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当代著名视觉设计跨界艺术家宋旦汉字艺术展近日在纽约开幕。汉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载体，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宋旦用极其独特的创意手法让汉字散发出书画同源的本色之美、形意之美和禅境之美。

宋旦此次创意水墨汉字展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我国百家姓为基础，将姓氏汉字融入茶壶图案，远看是茶壶，近看是汉字。宋旦表示，他的创作指导思想就是努力将汉字形象化、符号化，让不懂汉字的外国人对汉字产生好奇和兴趣，从而进一步了解汉字深奥的内涵，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此次展览是宋旦汉字艺术海外百城巡回展的其中一环。宋旦坚信，他的创意水墨汉字艺术,将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加深交流了解，践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式，必将进一步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华姓氏文化也将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进一步强化民族凝聚力的独特文化符号。

（选自李秉新《宋旦创意汉字形象化让外国人对汉字产生好奇心》，有删改）

材料二：

看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的人或许会记得张一清，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言教学研究室主任，专注于语言教学与测试研究。在这档中央电视台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推出的电视节目中，张一清作为点评嘉宾持续参与。

近年来，原创文化电视节目颇受欢迎，从《中华好诗词》《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到《汉字英雄》《中国灯谜大会》，都聚集了不错的人气和口碑。在张一清看来，这不仅仅是做一档好看的电视节目那么简单，而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文化氛围的升温。

“我从2014年开始参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去年明显感觉到关注这一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学生、老师和孩子们身后的家长，这成为了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张一清说，要想在某一领域取得一项突出的成绩，必得有广泛的参与群体作为支撑，现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就具备这个条件。“报名参与节目的孩子越来越多，经过选拔后的水平也在逐年提升。各地的活动都在贯彻这样一种精神：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最后获得一个名次，还是因为学生喜欢汉字，愿意了解汉字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而了解我们的历史。”

张一清说自己的第一本职工作是关注语文教学，第二是关注汉字本身。认识汉字、了解汉字是阅读的基础，而理解力的提高则能够激发孩子更多的兴趣和潜能。在张一清看来，汉字里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基因，是每个人接触中华文化的基本单元。本世纪初，他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儿童的汉字认知研究”，探索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力。通过参与语文教师培训，参加语文教学教研活动，张一清对儿童的语文教育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为了推广中华传统文化，让更多孩子领略文字的魅力，张一清在北京阅读季“书香校园”活动期间，前往中小学、国家图书馆等地开设讲座，交流汉字文化。

（选自《张一清：探寻汉字文化基因》，有删改）

材料三：

文字，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图形文字，殷商时代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文字体系。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行楷，汉字留住历史的记忆，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进程。汉字的构造和演化过程，也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

凝结着中国智慧的汉字，是迄今为止唯一存于世上的古老表意文字，将我们源远流长、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凝聚成一个整体。它所具有的形体美、音律美和意蕴美，使民族文化具备了强大的包容能力。

单字信息含量大，又提升了文字的扩展能力和稳定性，使现代的我们仍然可以阅读2000年前的古代文章，临摹古人的书法。

“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揭示了文字“出世”惊心动魄的力量。而今天，汉字随着海内外修习者的不断增多，也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散播到世界各地。识字，更思“知”字。

（选自孟扬《汉字，筑起心中的长城》，有删改）

流派不是独木桥

刘连群

（1）流派的学习和继承，一直是京剧界深为关注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呼唤创造新流派的声音很强烈，不时见诸于报刊和有关的学术研讨，成为引导流派传承的"主旋律"。然而近30年过去了，新的流派没有产生，反倒是现有流派的抢救、保护问题显得突出和紧迫起来。在今年纪念张派艺术创始人张君秋先生诞辰90周年的活动期间，大家发表对于流派传承的看法，有的强调原原本本、原汁原味，也有张派传人表示学习多年，由于本身是女性，嗓音、气力总也赶不上老师，今后要汲取前人的艺术精华，尝试走自己的路，等等，只是没有人再提创造新的流派。

（2）这就颇值得思索。表面看，对新流派的呼声转低，是基于新派的难产，    久唤不至而不免无奈和失落，  细究起来，在一定程度上，     包含着对前一阶段思路的某种务实和纠偏。呼唤新流派并没有错，进一步丰富京剧表演艺术的风格特色，是京剧界内外的共同愿望，问题在于新流派的形成和创立，离不开多方面的因素，不仅凭借演员的艺术根基和努力，还受着剧种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制约，因此不是单纯的提倡和引导所能奏效的。这也是当前新流派难产的根本原因。

