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是一种实录性的文学。在理论上，我也承认那些飞腾的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位置。可是实际上，我总偏爱那些事实气味比较浓重的作品。在那里，我仿佛更能够接触到一种真实生命的呼吸和表情。

但是，传记所取材的人物和作家写作的态度方法，是很不一致的。有些传记作品中的人物，只叫我们钦敬，甚至于只叫我们畏惧。他不叫我们怜爱，不叫我们反省。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许多人物，虽然性格十分差异——例如米开朗琪罗，既不和贝多芬相近，也和米勒有着分别——可是，读了总叫人感动、反省和振奋。像贝多芬那种坚强、泼辣而又富于人情的人物，他的震撼和扶掖我们，不用多说了。托尔斯泰和米开朗琪罗——特别是米氏，都是具有很大弱点的人，可是我们在传记里和他们接触，却感奋地分了他们痛苦、失败，同时也分了他们的诚挚和成功。我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差不多融成一片，决不只“枕着他们休息一会”而已。有些传记叫我们读了，只深深赞叹着作者艺术的高妙，可是对于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行动，却不怎样兴起重大的关心。我们只做了一回人生的旁观者和艺术的鉴赏者。这种性质的传记，现代并不少。像莫里哀那样的名手，他的作品多少也要叫我发生这种感觉。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分明是属于另一种类的。它不是没有艺术的威力，而是这种威力在显示了一种真实的人生之后，自己躲藏了起来，它不要叫自己浮泛在读者的意识上——因为这样会妨碍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交感融会。这正是蒙庄所说的“得鱼忘筌”的境界，第一流的艺术家要叫读者经由作品直接地去“关心参与”活的人生。叫人只停留在他们艺术的戏法前而不过是那些搔首弄姿的小家罢了。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艺术。

严格说来，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自然并没有达到传记文学应该到达的理想地步。例如他对于那些伟大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等，就没有给予比较深入的分析——特别是社会学的分析，而这在我们看来是相当重要的。可是，他另一方面的成功太伟大了，以至于叫人对于这种缺点也觉得并不怎样紧要。

（节自钟敬文《罗曼•罗兰的名人传》）

谈谈《雷雨》的戏剧冲突

戏剧不懂得平静地过日子，它需要不断地掀起冲突的浪潮，使人物在相互冲突中撞击出性格火花。《雷雨》中，曹禺把20年代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集中于周、鲁两家的冲突氛围内，把两家30年来错综复杂的  和 集中在一天的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性格就得到了自然的艺术显现。

同是炎黄子孙，鲁侍萍这位柔弱、善良、温情的女子，在那个特定的社会里却一直不能将驾驭生命的缰绳紧握在自己手中，她被封建买办资产阶级家庭所蹂躏，被伪善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混血儿”周朴园所欺骗。在第二幕中，侍萍与周朴园的对话看似平淡，冲突却异常激烈。当周朴园吩咐她“先下去”时，侍萍“望着朴园，泪要涌出”，只问了一句：“老爷，没有事了？”这简短的话语和细微的表情变化，就很好地展示了侍萍A  和B   的心情，当侍萍说“老爷，想见一见她么？”时，冷酷无情的周朴园连忙回答：“不，不，不用。”三个“不”字，便将他人性的C   和灵魂的D   暴露得淋漓尽致。当周朴园得知面前这个两鬓染霜的老婆子就是他玩弄过的漂亮的使女时，他色厉内荏，拿出一张五千元的支票，并声称“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侍萍将肮脏的支票撕得粉碎，然后迸发出血泪控诉：“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这一撕，撕碎了周朴园甲   的假面具，撕碎了资本家乙   的信条，撕出了侍萍丙   的性格，撕出了她30年风雨中磨炼出来丁   的精神。

林冲叫酒保只顾筛酒。林冲说道：“酒保，你也来吃碗酒。”酒保吃了一碗。林冲问道：“此间去梁山泊还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间要去梁山泊，虽只数里，却是水路，全无旱路。若要去时，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林冲道：“你可与我觅只船儿？”酒保道：“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里去寻船只。”林冲道：“我与你些钱，央你觅只船来渡我过去。”酒保道：“却是没讨处。”林冲寻思道：“这般却怎的好？”又吃了几碗酒，闷上心来。蓦然想起：“以先在京师做教头，禁军中每日六街三市，游玩吃酒，谁想今日被高俅这贼坑陷了我这一场，文了面一直断送到这里。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受此寂寞！”因感伤怀抱，问酒保借笔砚来，乘着一时酒兴，向那白粉壁上，写下八句五言诗，写道：“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闻望，慷慨聚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成镇泰山东。”林冲题罢诗，撇下笔，再取酒来。

