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纸——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宣纸”作为纸张名词的出现，始于唐代。其时嗜画成癖的大理寺卿张彦远在他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第一次提及，所指应是宣州宣城郡所产的贡纸。这是以产地为名的宣纸的由来说。

宣纸的制造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晋说、唐代说、宋代说、清代说各不相同，《中国宣纸史》著者曹天生认为，宣纸创始于元明之际，成熟于明代中期。曹氏的依据，出于《小岭曹氏宗谱》对宣纸生产的记载，以及明宣德年间所制造的皇室监制的加工纸——陈清款宣纸，即为青檀皮所制的真正的宣纸，其质量为其他种类纸所难以比拟，与宣德炉、宣德窑一样，被称之为“宣德纸”，这是宣纸的另一种命名方式。

宣纸与其他种类纸张之别，首在用料，即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水质、药料，并使用特殊手工技艺而造出的宣纸，方能成为真宣。曹氏有据可查的推论有其道理，但也有疑问。如果说晋代便有楮皮纸、麻纸、竹纸等类似于宣纸的纸张诞生，其时所造之纸尚有新疆楼兰出土的“罗布淖尔纸”，甘肃武威出土的“旱滩坡纸”，以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魏晋时纸”，当然还有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中期的灞桥纸、马圈湾纸、居延纸等等，这些用不同原料造就的纸可谓年代久远，而最适于造纸并造出上好宣纸的青檀皮是久已有之的植物，为什么到明代才有人用来造纸？如果说宣纸是唯一以青檀皮为原料作为标志，那么，唐代的宣州贡纸是否均为青檀皮所造？其中是否有青檀皮纸？若有，则该是早年的真宣了。如果以小岭制造宣纸的写于宋元之交的《曹氏宗谱》作为宣纸创始的依据，恐怕有割断历史之嫌，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最佳宣纸即曹氏宣纸的创始期，而未见记载的或已难以查考的事物，并不等于不存在。在我看来，宣纸的创始期只能存疑，尚难以有令人信服的定论。

宣纸制造所用为檀皮的韧皮纤维，纤维长度在一点七至三点七毫米之间，且百分之八十的纤维长度十分接近，因而成纸匀度好。电子显微镜下，人们发现其纤维细胞壁分布诸多细密且均匀的皱纹，与纤维长轴向平行，故宣纸着墨时，易留住笔痕、墨迹，淡墨与水会沿着皱纹沟槽向外逐步渗扩，形成不同层次；重笔时又自然分界，互不溶混，造成主体感；再加上规整的檀皮长纤维与草浆短纤维均匀交织，使水墨扩散均匀，无锯齿形辐射状态，正是这样的特征，鉴定了宣纸为中国书画的最佳用纸。在观赏一些中国画时，浓淡相宜，满纸云烟水汽，这是宣纸留住了水墨，渍渗晕染，生成空濛缥缈、淋漓尽致的气韵与妙境。真宣所用青檀，以泾县的皮质最好，且生在山石崎岖倾仄之间者，方为佳料。

宣纸的制造，于青檀皮和稻草的纸浆中，还需掺入杨桃藤（即猕猴桃）的汁液，被俗称为纸药、滑水。杨桃藤汁是纸浆中的悬浮剂，能使纤维均匀地悬浮于水中，让捞出的纸厚薄一致，结构紧密。

自然，宣纸的制造是离不开水的，泾县的泉水清醇洁净，浑浊度为零，四季长流，水的硬度低，水温低，故能使宣纸不惹灰尘，洁白度高，并能延长纸的寿命。所谓纸之“似玉雪者，水色所为也”。看来，真宣之所以在泾县的制造达到极致，是因其得天独厚，皖南山区特有的最佳青檀和稻草，纯净的泉水，适宜的气候，吸纳天地之灵气，承受日月之精华，加之人的聪明才智，安能不出绝无仅有的真宣！

