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①在中国传统礼仪中，怎么坐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或者是一张叫榻的大床上，臀部放在脚后跟上，这叫跽坐。虽然不太舒服，可是在正式场合下，必须这样坐，否则就是失礼。

②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类似于现在的马扎，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开始逐渐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到了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化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下垂的椅子，并且在宋朝广泛地流行起来。古代中国人的大腿终于获得了解放。

③椅子的流行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腿脚，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冲击。

④这种四条腿的家具首先冲击的是当时中国的坐礼，而坐礼的变化，又直接导致诸多社交礼仪的改变。接着椅子还影响到了房屋内部风格，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窗户的升高。以前人们坐姿低矮，窗户的位置也相应较矮，以使坐着的人能看到窗外的风景；椅子的出现使窗户的位置明显升高了。椅子的出现还对房屋内部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传统的坐礼要求房间的中间尽量要空阔，作为人们席地而坐之用。椅子出现后，人们就不需要为席地而坐预留太大的空间，家具的数量也因此增加起来。

⑤在椅子出现之前，人们的坐姿很低，□□我国的家具普遍矮小，常见的案几与现在农村炕桌的高度差不多。椅子出现后，人们的坐姿明显升高了不少，自然而然一些高足家具就陆续开始流行，桌子也就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吃饭、看书的家具。而高足家具的出现，又引起了茶具、碗碟等生活用品的一连串改变。唐人席地而坐，坐姿低，为了方便饮食，都使用高足餐具，许多杯、碟、碗的底部都有几个支撑的高足。到了宋代，餐具置于高桌上，身体的位置及人的视线都不一样了，很难再看到安装高足的餐具了，碗、盘、杯等食器都变得玲珑精巧。

⑥椅子出现前，由于坐姿、案几的低矮，人们围坐在一桌吃饭很困难，所以，那时一般都是分餐制。聚餐时，人们分别就坐于各自案几的后面，各有一套相同的饭菜，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鸿门宴中，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五个人一人一案，是典型的分餐制。椅子和高足桌子的出现，奠定了围坐吃饭的物质基础，人们逐渐开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到八仙桌出现时，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已成了习俗，分餐制也顺应地变成了合餐制。

⑦受椅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国人的心理。椅子出现之前，人们在正式场合必须跽坐。这种坐姿现在看来是很难受的，现代人恐怕少有能坚持这种坐姿半小时以上的。所以，古时候的人们必须经过刻苦训练，才能适应这种坐姿。孩子们学的第一堂礼仪课就是跽坐，其意义与新兵入伍时训练军姿很相似。跽坐训练，除了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能修身养性。因为再怎么训练，跽坐久了都不会舒服，内心就会焦躁不安，所以跽坐训练更是对自身心性内涵的修炼。这种修炼能让人的内心与坐姿和谐统一，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跽坐。因此，经过跽坐训练的人都有挺拔干练的气质，都有严谨坚忍的性格。

⑧在椅子出现之前，跽坐是社交场合的正坐。不论你是天子还是草民，社交场合都必须跽坐。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那时候，皇帝和群臣议事，大臣们向皇帝跪拜时，皇帝其实也基本跪着。这种坐姿的平等拉近了皇帝和臣民的关系，那时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事业上合作的伙伴。跪着没有现在这种低下的特殊含义，而是一种恭敬虔诚的表现。椅子出现后，跪的意义与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臣民们则跪拜在地上。这种礼节上的巨大不平等使臣民们潜移默化地奴颜婢膝起来，这在心理上巩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奴化了国人的心理。

⑨可能有人奇怪：欧洲人坐椅子，没有跽坐，为什么没有出现那种奴化的现象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欧洲人的礼仪中，跪是很少的。除了向上帝双膝跪下，对任何人都不用跪；就算见了本国的君主，也只是单膝跪而已。而在我国古代，跪是最常用的礼仪。不光是君臣之间，还广泛用于下级与上级之间，草民与官员之间。椅子出现后，跪的不平等性显现出来，从而逐渐起了奴化国民的作用。

⑩我国自北宋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恰恰和椅子的普及时间差不多，难道是巧合吗?就像互联网和手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人类历史上很多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发明，其实都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奇美之境——谈流行书风