正饮之间，只见那个穿皮袄的汉子，走向前来，把林冲匹腰揪住，说道：“你好大胆！你在沧州做下弥天大罪，却在这里！见今官司出三千贯赏钱捉你，却是要怎地？”林冲道：“你道我是谁？”那汉道：“你不是豹子头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张。”那汉笑道：“你莫胡说！见今壁上写下名字，你脸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赖得过？”林冲道：“你真个要拿我？”那汉笑道：“我却拿你做甚么？你跟我进来，到里面和你说话。”那汉放了手。林冲跟着，到后面一个水亭上，叫酒保点起灯来，和林冲施礼，对面坐下。那汉问道：“却才见兄长只顾问梁山泊路头，要寻船去，那里是强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么？”林冲道：“实不相瞒，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紧急，无安身处，特投这山寨里好汉入伙。因此要去。”那汉道：“虽然如此，必有个人荐兄长来入伙。”林冲道：“沧州横海郡故友举荐将来。”那汉道：“莫非小旋风柴进么？”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汉道：“柴大官人与山寨中大王头领交厚，常有书信往来。”原来是王伦当初不得地之时，与杜迁投奔柴进，多得柴进留在庄子上住了几时。临起身，又赉发盘缠银两。因此有恩。林冲听了，便拜道：“有眼不识太山。愿求大名。”那汉慌忙答礼，说道：“小人是王头领手下耳目。小人姓朱名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氏，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靶子，肥肉煎油点灯。却才见兄长只顾问梁山泊路头，因此不敢下手。次后见写出大名来。曾有东京来的人，传说兄长的豪杰，不期今日得会。既有柴大官人书笺相荐，亦是兄长名震寰海，王头领必当重用。”随即叫酒保安排分例酒来相待。林—冲道：“何故重赐分例酒食，拜扰不当。”朱贵道：“山寨中留下分例酒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居然让它囫囵出入、毫发无损。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反躬自问。

终于，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瘦马、举长矛的堂吉诃德。这是塞万提斯用自身苦难铸造成的，由此证明他已彻底降伏苦难，获得了一种人类学上的读解。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于是，塞万提斯也就在至高层次上诠释了漫画和寓言。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西班牙广场上的这组雕塑，塞万提斯为白色，堂吉诃德和桑丘为黑色。白色的塞万提斯天天注视着眼前黑粗笨拙的这一对宝贝又会暗笑，就凭你们这模样怎么还能流浪远方，把苦难流浪成寓言？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看来异地同理：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两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4月23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1616年的4月2 3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食，但有好汉经过，必教小弟相待。既是兄长此入伙，怎敢有失接应。”随即安排鱼肉盘馔酒肴，到来相待。两个在水亭上吃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觅船来渡过去？”朱贵道：“这里自有船只，兄长放心。且暂宿一宵，五更却请起来同往。”当时两个各自去歇息。

金庸作品的魅力

严家炎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像《天龙八部》通过萧峰之死所揭示的民族斗争尖锐年代造成的悲剧，包含多么巨大丰富、发人深省的内容，艺术力量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碧血剑》又以多么生动感人的小说笔墨，塑造或赞美了郭靖、袁崇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弘扬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果说严肃文学是“为人生”、通俗小说是“供人消遣”的话，金庸小说把这两方面统一了起来。他的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见，活泼轻松有时又令人沉重，兴趣盎然又启人深思。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的共同感觉。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显示出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浸润、萃取相交织的，却是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这也是金庸小说超越于传统武侠小说、赢得一代一代新读者的地方。比如，对于旧式武侠小说“快意恩仇”的普遍观念，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是批评和否定的，他反对睚眦必报，反对滥杀无辜。《射雕英雄传》里郭靖报完国仇家恨之后的复杂心情就是证明。再有，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不能挣脱狭隘的民族观念束缚，也是考察作品有没有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的一个标志。金庸的民族平等、融合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外，金庸小说里人生理想、道德观念也是焕然一新的。他虽然写古代，但是笔下主人公并不是行侠、报国、封荫做官的模式，人生理想也不是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而是渗透着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笔下的侠客多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行侠仗义，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反抗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色彩。

所谓雅与俗，不同时代有不同看法。金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现，意味着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雅俗对峙问题，从实践上和认识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金庸小说吸“雅”“俗”两方经验又超越“雅”“俗”。他创造性吸收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等众多门类艺术经验，从而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同时借鉴、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新的质素，达到新的高度。这是金庸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