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入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的表现。其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是好，但对文化领域的影响是好是坏，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快。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品质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是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现实主义精神是传统戏曲的本质属性之一，几乎所有的古代经典戏曲剧目，都拥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即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完整地反映人物的性格，客观地观照时代特征，辩证地分析社会本质，具有明确的个人主张和社会教育意义。

上世纪初，随着新剧进入并风行中国，传统戏曲也开始了改革，现实题材被大量采用，诸如革命暴动、妇女解放、时事新闻等。于是写实与写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戏曲现代戏剧目，为数不多。但是，无论从文学性还是从戏剧性而言，现代戏曲完全可能发掘、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人物形象。其所倚靠的，有对史料的新发现、对人性的再挖掘、对时代社会的再分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理性推论和感性想象。

上海京剧院的革命现代戏《浴火黎明》以“红岩”故事为背景和构架，演绎了1949年前后几位狱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综观全剧，戏曲的写意性与话剧的写实化相匹配，纯熟的音乐和唱腔，流利的身段与造型，观众可清晰地感到将高度技艺性与高度政治性相结合的京剧现代戏的底蕴。该剧的第一男主角范文华既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彻底的叛徒，他在狱中经历了一场  “不坚定的革命者——不彻底的叛徒——坚定的革命者”的精神“过山车”。范文华这一人物不仅担当了全剧矛盾冲突和情节突转的动力，更是建构了全剧的多元主题，即“信仰的坚持或放弃”的传统主题和“信仰的迷失和争夺”的新主题。饰演范文华的傅希如则藉剧本之力，表现了强烈的精神痛苦和意志迷惘，不少观众认为，这位不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惶惑到抉择的过程，要比众多纯正面和纯反面的人物形象更可信，对革命胜利主题的诠释也就更有力。看来，对于这一经过对历史的分析、对人性的诠释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当代戏曲现代戏的观演双方都有审美的需求。

回顾小说《红岩》问世后57年间所出现的优秀改编或延伸作品，无论英雄、叛徒还是敌人，许多艺术形象都成了后世可复制却难超越的现实主义的典型，不仅因人物鲜活、艺术精湛，且因彼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经远去、不能复返。

现实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求最形象、最真实和最深刻地反映人与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既然要以高度提炼的典型取胜，那么其典型性必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时代所牵制和限制。这也许就是一些经典现实主义剧作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当代舞台时，频遭笑场的原因。现实主义创作永远处于社会变化、时代变迁的危机之中，始终经历着不断发现典型、创造典型的过程。

（摘编自胡晓军《戏曲的现代性及现实主义》）

大城市，陌生人相聚之地

柳延延

①这次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人心动。它要求我们直面大城市带给我们的种种问题，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让美好的理念变成现实。

②按一个法国学者的定义，“大城市就是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集地”。如果让我描述对大城市的感觉，则“个人孤独地行走于人群中”可能是贴切的。这里，城市的规模显得异常重要，它提供的人际互动的规模对人的精神生活、心理感受和个性气质都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

③确实，大城市生活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外在景象纷至沓来，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与陌生人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人们往往努力避免和陌生人的交往。（比如尽量只是被看见而不要对视）无论陌生人说什么，都要尽力不去搭理他。陌生人成了人们在生活中拒绝和他说话与交往的人。这种逃避使人的都市生活呈现出片断的、短促的、易逝的“万花筒景象”，结果引起了现代人心理的紧张感。这不是在某时某地的紧张， 身处大城市，心理和精神的紧张就如影相随。

④我们真的能避免和陌生人交往吗？“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生活在大城市，我们实在是离不开、躲不掉陌生人，可我们总在回避与陌生人打交道。我们的问题和困惑部分源于我们对陌生人的这种矛盾态度。

⑤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如何与陌生人交往是需要学习的。纵观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可以发现，若要陌生人社会健康的运作，就需要全社会确立起尊重契约的理念，愿意通过法律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往往“知根知底”，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关系像蜘蛛网一样把他们联接起来，成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这使得大多数人能较好地履行自己对他人的义务，少有欺骗行为发生。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国人陆续进入陌生人社会，这需要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观念变化。可中国人对“契约精神”、“法律意识”还比较陌生。结果是：一方面，传统道德共同体的约束效力明显在减弱，如离婚率上升，遗弃行为增加；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的某些力量仍在隐秘地支配社会的运行，红包、后台、暧昧出格的饭局，让法律显得有气无力。观察今日之中国，熟人社会的道德运作逻辑与陌生人社会的法律运作逻辑既冲突又共存，时时都在呼唤我们改革的深入。

⑥上述这一切，给中国的陌生人社会——城市生活——打上了特有的印记。我以为，今天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的某种焦虑，大多与此有关。现在我们自由抉择的余地大了，却近乎宿命地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质拱手交给了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但我们不知道罐头、火腿和奶制品有没有毒，不知道动车和飞机是否被正常检修，不知道自己得的病是不是真的需要开刀……这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活在侥幸之中，今天中国的家长教育孩子时常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将来走上社会会怎样怎样。在这样的观念里，“走上社会”就是到一个完全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公共空间里去，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危险，你处处都要防范，并且需要学会很多的求生技能。这表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观念中，“社会”还是一个比较冷漠的概念，它遵从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的确会产生彼此间的冷漠状态。因此，怎么理解社会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理解在家庭、血缘或地缘关系，或是比较自然的朋友关系之外的公共领域——陌生人领域的问题。

⑦在我看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要义，不光是高楼林立、汽车奔驰，它还是 。

⑧中国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文汇报》201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