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文化的符号

余三定

①文学批评也应该和文学创作一样，表现出对多样性的包容，需要各式各样的批评主体和方法策略，关键在于能否带来独到发现和美学的新阐释。舒文治的评论随笔集《远游的开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算得上是文学批评的另类：它出自一位业余评论者之手，有意保持着与学院批评的距离；它放弃了学理上的细密针脚和体系上的逻辑构架，毫不掩饰对精神游历和灵魂冒险的偏好。□，作者把体现屈原远游放达的诗歌精神作为一种自觉追求，□视为一个“上浮起点”。

②远游这种精神探幽览胜的方式决定了舒文治的批评视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学纷呈、90年代的文化反思、世纪末的精神颓变、新世纪的文化变奏、诗歌向度的下行、艺术肉身的欲望气息、多种文化现象的内部结构、地域文化蕴含的个人诗义等等，他都有所论及。他运用的阐释方法不但有多种西方理论的借用，也有中国诗学、中国文化的查询比对，特别对屈原开创的楚辞表现美学，他在精神血脉上自觉链接，声明“面对技术分析、技术处理、技术定位遮盖一切、改造一切的新浪潮，在文化策略上，我宁愿保守，不做达人，回到传统美学里，也能找到千年不绝的滋养和审美愉悦。”这种民间性、接地气的文化背景，能使他的批评不受学术流派的束缚，不受东西方的理论强拆，表现出挥洒自如的自我阐释，从而达到他认为的灵动阐释、有效阐释。

③舒文治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阅读者和写作者，而不是学术人，他将兴趣阅读、分析阅读合而为一，以文本分析作为阅读的引申和思辨的载体，保障着个体认知的可靠性和审美体验的自得意趣，因而防范了概念空转、无当议论、粗暴结论的风险。理性于他阅读感性的凝炼，结论服从于他知识谱系里的必然律。即使是对先锋小说，他也不是一味叫好或开骂，比如，对残雪长篇小说《突围表演》所刻意制造的形式迷宫，他进行了具体拆解，层层除魅，最后引用卡尔维诺“向迷宫宣战”的艺术箴言来击碎这一扭曲的幻城，而卡尔维诺正是残雪多年之后以专著的形式深入解读、奉为大师的作家。这种隐含的反讽，表明了他对先锋形式的洞见和并不盲从。而对格非和余华的几部先锋小说的分析，或者是要在中国语境中激发一种新的审美反响，或者是要推导出一种踏实而不是踏空的普遍性生存状态，并从中窥见了先锋的回归，先锋从“梦的幻境开始踏上漂流的土地”，以更好“完成他们表现人的危机和进行文化救赎的双重使命”。——这一个在上个世纪末得出的结论，应该说符合余华、格非新世纪的创作方向上的校正，也可以看出舒文治作为文学现场的旁观者持有的清醒。

④召唤灵动的感悟，赋予优美的表达，是《远游的开始》给我更深的印象。这里有一个批评主体如何渗透到批评对象中的问题。舒文治之所以要把评论当成美文来写，除了才气禀赋之外，肯定也与他的批评观有关。米歇尔·福柯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批评：“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虽不能肯定说舒文治也持米歇尔·福柯同样的批评美学，但他至少认可这一观点，因为在他的书中，我找到了一种近似的表达：“他的创造是用语言的符咒对潜在的无限可能性的召唤，唤起它们的灵性后赋予它们各式如栩的形态。”福柯对存在的符号的召唤，舒文治理解为语言的灵性赋予，它们栩栩如生的无穷形态就是无限存在的寓体。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一定会借助文化符号来显现，文化等待着创造主体的唤醒，并成为创造的一部分，自然，批评主体也包括在其中。文学批评的对象不是纯物质形态的客体和产品，它是一种饱满的个体经验，是人类情感的综合体，是为想象和虚构提供海阔天空的自由王国，因此，纯客观公正的文学批评可能是不存在的，文学批评主体的自由度超过了任何一种学术写作和历史写作，应该允许批评主体的审美渗透、个性张扬、情感共振和思想对话。

⑤舒文治在繁碎的公务之余，在喧哗和欲望的包围圈里，坚守自己的梦想，开拓审美的新境。我相信，他探寻的目光会更专注于文化与存在的秘密，他深得楚文化浸染的灵魂一定能飞翔得更远，因为当他把一切当成刚刚开始时，“远游”早向他发出了“舒并节以驰骛”^①的召唤。

注：①出自《楚辞·远游》，意思是放开缰绳任凭马儿飞奔。

金庸先生逝世后，有一副送别他的对联的横联为“一览众生”。“一览众生”化用了“一览众山”，是说金庸先生登高望远和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座难以比肩的高峰。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

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侠文化的文学读本，金庸先生的贡献在于将侠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国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价值观念多样的侠义精神和文化形态各异的侠客人物。陈家洛修身齐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展现的是儒家风采；郭靖兼爱非攻，踏实践行，有着墨者的风范；杨过顺其自然，至情至性，就是一位道家之侠；令狐冲潇洒快意，却又不失原则，是一位江湖浪子；至于韦小宝，其形象的阐释有着更多国民文化的思考。金庸先生在创作之初也许并没有想到要如此有序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

武侠小说源于《史记》，其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分别记载了为主人卖命的侠客和崇尚自我精神的侠客，这也是后来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两种侠客类型。在这之后，中国武侠小说历经三变。《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高峰，将侠客与朝廷捆绑一起，侠客只能跟在一些官员后面平叛捕盗，这种现象在公案武侠小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1923年，向恺然创作了《江湖奇侠传》，构建了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从此，武侠小说有了少林、武当、峨眉、青城等各种流派，侠客们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江湖世界看起来与人间俗世远了，侠客们的个性和风采却能够在那个充满魅力的神秘世界中得到展现，武侠小说好看了。金庸小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发展中的第三变。金庸先生创建了武侠小说的文化空间，打造了“文化武侠”的范本。作为类型小说的武侠小说内涵丰厚了起来，韵味深远了起来，其格局与格调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无论是精英小说还是通俗小说，构造文化空间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丰富的内涵。然而，像金庸先生这样如此广泛地涉猎多重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多见。更为重要的是，武侠小说彰显的是侠文化。侠文化与中国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既有相融之处，也有很多原则上的分歧。金庸先生却能将它们交融在一起，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文化之侠，且如此鲜活生动，显现出金庸先生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还有高超的文学修养。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对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的高度评价。这样的使命意识并不是金庸小说独有的，却在他的小说中得到最充分地彰显。《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之所以率军攻打撒马尔罕，是因为成吉思汗允诺，可以答应他一个要求。他原准备提出解除与华筝的婚约而与黄蓉结婚，可是看到蒙古兵屠杀百姓，话到嘴边却提出了蒙古兵停止屠城的要求。他做出了抉择，留住了老百姓的命，放弃了个人利益。金庸小说中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不是理念的直接演绎，而是体现在行为的抉择中。有抉择就有牺牲，牺牲的是家仇、幸福，甚至是生命。抉择总是很艰难，有犹豫，有痛苦。同样，抉择后的行为很真实，彰显出的家国理念，显得特别光彩，特别崇高。理念的表达来自人物内心的召唤，行为的确立来自理性的最终抉择，金庸小说高尚不虚情，大气不做作，原因就在于此。

（选编自汤哲生《金庸小说：文化是底子人性是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