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某地模仿法兰西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对文化根底的不自知。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那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什么是“天下”？人们多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为其定性，如邢义田所言：“天下观是指人们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 但是，当中国人以美学视野规划他的生存境域时，天下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时间为人的世界经验植入了运动和过程，它的价值则在于为主观经验建构的天下秩序增添了变量，使其由井然有序的状态，变化为活泼生动的状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地带，中国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中国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 、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

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具有强烈的“时差性”，有些作家的作品一写出来就立即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特别是知名度高的作家，其作品基本上能及时传播，如宋代苏轼、黄庭筠等人的诗文一落笔，即为人传诵。而有些作家的作品就很难及时传播，常常是生前藏之名山，身后才得以传之后世。宋人的文集，有一些是在作者本人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由其子孙亲友刊印流传的。文学传播的“时差性”必然会造成作家影响的延后性，即作品传播滞后的作家，不可能对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产生影响，而只有当他的作品传播之后才会产生影响。一般说来，作家知名度的高低与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成正比。

作品传播的速度与广度，除与作家的知名度有关之外，又与作品本身的审美趣味有关，如北宋柳永的词作，符合当时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故传播及时而广泛，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背可歌柳词”。而北宋中后期的黄裳，是神宗朝的状元，在社会上的名气不算小，因为他写词，不注重娱乐性，不考虑听众的审美趣味，只是按自己的志趣写风雅之词，“以清淡为正，悦人之听者鲜”，所以无人传唱，也无人欣赏，只好孤芳自赏。

作品传播的历程，常常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曲线型的，有沉寂期也有盛行期，有低谷也有高峰。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具有连续性。在当时及后世都盛传不衰，如宋代欧阳修、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问世后历来都为人传诵，基本不断。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则呈现出间歇性的特点。盛行一时后，就湮没无闻，沉寂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崛起。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在南宋盛极一时，当时刊行的李清照作品集有《李易安集》十二卷本，《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本》等多种版本。到了明代，李清照的作品集又全部失传，以致于像杨慎那样博学的学者，也未见过李清照的调集，而近代以来，随着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不断攀升，她的作品又得到了重新整理，并广泛传播。

作品的传播，又有突起的现象。当时流传不广，在后代某个时期，因为某种特别的机缘而大受关注，广为流传，之后又复式微。如宋末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的唱和词集《乐府补题》，在当时传本极少，元明两代一度失传，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偶然发现，让人在北京镂板刊行后，即大受追捧，广为传播，词坛上一时形成学习模仿《乐府补题》的热朝，京城的词风为之一变。此后，《乐府补题》虽然并未绝版，但传播有限。

一个时期，不仅是传播当代的作品，还要传播前代的作品，一种作品，不仅是在当代传播，还要在后代传播，所以考察一个时期文学的传播，不仅要考察其同时代作家作品的传播，还要考察前代作家作品在该时代的传播。如研究宋代文学传播，就不仅要关注宋一代先后传播了多少宋人的作品和文集，还要注意当时传播了多少唐人及唐以前的文学作品集，前代哪些人的作品在宋代最具影响力。

——（摘编自王兆朋《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