（选自《人民日报》）

莲由心生

叶梅

夏日渐远，但莲香犹存，仿佛传递着某种声音和气息。悄然地开放，淡定地摇曳，从容地结果，莲的芳香不论季节，皆因莲由心生。

这个夏天，因为不时向往着观音山。而心中莲花盛开。观音山在东莞樟木头，方圆数十里，虽然离现代化的城市相邻，却是远离尘世，独有自在风景，也吸引着远方的人。

在听说观音山之前，我也曾走进过东莞，在人们的传说里，这个以加工业吸引了无数打工者的地方，年轻而又浮躁，但待我去到这座南方的城市之后，却颇感意外。只见街市上宽敞明亮，空气中散发着花香，小孩子们奔跑在绿树成荫的人行道上，老人相携而行。当然，行走的还是年轻人居多，他们的脸上写着朴实、稚气和憧憬，都说普通话，又都带着着各自不同的方言，虽然大多来自乡村山寨，但眼下衣着时尚简约，已然有了城市的种种味道。

在东莞所见的风景，有一道是这些年轻人上下班的情景，在通往厂房与车间的大道上，青春的人流波涛汹涌，一时间不由让人觉得，似乎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那些乡村和城市的年轻人都涌到这里来了。看得人心里怦怦作跳，为蓬勃的青春活力，弹跳而起的双腿：为他们扶肩而行，正在追逐或将要实现的梦。

然而，更多的时候，东莞却显得安静。没有我想象中的机器轰鸣，倒是在一些街道旁的树丛中，偶尔可以听见鸟儿的啼叫，甚至还可以眼见小小的它从树枝上飞下来，低着头在草坪上觅食，可爱的小嘴东一下西一下，见了人也不惊慌，只是优雅地飞起来，不高不低地站在枝头，与打量它的人平静对视。

后来知道东莞有一座观音山，未去之前，因为对东莞的印象，心中的观音山自然让人增添了向往。金秋时节，得以登山，果然见识到这山的秀美与灵性。

观音山之得名，相传此山为观世音菩萨初入中土时首次停留之地。山顶自唐代以来建有古寺，供奉大慈大悲观世音，并有幻化三十六法身之说，千年香火不断。观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里引渡众生，在尘世中专司教化、救苦救难，早期形象为男性，但自西域传到中国之后，渐渐化为身披白衣手捧甘露的女性，深得中国人喜爱，凝聚了中国人的衷情期待与智慧想象。

因地域的不同，有水月观音、白衣观音、鱼篮观音、南海观音、观音老母的不同称谓；有手提鱼篮，或怀抱婴儿，或端坐莲台的不同形象；如妙善公主在河南、鱼篮观音在陕西、白衣观音在杭州、南海观音在普陀，从古至今代代流传，化为乡土经典，包括小说、戏剧、诗词、绘画，而所谓佛在心中，最美的观音其实就在人的心里。

观音山被人们称为南天圣地，百粤秘境，生长和繁衍着近千种野生植物和300余种野生动物，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近年来被列为国家森林公园，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和佛道文化为一体。开发者潜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心灵家园的构建，已将诗词书画与观音山的自然树木相偕相生，与《人民文学》《诗刊》《书法报》等名刊联手多次举办文化活动，天下文人墨客竞相施展，佳作频频，十年间积淀已深，山则更高，林则更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家有关部委多有褒奖，莲香浓郁。

观音山顶端立着净高三十三米，重达三千多吨的花岗岩观音圣像，背靠蓝天，俯瞰大地，周围环绕着慈云阁、藏经阁、三圣堂、祈福苑、感恩湖、古树博物馆……，数年间，曾经的荒山重现灵气，如果有心，可以感受到向佛的宁静祥和的路径，感受到大自然的慈悲和愉悦。

人们常常叹息，在现代化带来目不暇接的物质享受的同时，却时时惶惑于精神的匮乏。传统文化与乡村不断消失，贪婪驱使着无知的追求，诱惑如一个个深藏的陷阱，吞噬着人们的良心，人生脚步匆匆，追赶时间、金钱和利益，却放弃了身边的幸福，待到终了如一梦，方知过眼烟云。所谓人心不古，忠义不再英雄，善良不再美德，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不是你不在我身边，而是我们面对面，心却相隔很远，远到不可捉摸、不可探测的天边。

