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益发展，手机、电脑等新的传播媒介在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不知不觉间，传统意义上的报纸、杂志、书本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却是现代化的屏幕阅读和零散的数字阅读，但现实的尴尬却在于，一些人总担心肤浅和碎片化的数字阅读会消解传统阅读的本质意义，并剥离它内在的深层思考，从而将阅读引向娱乐消费与文化沉沦的反面。

这样的纠结与担心其实有点多余。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的阅读载体一开始也并非就是纸质图书，千百年来，它也经历了从甲骨、帛书、竹简、金文碑刻再到纸质图书的演变，而如今，其被数字化的阅读所冲击，这也不过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体现。再者，数字化阅读的兴起并非就是带着否定传统阅读的目的来的，相反，其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传统阅读的延展与升华。

因此，我们真正该纠结的，倒不是选择什么样的阅读载体，反倒是在阅读内容上，该作出什么样的甄别判断，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深深地受到物质社会的沉重挤压，这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人们都希望通过追求享乐的方式来获得心灵上的疏解和抚慰，这也使得人们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物质消费的表面性和即时性、娱乐消费的肤浅性和盲从性，却失去了应有的深度和必要的反思。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信息泛滥与信息超载的尴尬现实，不但影响着阅读者对有用信息的涉猎和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理解力与判断力，一些人为了不错过相应信息的呈现，甚至对阅读工具产生了强烈的迷恋，并患上了“工具强迫症”，有些人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机不离身，随时随地都在通过微博、微信、网页等查看信息，生怕有任何遗漏。可殊不知，这对阅读内容的非理性选择，不但没有达到自我改善与提升的目的，反倒将自己束缚在了工具之上，成了阅读工具的奴隶。

那么，数字化阅读时代，我们究竟该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内容呢？首先要走出的一个误区是，对数字化阅读的利与弊，不能简单的用阅读的“深”与“浅”来衡量，因为就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需求往往决定着他们的阅读方式是宽泛的浏览还是深入的研究，而单纯用“深”与“浅”来概括数字化阅读的利与弊则未免太过武断与极端。至于阅读内容的选择，则是要在摒弃娱乐与消费的基础上，多些适合自身心灵发展、综合素质提高的深度文本，并有着起码的判别意识，更不能被海量信息牵着鼻子走，事实上，数字阅读作为一种新技术，其本质应是辅助性的，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应该创造更加有利的因素使它在各领域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并为其内容呈现出更多的精彩。

阅读，不止于认字，其终究目的乃是升华人的思想，促进人的思维进步。那么，阅读载体的选择，便不过是在选择一种工具而已，最重要的是阅读什么样的内容。于此来讲，对数字阅读我们也用不着过多纠结。

（摘编自张剑《阅读的“深”与“浅”如何衡量？》）

2018年1月5日，《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在京发布。这是中国国家形象调查平台开展的第5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与以往相比，本次调查新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合作机制等热点话题，涵盖了中国整体形象与影响力、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国际形象与传播，更加立体、全面地呈现出国际社会对2016年以来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本次调查中，中国国家整体印象得分为6.22分（总分为10分），延续了近年来小幅增长的势头。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和国内治理的表現贏得海外好评，尤其是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的表现得到更多认可。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致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将会持续增强，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贡献。预期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海外受访者比例从2013年的17%（2014年的20%、2015年的24%）上升到2016—2017年的33%，呈逐年加速增长趋势。

在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所了解的人群中，受访者普遍认为该倡议对个人、国家、地区和全球经济以及全球治理都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年轻群体的认可度更高。超过六成的海外受访者认可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的活跃度高，并期待中国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年轻群体的期待最高。

（摘编自《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发布，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稳中有升》，《大风号》，2018年1月5日）

（摘编自《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5）》）

（数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5）》）

与信息匮乏年代“大路货”的传播同样有需求不同，早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受众缺少的不再是信息，而是精准化、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与受众的这种需求相适应，我们的媒体传播就要着重在分众化、对象化上下工夫，做到内外有别、外外有别。所谓内外有别，就是内宣与外宣之间在传播内容和表达方式上要有所不同，外宣应更加重视运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来传播。所谓外外有别，就是同样是对外传播，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传播的内容、语言、方式也要有所不同，做到应其所需、传其所要。对外传播既要“强魂”——精心选择适合传播的内容，又要“健体”——重视在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周边国家建设传播平台。我们应当努力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受众遍天下。

在新闻传播中，为什么要提倡讲好故事呢?这是因为: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反映和体现人们实践活动的丰富性、生动性、故事性，是新闻报道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故事性的报道具有具象化的特征，让受众可感、可知，入脑、入心。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们有能力取得这样的成就，难道还讲不好成就背后的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中国贡献、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好故事的元素千千万万，好故事的题材源源不断。主动而充分地讲好这些故事，必将有助于建构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建构和塑造国家形象，要把效果放在第一位，用传播效果体现政治立场、检验工作态度、考察平台项目。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不仅要看媒体派出了多少人、新建了什么项目，更要看影响力提升了没有，提升了多少。在推进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中，不仅要考察其科技支撑指标（包括团队科技素养指标、传播平台评估指标）、经济营收指标（包括媒体对广告客户的影响指标、媒体赢利平台的量化指标），更要考察其影响力指标（包括受众的注意力指标，业界、学界的评价指标）。只有这样，通过融合发展推动良好国家形象建构和塑造的过程，才是扎扎实实的、富有成效的。

