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学批评的公信力

我们时代的文学现场和批评家的工作现场距离越来越远，现在该到了文学批评质疑自身存在意义、重建公信力的时候了。而质疑也好，重建也罢，文学批评必须思考一些基本常识问题。

一是文学批评必须“到场”和“到岗”。必须明确文学批评不完全是书斋里的学问。学院化、学理化不是文学批评脱“岗”和离“场”的遁词。文学批评“到场”和“到岗”不只是不断追踪新作家新作品的问题，还关系到熟悉新的批评生态、掌握新的批评媒介、运用新的批评范式的问题。网络、都市报、时尚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呼唤新的媒体文学批评。对于新媒体文学批评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关系以及差异有待在实践中深入研究。严格地说，当下文学批评与中国飞速发展的新媒体很不相称。“到场”和“到岗”，有一个问题需要正视，中国文学生成于世界格局下的中国场域。因而，我们不仅有理由要求批评家懂文学，而且必须懂“中国”，懂“中国问题”。批评家不只是文学鉴赏家，更应该是一个有现实关怀的“杂家”。

二是文学批评必须“批评”。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看，当下有理有据对中国文学挑刺找茬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批评都很稀缺。批评家和作家一团和气、抱团取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批评的锋芒越来越钝化。

三是文学批评必须“文学”。当下文学批评越来越“非文学化”值得警惕。拿近年以“小历史”视角叙述近现代中国史的长篇小说为例，如何对《兄弟》《受活》《生死疲劳》《赤脚医生万泉和》《致一九七五》《启蒙时代》《河岸》等进行文学考量？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界对这些小说关注的热点往往集中在和“大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视角上。问题是文学的任务仅仅是提供一种不同于正史的地方史吗？对于这些小说，如果我们还只是将其意义设定在历史的真伪之辨上，显然是一个背离文学常识的伪命题。

具体到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批评家，首先要追问的是，“谁”在批评？也就是批评者站在什么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观察当下的文学批评，是“谁”在批评，是“谁”发出的声音，越来越不清晰。千人一腔，我们感觉不到文学批评从业者独立的文学观，感觉不到他们的体温和心温。在这里，我们甚至不害怕批评者的偏见和异见。一定意义上，最可怕的不是偏见和异见蜂起，而可能是唯存共识。因此，理想的文学批评生态是不同精神立场和文学观的并起和交锋。其次是，为什么要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仅仅是作为人文学科的“非常精确的智识劳动分工”（萨义德），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种而存在吗？即便从“智识劳动分工”角度所赋予文学批评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媒体批评的职责来看，我们的文学批评也不能算称职。而且，除此之外，文学批评应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介入到现实中间。再有就是怎样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从业者必须意识到的是在当下中国生活并且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因而，如何开展文学批评，运用怎样的批评资源和批评范式开展文学批评是无法回避“在中国”这个现实处境的。从这种意义上，每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都面临着不断重新做“会判断、能批评的人”的问题。无论怎么说，在当下，文学批评从业者仍然是文学教育、作品遴选和推介以及文学传统积累等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只有通过广泛的批评活动才有可能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建立起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同时重新塑造文学批评自己的形象。

（2011年3月1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的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虞、褚、陆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茏，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①，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便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注）①大令：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因曾做过州主薄、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所以时人称其为“大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