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屈原列传》等史料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
屈原是在楚怀王十六年作的《离骚》,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个写作时间是在秋天。清人李渔《闲情偶记》有云:“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离骚》通篇未言“冬”。言“春”者仅有两处,曰“溘吾游此春宫”“春与秋其代序”。“春宫”是建筑名词,“春与秋”泛指时间。言“夏”者亦只有两处,而两处的“夏”均指朝代名。但是,《离骚》实实在在地写到了秋天的景物:“纫秋兰以为佩。”“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两处之“秋”,确实是指季节。从情理上讲,屈原不可能在其他季节来讲“纫秋兰”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为“即景生情”。
《礼记·月令》载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等等。这些记载均证明,古代判决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之“放逐”,据《尚书》所载,是所谓“宥五刑”的一种手段,其判决时间当然也在“仲秋”。《离骚》作于被判放逐之际,因此创作时间也自然是在秋天。
(节选自周秉高《<离骚>写作年代新探》)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这是宋代之前人们一致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存在争议。 |
B.朱熹对“逐”“疏”的含义缺乏了解使《离骚》的写作年代误判,直接导致楚辞研究难以深入进行。 |
C.《离骚》的写作年代在近代众说纷纭,但其作品于怀王十六年屈原被放逐之后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 |
D.探究《离骚》的写作年代,不能只以文本为依据,一些学者从作品中“江南地名”等出发,就犯了错误。 |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了中心论题,基本按照历史先后顺序论证了《离骚》写于屈原放逐之后。 |
B.文中列举汪瑗、蒋骥等对《离骚》写作年代的错误认识,意在告诫人们对名家也应存疑。 |
C.文中列举的例子、引用的典籍,既增强了可信度和说服力,又与论述的对象紧密相关。 |
D.在论述完《离骚》作于屈原放逐之后,文章进一步论证了《离骚》写于秋天,行文思路清晰。 |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司马迁、刘向、王逸虽然生活年代不用,但都认为《离骚》是在楚怀王年间屈原被放逐后所作的。 |
B.《屈原列传》等文献明确记载屈原时而被信任,时而遭猜疑是在楚怀王时期,这与《离骚》文本相印证。 |
C.即景生情是古代咏物诗常用的手法,《离骚》虽出现春、夏、秋、冬四字,但真正写到的季节只有秋季。 |
D.由《礼记月令》可知古代一般在秋天判决罪犯,而“放逐”属于“宥五刑”之一,因此《离骚》当作于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