这或许不是某一个人的感受，而是当代人的无奈。太多的疲惫，太多的纠结烦恼，太多的紧张焦虑，身心交瘁，茫然无措，幸福在哪里，栖息之地在哪里？观音山，曾经的荒山，或许正是一些寻找心灵出路的人，执着地探求，才使得而今有了灵性。于是，在山的静谧之处，有风吹过，飘诵着佛的声音：“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多密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般若即智慧，波罗为彼岸，人要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自然之中感悟人生，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在观音山的丛林里，是要行走的，要聆听天地之间的无数细语：有风声，有雨的嘀嗒，有鸟儿清晨的第一声婉转，有树叶沙沙的对话，有小蛇的滑动，有竹节向上的奔拔；还有水，无穷变化的水，哗哗的，潺潺的，叮叮当当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轰轰烈烈的……都在那端坐莲台的观世音慈祥目光的注视之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所有的生命，无论高山流水，还是花草树木，无论飞鸟虫兽，还是老龟小鱼儿，无论城市乡村，还是贫穷富有、高低贵贱，都有生命的形态和理由。在宇宙间，这样一个远远看去蓝色的地球上，唯有一个能为生命提供存活的空间里，所有的生命原本只能相互怜惜，才能相互依存。因此为舍弃，为感恩，为奉献，为天下人祈福，为度一切苦厄。

走过观音山，思想观音山，一路前行，突然发现好些纠结已如沙砾，留在了走过的道上。智慧心灵指引的只是向前，解开身上的枷锁，实际上原本即是不存在的，只是人心里有，它便有了，若悟到无，便会有了通体的轻松，只因回到了原本的无，回到了本真。

观音山，或许就是这样耸立的，在南国的土地上，也在人们的心里，莲花朵朵盛开。

（有删改）

西方现代思想在界定人之为人时，通常将人视为具有心灵、能够思维的主体；人的存在的特征，突出体现为既与身体无关、又与环境无关的主体性。这种哲学观念体现在美学上，就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主体性美学：主体运用其心灵的先验能力构建表象，当心灵中的表象与主体的感受及其情感发生关联的时候，主体就根据其感受的愉悦与否作出审美判断，将能引发愉悦的表象判断为美的，反之则判断为丑的。按照这种美学思路，主体被极度高扬了，客体则被极度贬低了。简言之，现代主体性美学通过高扬主体性及其创造力，将人类这个物种从自然世界中无以复加地突出出来，甚至割断了人与自然界的血肉联系。

针对上述理论弊端，生态美学首先根据生态学原理，将人类的存在理解为“生态存在”，也就是身在生态系统之中的存在：生态系统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物种，是人类存在的母体。人类是生态系统生生之功能、生生之德性的具体体现之一。人类之所以被称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天赋良知及其反思能力，将自身对于生态系统的责任理解为“参赞天地之化育”，将自身使命理解为帮助生态系统达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想共生状态。按照生态美学的思路，自然不是人类可以无度利用的资源，而是人类得以产生且赖以生存的本源。生态美学从生态存在论出发，其核心命题是，自然事物以人类的审美知觉为通道，如其本然地显现其自身。

正是从生态系统的生生特性出发，生态美学展开了对于审美价值的生态重估，探讨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辩证关系。在生态美学之前的美学理论中，“美”与“审美”都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字词，审美价值毋庸置疑地居于价值序列之首。但是，从生态审美的高度来看，生态美学的理论思考多了一个重要参照，即生态健康，也就是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生态美学则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审美互动，清醒而自觉地考察人类审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严肃地反思和批判审美活动对于环境的破坏。生态美学看到，人们很少考虑审美偏好的生态后果，因而造成了对于环境的极大破坏。比如，人们通常喜欢整整齐齐的草坪，通常用“杂草丛生”来贬低一个地方的审美价值；然而，草坪的维护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和化肥，对于淡水资源奇缺的地区来说，草坪审美偏好却成了生态破坏的重要诱因。简言之，生态美学在认真反思形成人类审美偏好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的基础上，以生态健康为价值标准，将事物的生态价值放在审美价值之前，通过探讨审美偏好与生态灾难之间的关系，反思和批判人类审美偏好的生态后果，努力倡导一种有利于生态健康的生态审美观，从而使美学在拯救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程相占《生态美学：迈向生态文明的美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