（3）同时，在对传统流派的传承导向中，单一地强调另创新派，以此作为衡量传承水平的唯一标准和终极目标，也有失片面。比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学余派最好是杨宝森"，依据自然是杨宝森先生在学习余派的基础上创出了杨派。后者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艺术成就，杨派极大地丰富了京剧老生演唱艺术，其贡献和影响怎么称誉也不过分，但若就以此论定学余"最好"，可以设想一下，余派传人都按此"最好"去下工夫，余派本身谁来传呢？还传得下来吗？依此逻辑推而广之，京剧多姿多彩的名家流派包括杨派、张派在内，岂不都将失传，从舞台上消失吗？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4）事实上，深入了解京剧流派传承的历史，高水平传承的方式是存在多样性的。由于传人自身条件和感知解读的差异，不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和流派创始人完全一样，都是有距离的传承，同时学习到一定阶段，距离还会因传人各自审美和追求的不同，进一步不同程度地拉开，从而形成不同的走向和形态。按此区分，大致可以概括为近、中、远三种传承方式：一种是近距离传承，传人的自身条件与创始人或流派演唱要求极为接近，也有志于对本派艺术深钻细研，传其衣钵，悟性很高，造诣精深，能够更多地保留和体现流派的"原生态"。余派传人孟小冬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演唱包括录音、唱片，作为老师余叔岩先生仅存的"十八张半"唱片的补充教材，对于余派艺术后学临‘书’堪称功莫大焉。第二种是中距离型，传人具备相当的流派传承条件，通过学习、继承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在艺事发展过程中不囿于一派，兼学别家，融汇运用，并有新的追求和创造，显示出个性特色，但还不足以或因主客观的某些因素未能称派（现在也有的在一定范围被冠以某派）。许多为观众所熟知的在世和去世的京剧名家属于此一类型。第三种是远距离传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与原来所宗流派在表现形式、技巧特色上逐步拉开距离，形成崭新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得到内外行的普遍承认，最终独树一帜。

（5）近、中、远三种类型的传承，由于学得极像、达到形（声）神具备和另立一派者终归是少数，因此高水平传承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以"中距离"居多，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缺少研究的部分。可纳入此列的京剧名家，都具有深厚的艺术造诣，进取心强，勤于博采众长，在各自的继承与创新实践中有所创造，积累了宝贵的方法和经验，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旦行的杨荣环，艺兼梅、尚两家，技艺精湛而全面，一直致力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所演的流派代表剧目都进行了精心锤炼，根据自身的体会和顺应时代的要求做了新的加工处理，力求名剧新演，一些常演剧目深受内外行的好评，现在每当有学生按他的路子演出，都会取得良好的反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前人的艺术实现了高水平的个性化传承的艺术家，因前些年或片面强调门派正宗、或仅以成败论英雄的两个极端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生前还曾遇到归属两难的局促处境，是十分可惜和令人感慨的。似这样的京剧名家，还可以举出多位。他们这一代传人，处于"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前辈大师和当今再传的青年演员之间，早已在担当传递薪火的重任，对于他们成功的艺术创造和多样化的传承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解析研究，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既讲继承、又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给新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6）流派要流起来，还要流得宽广壮阔，才能长久保持创造力和生命活力。这是流派也是京剧艺术都需要的传承。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

春秋时，吴王夫差在角直古镇枫村建了一个梧桐园，它是苏州园林的开山作之一。。

苏州后来成为举世公认的“园林之城”，主要还是文人带来的文气。有人干脆把它称为 文人园林。想想也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先后在此为官，政声虽不显赫，但留 下了许多传世的诗文，开创了一代文风；到宋代，范仲淹、苏轼、欧阳修、陆游、范成大等，都有 诗文赞美苏州；明代苏州出了唐寅、祝允明、沈周、文徵明等大画家。所以苏州园林的出名， 诗歌与书画的作用功不可没。

明中叶后，昆曲盛行于江南，园与曲相依相生、水乳交融。它与诗词书画一起，汇成园林 的文脉。昆曲的骨子里，一是雅，二是糯。有时，曲境就是园景，而园景又通曲境。中国人看 景，往往带着自己的审美感情，一个园林的建筑物，看起来是物质的，其实更是精神的。它是 精神的物质，也是物质的精神。“芳草有情，斜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这句词中，最精 彩的是一个“人”字，是那个脉脉含情的人，点活了园林的“睛”。由此，园林的格局，不光因 了情感，更由于人格、风骨的因素，成为士大夫精神的一种依托与延伸。

苏州园林纯属私家，不沾皇气，其核心体现是归隐文化。园子的主人，或是当官者被贬， 或是当权者下野，或是年长者告老还乡。一般地讲，古时为官者一有文化，二不缺钱。那山 林野趣，是古人最向往的，但要真让他们搬进深山老林，又太清苦；享得清福，没了洪福。而 把真山真水请到自家宅邸里，只能在画卷上体现。但是，文人与工匠却给出了另一种可能。 南宋绍兴年间，《营造法式》重刊于平江，对彼时建筑起了一定影响。到了明代，苏州香山一 带的匠人获得参加营建两京宫殿的机会，眼界和技艺手段都有提高。著名的建筑家蒯祥就 是香山人，他设计并参与建造了北京的故宫，连天安门，也是他的作品。很重要的一点是，早 期的苏州园林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往往是园子的主人在“基本建设”刚搞完的时候，就把一些 文人雅士请来把脉，饮酒赋诗、题匾撰联，意见当然要提的，好的主意便融到往下造的亭台楼 阁中去了。造园的专著也应时而生，明代计成的《园冶》是一本非常不错的园林专著，文字 好，又实用，插图也很精美；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写了一部《长物志》，他说的“长物”，最早系 晋人首提，其含义，乃多余、奢侈之物。透过对这些美器、美物的不同消费方式，我们看到了社会对精英和大众如何进行划分，那种晚明时代的风雅，对后世的园林、住宅、建筑、生活，是 有较大影响的。

