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明的文化基因

王 博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强势进入中国，其中也包括制度文明。这种强势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革命带来的国家实力的壮大，以及由此给西方人带来的文明优越感。这种局面使抱有“天朝上国”梦的国人对绵延数千年的自身文明一度陷入深深的质疑和焦虑。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器物、制度、观念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化。但安顿人类生活秩序的制度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却要求社会相对稳定甚至偏于保守。于是，技术革命和制度文明两种演进逻辑的冲突在现代社会就有各种表现。从法治角度看，立法体现出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尤其在社会转型中，我们制定很多新的法律法规，或者经常修改法律，以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但如此一来，制度的滞后性得以缓解，稳定性却受到挑战。

如果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人治、德治、法治等社会治理模式都算作制度文明的范畴，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几种制度文明都有所体现，只不过不同时期侧重的分量不同。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传统中国是“融国家与社会，摄法律于礼俗，以伦理代宗教”。如果用礼法合治来概括中国古代治理的特点，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法和西方现代的法的精神有云泥之别。法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也不能和西方相提并论。伦理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否认的特色，重视法律的伦理内涵也是传统制度文明的特色。这种特色在社会制度构建上更是趋向求稳定。中国不能只在西方法治后面亦步亦趋，在制度构建中需要表达中国特色。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制度文明背后的文化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奠基传统中国制度文明的独特文化体系不是凭空而来的。中国地处北半球东段，有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季风气候显著，地形多样复杂，沃野千里，适宜农耕。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中华文明对环境的感思甚至眷恋，养成了我们依赖土地、逐水而居、安土重迁等民族性格。有学者将传统中国社会的生存方式称为“静态”模式。这种生存方式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割裂自然本根。而近代西方一些国家热衷于海上贸易；后来又受资本驱动，进行全球扩张。传统中国人对商业活动的重视程度低于农业活动。这种社会形态为礼法合治这种特殊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

中国古代的德治、人治和法治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的“社会性道德”深入每个人的骨髓，使得人人具有自律的本能。中国人政治理想中的人治不是那种暴力压制性的，而是心悦诚服甚至感恩戴德，因此中国社会政治建立的基础具有非功利性。而西方舶来的法律是“功利计算”的产物，是在伦理收缩之后以私有制为基础建构的。因此，近代中国学者学习西方法治规则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西方法治观念与中国传统道德要求的无私、重义轻利等格格不入。

传统中国的制度文明及其哲学观念，是中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无论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的城邦，都曾经是相对封闭的文明体系，对外交流是偶然的。虽然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各种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借鉴，然而地方性依然没有彻底让位于全球性。这种地方性是深藏在每个人心里的文化基因，即使学习外来的制度，也要适应这种文化基因。最具生命力的制度形态一定扎根于本土文化之中。

（选自《人民日报》）

故乡的陌生人

刘星元

①当我们对于某件事物愈加思念的时候，往往并不一定意味着感情的加深。它其实极有可能在告诫我们，我们正在离它越来越远。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失去。譬如故乡。

②作家王鼎均先生说，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这大概是他切身的体会：鼎公少年避战乱离家，在国内跋涉六千七百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横跨新大陆，落在美利坚。在近七十载的时光中辗转、流浪、漂泊，多少年他乡作故乡，而故乡却在空间的距离上越来越远。对应他对故乡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他就是自己祖先的化身。

③而我却始终认为，故乡是一个人最初的滋养之地，是一个人远行的支点。我们从那里落地生根，曾像牢牢扎根在家族血脉之中的一颗钉子，固守着自己的位置，并从故乡获得最初的所欲和所得。

④我们都曾是故乡的好孩子，但也曾蜕变为故乡的坏孩子——那么多叛逆的我们，吆五喝六地骑着老式的单车在乡间穿行，捣蜂窝、掏鸟巢、偷瓜果、打群架，像风搅动着村庄和原野的安静。多年以后，我从欧洲的某部黑白老电影里看到过高度相似的桥段。

⑤然而，无论是鼎公还是我，对于故乡而言，我们都是陌生人。那么熟悉的陌生人站在故乡面前，故乡却再也叫不出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姊妹已经远嫁他乡，我们的兄弟已经漂泊多年。当我们走在故乡的道路上，我们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不认识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而在我们的记忆里翻腾的物事，却在现实里越来越少。

⑥故乡还是故乡，只不过已不再是我们的故乡。村庄里，原野上，那些我们不认识的孩子正在经历着我们所经历过的故事。他们在祖父祖母的故事里睡熟，在高高的草垛上仰望天空。他们穿过挂满燕子的电线，穿过铺满水草的河流，穿过麦田和炊烟的味道。他们的亲人随处可见，他们的伙伴招手便来。他们的内心是如此富有，富有得可以包裹住整个故乡。回乡之际，遇见他们，我们是胆怯的，因为我们总有“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慨。

⑦父母尚在，老屋尚在，可故乡已经没有我们的位置了。从立志离开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份已经转换为漂泊之客、局外之人。

⑧因为背叛，我们成为集体丢失故乡的一代人。然而，是不是恰恰因为已经丢失，我们才在潜意识里借助看似毫不相干的参照物象不断地去寻找，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抵达故乡？