伍立杨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书风，当代的流行书风从形成至蔚为大观，是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它与传统书法的区别，在于字距行距的突破传统范式。结字的时候，因字赋形，揖让之得体，收放之多变，似在不经意间涉笔成趣。空间位置的倾斜，字的互相拗救，发挥到极致，字幅的整体气氛是散逸．疏放．悠远。间架安排，则是线条生涩，信手为字，仿佛乱石铺街一样。而其大体的气象，则是朴拙含明快，优游出顿挫。既敛气而蓄势，也纵放而取姿。一番恣纵，一番勒控，一番停蓄，一个字即是一个有机体，浑浩流转，生意纷披。  九十年代初，这种风格跟星星美展一样，迭遭非议。卫道者以传统书法自居，提出流行书风不能成立的依据，撮其大要，是说它对传统的背离．脱落。以为跟古人的初衷．古人的经验大不一样，甚至全然对立。  其实这是一种绝对的误解。  清代文学家汪容甫以为：“读书十年，可以不通。”不通二字，俗人多不能解，实则非读书积年有得，又肯虚心者，不能出此言。晚清的文论名师林纾，更肯定地说：“文章只要有妙趣，不必责其何出。”其人都是深得艺术辩证法神髓的高手。这种“不通”的境界，在书法而言，就是涩味。由那出神入化的涩，带出机趣的讲究，带出美术性造型的意味。  这其中，有思想，有内涵，最为突出者，乃是它的美术性。因为美术性，造成线条的永不寂寞，似闻变征之声，士为之泣；又闻羽声，人为之怒。它有调动人心的力量，令其自然生感。  晚清时节，书法之道已烂熟，欣赏趣味超前宽泛，刘熙载《艺概》即问世于斯时。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他说：以欹侧胜者，暗中必有拨转机关者也。他说：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不工者，工之极也，他又说。——他的通达．奇警．博大的辩证法，也全然可以用来解释近时代的流行书风。  流行书风的创造性是和它的美术性一而二．二而一的。如老杜诗歌中的随心所欲的倒装句式，神龙变化的语序，流行书风是将碑学帖学融会贯通而加以重构。它对传统的理解与所谓功底派不同，功底的末流往往流于复制描摹，多失神采。也有接近古人的，但观者反不谓奇。为什么呢？力不足而强为之，气力也就在那过程中衰竭穷尽了。  也有对传统自得其神，加以综合，辩证地杂糅了多味元素，走得很远，却并没邯郸学步，也没有“望故乡邈邈，归思难收”，而是随时可以来去自如，毫无局促之态。这就是流行书风。在它那里，传统相应变为一种隐藏得很深的“伏脉”。而且书家也更重视另一种传统：如秦汉木简．晋人尺牍．砖瓦文字．墓志碑刻——跟民国初年的文学情形相似，六朝小赋．佛经文字．晚明小品．敦煌变文．小说传奇等等，大规模重新发掘，被重新赋予美学地位，艺术生命的价值，随之更为厚重，经久不灭。

明代的性灵文人对诗歌情感的表现范域进行了不断的开拓和“探底”。他们以“世情”为诗性情感，把庸碌人生、琐碎生活、平常心情诗意化，创作出了一批新鲜活泼、具有浓浓世俗气息的诗歌作品。他们的这种尝试，不仅推翻了前后七子建立的模拟王国，率领诗坛走出了复古的迷障；更是对以“诗言志”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正统诗学理念的挑战，在完善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表达经验、平衡诗歌文化生态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如果说先前的诗人们在努力地汲取古人的智慧成果，性灵文人们则以“无法为法”，努力摆脱古人、成法、学问等的一切束缚，为诗歌营造一个独立、轻松的创作环境。

“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袁宏道语）是性灵文人针对当时文坛上风行的复古运动而提出的。在当时“黄苇白茅，弥望如一”的诗文创作中，性灵文人试图用一己之性灵扶救文坛“缩缩焉循而无敢失”的状况，因此，击破复古派的理论根基，就成为性灵文人的首要任务。同时，对古人的脱离，也是他们坚持诗歌情感的自然性、个体性、真实本性的自然选择。

“脱古人之缚”首先表现在对古之贤人、圣人的颠覆上。李贽认为，即使是被拜在庙堂的孔子，也并不能成为天下之是非的评判者。是非标准因人而异，因时而变，而不应是僵化的、不可更易的固定标准。每一个人的“自然之性”，才是“自然之真道学”。其二，表现在不盲目地崇尚经典。“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李贽语），李贽瓦解的不仅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更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存在的颠覆。如果人们都能保持自己的童心，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一个新世界的创造或许指日可待。其三，要摆脱古语的束缚，袁宏道认为，今天（明代）的文人在“学古”时偏偏不学古人的思想精髓，而专注于古文中的古语。况且，古人也并没有用古语来写文章的癖好。今人看来是“古文奇奥”的，或许在古时也只是街谈巷语的大白话而已。能明明白白地把心中所想表达出来已属不易，又何必非要取秦、汉时期的名衔来装饰自己的诗文?

因此，在反对古人、古文、古语的基础上，性灵文人们建立了一种比较进步的“诗文递进”观。袁宏道的诗文进化观非常激进：“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推翻先前的所有，并不是袁宏道等性灵文人的本意。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古”本身，而是七子派所“复”的方法和形式。程序化、模板化的“复”使诗歌创作成为鹦鹉学舌，诗人的真个性、真性情消失殆尽，诗歌的生命也就无从言说了，这也是前后七子掌控的明代诗坛萎靡不振的原因所在。

所以，性灵文人试图推翻以古之圣贤为是非的标准，推翻经典的权威地位，摆脱古语的束缚，使诗性之情重新回归为个体的自然性情。

（摘编自李小贝《明代性灵文人的诗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