（摘编自人民网《国家形象与媒体担当》）

句子是语言的基本使用单位。句式，顾名思义就是“句子”的“式”，包括格式、形式、方式、样式等等。修辞学中所说的句式没有严格的定义，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语法里说的句式，也包括一些语法领域之外的句式，如“排比句”、“对偶句”、“顶真句”、“散句句式”、“长句句式”、“短句句式”等等。

一般性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讲究句式的选择和使用。古人有“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皮日修《皮子文数》)之说。所谓“炼句”，一方面是指对句子的锤炼，另一方面则就是指的对句式的选择和使用。

锤炼句子主要是为了使句子表达连贯、周密、简练和生动。要使句子连贯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句子之间的配合问题，即注意上下文衔接紧密而不中断，条理层次清楚而不紊乱；一是句子内部的组织问題，即注意句中成分的组合得当，文气通畅。要使句子表达周密则需要做到修饰恰当、谨防缺漏、考虑周到、照应严密。句子的锤炼表现在力求用简洁的句子表达丰富的内容，力求做到“言简意赅”。要把句子锤炼得简练精粹，必须做到四点：防止兀赘、化长为短、凝缩结构和提炼句意。只有形象生动的句子才能使人们感奋起來，产生共鸣，因此生动也是句子锤炼所必须达到的要求。种种修辞方式的运用正是为了使句子表达更生动。

从修辞的角度来说，句式的选择包含的内容有调整语序、通过虛词和语调变换句式、长短句的选用、整散结构的交错以及追求整体的和谐等等。

语序在汉语里通常较为固定。但有时岀于表达之需要，也可在不改变句子基本意义之情况下，将词语之顺序变换一下，目的是为了増强表达效果。这即是通常所说的变式句或倒装句。

除了运用语序变化，还可以通过运用虚词和语调来构成不同的句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例如：

1)这孩子漂亮

2)这孩子不丑

以上两句话意思一样，但是例1)语气肯定，语意要重些，例2)用否定句式，语意就轻得多。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否定句比较委婉、缓和，不像肯定句那么直截了当。

除了否定句，其它如双重否定句式、设问句式、反问句式等等使用时都有特定的修辞效果。

句子还分长短，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长句和短句各有各的好处。一般来说，短句简洁明快、铿锵有力，长句涵义丰富、叙述周详，选用哪一种句式要根据表达的内容和交际的目的来决定。在一篇或一段文章中单纯用短句或单纯用长句的时候不多，为了更好地表现思想的丰富多彩和感情的波澜起伏，一般总是灵活地、交错地运用长短句。

汉语句子也还有结构上整散的区别。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句子大多属于散句的范畴，整句结构大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对偶句、排比句、顶真句等等都属于整句结构，这些结构的使用都有超越于一般散句的特殊的修辞效果。汉语在句式的选用上比较讲究“错综”，即使句子整散结合。通过这种方式使语句结构整中见散、同中存异，可以避免句式的单调平板，使语言富于变化，而增加文章的波澜。

汉语句式的选用还要整体的和谐。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所选句式要与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所要传达的语气情味相契合；二是所选句式要与其前后句式上下均匀、和谐；三是所选句式要与语篇的整体语境所要表达的内容相和谐，与文章主题、上下文语境，包括所刻画的人物形象要吻合。

(许红菊《汉语修辞与词汇发展》节选，有删改)

乡规民约作为传统“德礼法制”文化的独特载体和传统乡村治理的独特方案，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被作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本土资源而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证明其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然而，在汲取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精华时，如若打开方式不正确，则会很大程度影响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进程及功效。

乡规民约的制定需要有明确的立约宗旨。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共同价值与乡村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自然融入乡村社会生活的途径与载体。而目前有些地方的乡规民约，在劝禁、惩罚、规范等内容上，明显存在“不合道德”、“逾于法律”的情形，这是需要避免的。当代乡规民约建设的宗旨与目标的确立，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针，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合理、适当的方式融入乡规民约体系建设，通过乡规民约的独特产生形式、内容表现、传播与落实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乡村的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和行为习惯，成为处理乡村“细事”的前提。

乡规民约不是国家政策与法律条文的简单抄录，也不是各地乡规民约的简单拷贝。乡规民约之于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持久生命力，之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本土性、地域性、传播性以及规范的普遍性、可执行性、可操作性、世代相沿不悖性。传统乡规民约形式多样，易记易学易诵，可仪可则可范可守，为民众信服。传统总类性乡规民约，集教育、规劝、告知、奖惩等功用于一体，为一定地域内的乡村民众所普遍遵守。专门类乡规民约，大多与一乡一村不同的社会事实有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其条款简明扼要，可执行性强，规范稳定。而当代乡规民约的建设，近十余年来虽取得较大成效，但其制定与运行仍然存在种种问题。原因在于对乡规民约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的认识不足，导致乡规民约存在形式普遍单一、制定主体不清晰、文本篇幅冗长等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乡规民约的可守性不足，缺乏实施保障，制约了乡规民约的有效性，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真正成为切实有效的治乡之规、理村之约。

在汲取乡规民约这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精华，使其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尊重和深刻把握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及其生成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真正建立起不违道德、不逾法律的乡规民约体系。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乡规民约对于当代乡村“良法善治”的独特功能与作用，最终谱写出乡规民约创新转化应用的时代华章。

（摘编自胡仁智《“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