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当是宋代的沧浪亭。宋代的苏舜钦被罢官后南游姑苏，见府学的东面草木茂盛，附近还有一块池馆荒芜的废地，乃是吴中节度使孙承佑的旧邸，遗意意尚存，苏舜钦便买地建亭，名曰沧浪亭，意出《楚辞·渔父》。后世官场上的文人，把渔父当作归隐山林的一种代称。此后几乎所有的园林，都是在“隐”字上做足文章，而曲折委婉、含而不露 便是它的不变基调。

（选自徐风《江南园林的风神与韵味》，有删改）

苏州的园林，是给自己享受的，扬州却不同。早先它比苏州牛，远的不说，光是在唐朝， 它的地位就是今天的大上海。大运河的开通，把运气给了扬州。皇上动不动要来，还有一拨 拨的达官显宦，文人当然也不落后。杜甫当时还是一介寒儒，听说扬州遍地都是发财的机 会，也想搭个顺风车，可惜最终没能成行。关于杨州，他只留下一句诗：“商胡离别下扬州”。

扬州的园林，当初都是有钱的富商建的。这里要提一下盐商文化对它的影响。盐商文 化对江南的昆曲、园林有孕育作用。腰包肥满的商人们，好宴游，逐古董，兴园林，狎优伶，不 乏醉生梦死。或许，起先这个暴富的阶层纯粹是为了玩。据说，当时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 地方政府不堪承受巨额的费用开支，需要盐商们凑份子加以解决。不过，要商人掏银子，也 不是那么容易，钱用在皇帝身上，总要得点实惠。比如，捐个官做做，哪怕弄个虚衔也好。于 是，在园林的设计上，与文人士子的想法完全不同。豪华，必须豪华。皇上一高兴，随口给个“候补知府”之类，蛮有可能。土鳖们没有去过皇宫，在他们的想象里，皇上的尿盆子也是金的。既然园子是给皇上享受的，那当然得有皇家气派。皇上又不会在这里住一辈子，把皇上住过的行宫作为自己的交际场所，岂不美哉！因此，高敞华丽、错彩镂金，那也是必须的。商人们并非不要“诗情画意”。文人的意见，比如杨州八怪之类，也不是不听。大凡造园，必有清客在侧。所谓清客，其类不一，不但有文人、画家，应该还有笛师、曲师、山师等。不过，富商们大抵来自徽州一代，梦里故园，家山历历，绝对不是江南的小桥流水。正如他们的胃口， 不喜欢苏州的甜食。那些入园的诗文与书画，与苏州的吴门派比，硬朗、豪放、沉厚，慢慢地， 这些都变成了扬州园林的风格。

豪华的园林，太需要娇艳的花卉来点缀。扬州处于江淮平原，地势平坦，土壤干湿得宜，兼有南北两地的长处，花木易于繁滋，而牡丹、芍药、尤为茂盛，一到花季，到处蝴蝶飘飞，牡丹芬芳。扬州本地，并无太湖石，但盐商们有的是船，叠石所用的石材，用栽盐的大船，一路浩浩荡荡，近则取于镇江、苏州、宜兴一带，远则运自宣城、徽州、灵璧、河口等地，更有少量奇峰异石，从西南边陲万里迢迢弄来。这一点他们比苏州的文人厉害多了。钱不当钱、不惜工本这一点，也是苏州园森所不能比的。由此，扬州园林素以“叠石胜”，其中突出的个案，以雄伟而论，当推个园；以苍石奇峭论，则算片石山房；而小盘谷的曲折委婉，逸圃的询娜多姿，都是佳构；棣园的洞曲，中垂钟乳，亦为一般园林罕见。其中，个园的石师工匠们分别选用褐黄石、太湖石、雪石和状如竹笋的石笋，叠成四组假山，表现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称为四季假山， 让天下游客兴叹不已。

扬州园林融合了北方园林的气势，却并未丢弃江南园林以小见大、曲径通幽、古典雅致的特点。一座园林里，遮掩与间隔非常重要。“庭院深深深几许”，本身就是一种意境，瘦西湖以一片片的杨柳为遮掩，远远近近的厅堂、亭观、塔桥，在影影绰绰的柳影中若隐若现、若明若暗。一重重柳林，如一道道竹帘，虚实、显隐、浓淡、静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经典，在此得到淋漓的彰显。再说桥，如果说，苏州园林以曲拱桥为美，那么，扬州园林则以平曲桥为贵。它介于似桥非桥、似石非石之间，无架桥之形，却有渡桥之意。虽属人工巧作，更有自然野趣。其骨子里，还是以“曲”为贵的中国造园理念。

（选自徐风《江南园林的风神与韵味》，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