⑨有一年在武汉，某个黄昏，我在中国最大的河流岸边看一群人垂钓，却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心里最小的河流——那条绕过我的故乡的河流。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小的时候，我祖父小的时候，都曾在里面捉鱼逮虾，也都曾扯开衣服扑进里面，把自己当成水里的鱼虾。那时候，阳光和风常常会透过芦苇的缝隙，拍打着黑黝黝的脊背，有点儿痒。那时候，河流已经瘦小得不成样子了，但是却从未停止流淌。事实上，这只是故乡的过去，只镌刻在回忆里。就像我们这些背离故乡的人，每个人在离去之时带走了它体内的一滴水——那条河流，它其实已经在几年前干涸。

⑩还有一次，在到处充斥着仿古建筑的曲阜，我去拜访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在气势恢宏的殿宇里，先贤的坐像巍峨耸立。但我脑中浮现的却是他周游列国的多舛人生，是他在陈蔡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那一次逃离。我沿着明清走廊漫无目的地走着，涉足之处，处处可见诸如“仁者爱人”“有教无类”“逝者如斯”之类的汉字，那些汉字凑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擒了进去。仿佛我就是他那三千弟子中的一个，即便逃离了三千年之久，还是要规规矩矩地回来，而来了，就需恭恭敬敬地拜服下去，聆听自上而下的教诲。彼时，不知为何，我竟想起了幼时的启蒙之师。当年，在故乡的村小，他手把手教我在田字格上写下横竖撇捺，教授我那些道德文章。他走路时的步伐，他诵读时的声调，似乎就在眼前耳畔，又似乎遥不可及、若有若无。于混沌中，我发现，不期而至的启蒙之师的影像，竟与三千年前的先师重合到了一起。其实，我和这名启蒙之师的感情并不是多么亲——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更甚至，我已经连他的名字都已经忘记了。

⑪我无意拿中国最波澜壮阔的河流和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与我故乡的那条河流、那名教师作比较。即使作比较，我也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我故乡的那条河流才是最美的河流，我故乡的教师才是最好的教师。

⑫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去往何方，见过如何壮美的大河，遇见怎样卓越的人物，我们内心深处与之产生共鸣的，往往于故乡赐予我们的东西。从此到彼，即使我们背离了故乡，它也在一直为我们牵线搭桥。也就是说，故乡的河流，才是我们对于河流的最初认知；故乡的教师，才是我们对于教育的终极理解。这些伴随我们多年的故乡之象，他们作为故乡的一部分，被我们带离故乡，又时时催促着我们不忘回乡。

（1）目前国内网络微电影由于生存形态和创作动机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纪实微电影、剧情微电影、广告微电影和实验微电影。无论是哪种类型，网络微电影这一当下互联网时代的“影像小品文”，是除网络外无法通过其他媒体或以其他方式体验的艺术，是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是艺术发展尤其是影像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2）中国古典艺术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孕育的成果。从表面上，看网络微电影与中国古典艺术相距甚远，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网络微电影既然被称之为艺术，就包含在艺术体系之中，作为新兴的艺术形式，有必要接受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艺术因素，并将之内化于自身的创作美学。

（3）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艺术发展中，绝句因其简洁的篇幅、巧妙的审美思维、高效的情感表达，一直深受诗人们的宠爱。凡诗人者，无不工绝句，这一现象甚至有些像当今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网络微电影。绝句的创作秉承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特点，于方寸间见意象、以有限中表无限，一般结尾意味无穷却又能合情合理。绝句以四句为体，正应了叙事的“起承转合”，于时空转换中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如柳宗元在《江雪》中所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前面两句“千山”“万径”描述环境，类似于影视视听语言中的“大全景”的运用。于第三句镜头推进。由“孤舟”的全景至“蓑笠翁”的中景人物描写，最后聚焦到特写——“独钓”这一具体动作上，最后一句“独钓寒江雪”表达出钓鱼翁的孤寂，虽无声却意味深长。由此可以看出，绝句通常在构思上将互相冲突、互相对立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将事物的远近、大小、情思的刚柔、虚实相互融合，体现的是一种“阴阳相成”的创作美学。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 ⋅ 贝尔曾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反观网络微电影所呈现的以视觉消费为主的创作目的，着实难以实现具有思辨目的的深度审美。除此之外，绝句因其体裁特点与微电影的创作美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成为微电影创作的选题资源。

（4）在中国画的创作中，有一种主张笔墨凝练、形象赋予意趣、创作随性率真的即兴绘画形式——小品画。小品画通常突出神情，其艺术效果强调形简而神生、笔简而意赅。_________，小品画造型特点通常不会囿于写实，对形象的处理多用变形、抽象的艺术加工手段，以实现高度概括的目的。网络微电影其叙事强调概括，其视听强调凝练， ________往往忽视概括和凝练以外神情意趣的追求。_________小品画对神情意趣的追求，这一独特的绘画形式才能走入千家万户。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闲情逸致也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普遍审美心理。

（5）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微电影的创作应考虑用户的接受习惯，应注重视听语言的高度概括、画面信息的有效。微电影《一维》采用剪辑动画的形式，巧妙地融合了中国水墨画的神韵以及皮影艺术的元素，以古喻今地探讨了人性中的善恶。但从《一维》中也可以看出，以凝练的形式表达深奥的内容似乎是失败的。对微电影来说，由于观众的接收习惯，不适合通过繁杂的信息量来探讨宏大的主题，叙事元素也应同形式一样化繁为简。

（6）中国传统文化外援下的中国传统审美内涵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特征决定了中国传统审美的标准与纬度。学者何乃英在其著作《东方文学概论》中提到东方古典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写意手法和中和之美”，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审美趣味中的意境和神韵。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