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娱理工作室  2019年2月5日

业界讨论了多年的“中国科幻元年”，在2019年真的到来了。改编自刘慈欣小说的《流浪地球》，成为第一部上映的中国科幻片。尽管导演郭帆还在担心科幻片有门槛，普通观众能不能接受；但在业内，《流浪地球》是真真实实口碑爆了。

《流浪地球》的四年历程，让郭帆从微胖界累痩到了男神界，甚至收获了颜粉。开始做剧本时，郭帆和编剧们几乎天天不睡觉；到了开机时，他每天只睡两小时，现场拍完了还要回去看前一天的镜头；杀青后开始后期制作，郭帆就在工作室支了一张弹簧床，一宿一宿的熬夜。

制片人龚格尔做过歌手、作曲、配乐、配音、编剧、演员，唯独没有做过制片人。他和郭帆的信任，源于北漂期间同一屋檐下的兄弟情。1999年，两人在高考考场上，都面临着同一道颇有科幻色彩的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20年后，郭帆清晰得记得自己当年写了一个设置有反转的愛情故事，只差两分就是满分作文。刘慈欣认为，中国人拍科幻片，缺技术、资金、经验，但最缺的是科幻的情怀，而郭帆的优势就在于他有情怀。

世界观的编写，是《流浪地球》最开始的工作，做了八个月。

编剧严东旭认为“世界观”的建立就像冰山，90%是沉在水下没有呈现在电影中的，但如果没有这90%，就无法支撑电影中的那冰山一角。

当地球出现危机时，中国人为什么不是离开地球，而是带着地球跑路？

“西方的文化很久以来就是一个海洋性文明，包括英国殖民的时候他们寻找新的家园，然后出现在美国，他们是一个不断往外走出去的民族，是面朝大海，仰望星空的。中国人不是，几千年来我们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我们的土地每一寸都不能让出去，我们甚至可以为此跟你拼命。我们对土地情感的那个核，刚好就是我们的独特性，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中国科幻的一个形态。”作为中国科幻的先行者，郭帆分享了《流浪地球》的三条经验：

一、不要太迷信海外团队，我们要去学习海外团队的流程、他们好的东西，但是把他们很成熟的一套拿回国内其实不会这么适用的，我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管理模式和流程。

二、一定要找到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比如《流浪地球》里中国人对土地的这种情感，中国科幻，就得寻找到真正能够表达我们的文化内核和精神内核的一个载体。

三、从外部表现形式来讲，没有什么好莱坞的美学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从团队、到故事内核、到美学风格，郭帆和《流浪地球》整个剧组始终在强调中国人、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四年的时间，7000人的团队，他们走过很多弯路，也发现了中国与好菜坞的差距，但幸运的是，《流浪地球》为中国科幻片做了一次成功的探路，本身也成为一部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作品。

我们的科幻片已经起步。郭帆说，希望《流浪地球》能够不赔钱，这样投资人、导演才有更多信心拍摄科幻片，形成良性循环，只有这样，中国科幻片才能继续进步。

材料二：

2019年03月11日07：08：新京报

《流浪地球》的特效水平被很多人认为达到甚至超越了国际平均水准。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硬核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成为今年第一部爆款，票房一路高歌猛进，至截稿前，上映34天票房累计46亿，占据国内电影史票房亚军位置。不过，引发观众热议的还是电影中呈现出的逼真特效技术，而这些令人震撼的特效基本都是出自国内团队之手。《流浪地球》算是目前国内科幻电影特效的顶尖水平，也有不少观众和影评人从直观感受上认为，《流浪地球》的特效水准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国际平均的特效水准，当记者向国内特效第一线的专业人士询问时，如果把它放在好莱坞科幻片中去比较，处于什么水准？丁燕来回答“跟美国最少差八至十年”，徐建认为“能到他们十五年前的水平”。

材料三：

中国军事时政新闻权威发布平台@学习军团3月4日消息，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两会特别节目《央广会客厅》访谈节目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全国政协委员、我国首位飞天航天员、航天英雄杨利伟。

杨利伟谈《流浪地球》

虽然我没有到影院观看这部电影，但是关注了它的很多介绍。首先，艺术和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科幻文学、科幻电影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是有科学侬据的。这部科幻电影，先不去看电影里的科幻情节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仅从表现形式上就值得我们去推广，因为在科学的基础上去发挥人的想象空间，可以更好引领科技的发展。我也看过其他国家的一些太空主题的影片，我觉得《流浪地球》反映了中华文化对家园的一种独特情怀，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团队精神，希望今后有更多类似的科幻作品出现。

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不仅表现当时人类生存状态和生活形态，更体现人类发展内在的心灵史。

创作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要达到“史诗”这个高度并不容易，但必须有书写史诗的胸怀和决心。

史诗胸怀的建立离不开创作者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创作者需厘清不同物质基础、生产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形态差异，并分析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生存结构、生活形态，理解与当代生活不同的原因，挖掘其蕴含的可以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历史剧之所以受到大众喜爱，正是因为一方面可以借此文艺形态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重拾文化记忆，一方面可以体味到历史剧中蕴含的现代价值，并有所思考和启发。

比如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西方思想家、史学家伏尔泰以此为基础写就《中国孤儿》，影响甚广。艺术家们在创作时几乎产生同样的困惑：一个人怎么会为救别人的儿子献出自己的骨肉？这就需要对故事发生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形态有所了解。故事发生在分封制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士以下的人没有自己的土地，都依附宗主生存。赵盾家族是晋国最大宗主，所以当赵家面临灭顶之灾时，为其留下宗嗣以期东山再起便成为赵家门人唯一的希望。程婴献子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形态下。他们当时的行为不只是为赵家，还为许多依附于赵家生存的门人、为晋国，这就体现出中国人的大义精神。提炼出历史中蕴含的精神，也就找到了创作这部历史题材的史诗胸怀。

今天出现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心，见心难见真，剧情雷人，同质化严重，观众也不满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对历史缺乏认知。从历史认识上正本清源，才能够规避创作中出现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桥段，才能够让历史剧传达出正确的唯物史观和积极的文化精神。这建立在创作者对大量一手资料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之上。

史诗胸怀的有效传达同时还离不开创作者对文艺创作规律的遵循，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创作者需要以美学的、文学的方式来叙述故事、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剧本不同于历史学术论文，文学艺术有自己的叙事系统和逻辑规则，在编剧结构的房子里只有艺术形象才住得进去，美学价值的突破往往也会带来思想价值的突破。比如，传统戏曲一人一事的叙述方法——一个故事只有一个核心主人公，主人公往哪儿走，故事就说到哪儿，然后带出新的人物——在当下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审美需求。写作时不局限于这种传统的架构方式和叙事方式，“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东坡对自己创作的总结。

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不同文化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我们就更加需要“以我为主”的文化立场，需要对自己的历史有较为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认知。文艺工作者都应具有史诗胸怀，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彰显当代价值，这是写作者应有的担当。

（摘编自刘和平《创作历史剧当有史诗胸怀》）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著的短篇小说集。蒲松龄一生勤奋好学，但自19岁“弁冕童科”之后，屡试不第，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家乡过着清贫的生活，跟底层劳动人民和民间传说有较深的①  ，集腋成裘，以数十年时间，完成此部小说集。他通过谈狐说鬼，揭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小说语言精美，情节②  ，熔铸了蒲松龄毕生的心血，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