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正能量”

“正能量”本是天文学的专有名词，其网络意思泛指一切给予人向上、给予人希望和追求，使人行动的动力和感情。

最近，媒体对职业教育的报道总是充满了“负面消息”，如职校生频繁跳槽、用人单位反映毕业生综合素质不高、学校充当“廉价劳动力”的贩卖者、顶岗实习乱象丛生、生源危机让部分职业院校濒临倒闭等。似乎，社会舆论环境并没有给职业院校正常发展、职校生进步根植“正能量”，相反，这些新闻报道正在影响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判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而职校生也被社会另眼相看。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是社会和公众对职业教育正常、合理的判断。但总体来说，职业院校成长的环境氛围不容乐观，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本身需要更加充足的“正能量”。

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说：整个职业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劳动用人部门对职业教育最不满意的是人文教育，认为我们的学生不会做人。现在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部分是升学竞争的失败者，他们的信心、行为习惯、人生观、价值观等需要特别关注，这些比技能更重要。

暑假过后，经历了中、高考，又将有一批初、高中生走进中职和高职的大门。相对于应试教育中的“成功者”来说，他们是中、高考的“失败者”，也许，带着失落与挫败感，他们走进了职校的大门。如果学校不对这些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学生们的内心不能充满着“正能量”，这势必影响到职校生未来的发展。

职业教育的产出是具有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好的人才是职业教育发挥积极作用的最好说明。在职业教育整体“正能量”匮乏的大背景下，给职校生根植“正能量”，实属不易，甚至还有些聊以自慰的感觉，职业教育的从业者不得不在如此困难中迎头而上。

所谓的“正能量”，它指的是自信、乐观、务实、踏实、自立、自尊、自强等积极因素。笔者以为，关乎人生观、价值观等“正能量”的根植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一方面，需要依托舆论环境的包容与进步，媒体对于职业教育正面形象的塑造，通过舆论的氛围加以引导以及评价体系的转变等；另一方面，要靠学校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让职校生重拾这些积极的心态。学校自然义不容辞，担负起主要责任，但是，在为职校生根植“正能量”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避免一些片面理解。

首先，避免简单地以为开设几门课程就能改变或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很多学者认为，与职业技能的传授相比，学校亟须加强人文课程的建设。一个问题是，职业院校的课程本就不少，人文课程的实施能否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我们无法保证，但是，依照笔者对教学的理解，这类课程的开设很多甚至大多以知识灌输为主，最终通过考试来衡量，很多知识也不过是考过即忘，与提高人文素养有多大相关，难以衡量。

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应该是多方面的，这种培养模式从学生入校开始就应该渗透在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它包括校园文化的浸染、社团活动的辐射、各类人文讲座的熏陶、各种技能竞赛的历练、毕业生的声名远扬等，缺一不可。职校生内心的“正能量”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大氛围中逐渐地重塑。

其次，落实到教育活动最实际的实施者身上，作为教师应注意方法的适当性，避免理想化、空泛化的教育。教师们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往往会采用赏识教育、成功教育，因而职校生渐渐适应了表扬的、理想化的教育环境，甚至学生把实习想得很美：实习就是工作，实习就是拿钱，实习就是彻底脱离苦海。这种脱离现实的教育，往往给学生造成一种假象，等到学生真正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才发觉，现实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心理期待与现实落差很大。

当然，给职校生根植“正能量”，学校自然担负起主要责任，但是，这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相信给这个弱势群体点儿阳光，他们就会灿烂。

（节选自2012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賦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漂亮。由于皇室（如太宗）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粱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究。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王羲之）而拟大令，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以历史变化的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性，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髙度。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慢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自破阵舞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惟庆莕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雅，正如当时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一样。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之音。

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美的魂灵，故统称之曰盛唐之音。就是形式，也由这个灵魂支配和决定，绝句和七古乐府所以在盛唐最称横唱，道理也在这里。它们是能入乐谱，为大家所传唱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诗与琵琶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新声、音乐是它的形式，绝句、七古是它的内容。总之，它们是紧相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入俗”的绝句和尚未定形的七言（即其中夹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等）才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中最为流行而可歌可唱的主要艺术形式，它们也是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

在唐代，绝句、草书、音乐、舞蹈，这些表现艺术合为一体，构成当代诗书王国的的冠冕，它把中国传统重旋律重感情的“线的艺术”，推向又—个崭新的阶段，反应了世俗知识分子上升阶段的时代稍神。

(选自李泽厚《音乐性的美》，有删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汉代司马迁《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对这样一个时期，学术界或称为五帝时代，或称为传说时代、英雄时代、酋邦时代等。《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是信史还是传说？如何看待五帝时期的历史记载？这成为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说，有关文献上对中国历史的记载浩若烟海，但互相抵触的情况不少，让人莫衷一是，特别是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20世纪初疑古派出现，他们从疑古书开始疑古史，对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发生怀疑，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始打破数千年来有关史书的神话，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人们可以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但问题出在疑过了头，对春秋战国之前尤其是商代之前的历史全盘否定。

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考古学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动手动脚寻找历史。8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丰硕成果，新的考古材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的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史记》上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绝不完全是杜撰，其中有历史的影子，传递着历史的信息。

从二十多年前夏鼐先生最早提出文明起源课题以来，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持续性热点。“九五”期间展开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了夏商和西周时期的年表，开创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联合攻关共同解决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问题的先例，为研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年代的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以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为主体，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虑到探源工程的复杂性，牵扯面之广，头绪之多，远比断代工程复杂，“十五”期间在中原地区进行了“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提出可行性报告和实施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解决古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怎样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问题。”王巍说，这里有几个层面，首先是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的概念，所谓文明起源就是社会从一个平等简单的结构走向复杂的、有等级的结构（阶级、国家的产生）的变化。其次，文明的形成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准。国家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但是国家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国家出现后还在不停地发展变化。所以我们叫“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夏商西周都在这个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