（俗称罗盘）的发明和应用，与海上航路的开拓有着更直接关系。中国很早就利用人工技术和磁石的指极性来实现人工的地理定位，这对航海罗盘的发明和使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海上航路的开拓具有密切关系。

②从目前能找到的历史文献资料看，最早将指南针用于较大规模航海的时间是在北宋宣和年间。宋代笔记《萍洲可谈》中讲到，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南宋时期，随着更大规模航海的出现，指南针已成为必备的主要航海仪器，应用更广泛。《诸蕃志》明确记载，“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为谨，毫厘之失，生死系矣”。

③使用罗盘航向定位，大大提高航行的安全性，与海图配合使用，成为古代远航的主要技术手段。罗盘一经华船普遍使用，很快被阿拉伯航海家接受。1181年出版的阿拉伯《商业宝鉴》，清楚讲到阿拉伯人模仿中国罗盘的制作和使用过程。阿拉伯语中，表示罗盘经度方位的词，就是中国闽南语中的“针”。12世纪，罗盘传到地中海，首先使用罗盘的是意大利商船。可一直到14世纪末，他们使用的罗盘都不如中国商船使用的罗盘准确度高。

④罗盘还可以用来记程，并导致航海图的出现和逐步完善。航海者依图计程，航程、航路也被叫作“针路”。13世纪南宋的一位官员赵汝适，比较精通航海业务，能够监视并制作标有航路和“针位”的各国地图。郑和船队所以能够在印度洋上来去自如，依靠的就是标有“针路”的海图。

⑤罗盘定位技术之所以很快传到印度洋、波斯湾以及红海沿海国家地区，既与中国船队经常停靠那里有关，也与中国航海人侨居在这些国家沿海城市有关。在那里，汇集着众多的来自阿拉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和水手，他们相互交流信息，完全可以从中国航海人那里获得有关罗盘的知识与航海图。航海图纷纷出现，与航海进入大航海之前的13世纪的航海第一盛期不无关系。目前可考的现存古海图是1311年绘制的一幅，标有罗盘方位线和边尺，边尺其实也是“针路”的进一步规范和明晰。罗盘使航海图的制作逐步进入定量制图阶段，为后来的大航海做了基础技术准备。

⑥中国早期使用的罗盘准确度相对高，但一般是“水罗盘”形式，或把磁针用灯芯草穿起，浮在水面上，或者置于人的指甲盖上，方式简单。相对准确的还有沈括的“缕旋法”，将指南针悬在无风处观察。比较完备的罗盘带有天干地支刻度，指示方位更明确。后来欧洲人做了改进，不用缕旋，改用支轴，俗称为“旱罗盘”。中国使用“旱罗盘”是从日本辗转引进的。一种技术输出，改进后再输回来，创新不断循环，体现了技术交流的可逆性特征。

（摘编自冯并《指南针的传播》）

美术是美感认知的重要实现途径和表达手段，美育主要靠美术教育来体现和完成。当下“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深入人心，我以为这其中深隐着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美术教育与美育之间有着重要关联；二是美术教育是美育的基本体现；三是美育是美术育的精神旨归；四是当今美术教育缺乏美育精神。

美育和美术教育的过程，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也是情感积淀的过程。当情感积淀达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审美愉悦，这就是美育之结果。

美术教育不能脱离对艺术与美的起源的探究。艺术起源于对美的认知。人类在鸿蒙初开之际，即发现了美，因而要用艺术来表现美。没有脱离了艺术的美，也没有脱离了美的艺术。我们所要研究的美，主要还不是指大自然的美，而是艺术的美。当然，艺术之美离不开对自然美的体悟，或者说，艺术美源于自然美，但不等于自然美，艺术美是对自然美的提炼和升华。只有在自然美基础上的艺术表达，才可称之为具有美学价值的美。自然是客观物象，而美是人的意识的能动体现。没有脱离了人的美，也没有脱离了追求美的人。因此，美育还应重视培养对象的感悟能力和艺术语言表达能力。懂得美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表现美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人都知道辽阔的草原很美，但并非人人都知道如何表现草原之美。美育，还需要培养对美的艺术表现力——不论是用美术、音乐、舞蹈，还是用文学、戏剧等形式。美育和美术教育，需要使人学会如何对美进行艺术化表达。

美术教育不能缺乏情感的贯注。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美术教育，更多侧重于技能教育，而非情感教育。很多人将美术教育等同于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美术技能，而非认知美的能力。这一问题根源在于缺乏情感的贯注。情感是认识美、研究美的基础，没有情感则无以言美感。美术教育若缺乏情感和趣味，则徒成为一种纯知识或纯技能的教育，必定会背离美育的本质。如今，随着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的蓬勃兴起，美术教育呈突飞猛进之势。只是，现在美术院校的美术教育，多侧重于“术”的教育，而忽视“美”的培育。一些美院学生只知道画画写生，却不知道去思考美、研究美，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考美、研究美的能力。事实上，对美术教育工作者而言，美才是本源，术只是手段和途径。

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创造的过程，也是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而美育和美术教育，就是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进而解决艺术创造和美的创造的问题。

（摘编自朱中原《以美育重塑美术教育》）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