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伊始，校园欺凌的恶性事件又接连刷爆朋友圈。1月3日江西某校一女生被七名女生踩头，踹背，打耳。1月15日人民日报官微又报道某地一女中学生被同学连续掌脸事件。据统计，近年我国校园欺凌事件又呈现出上升之势。截至201 8年3月31日，日本各地私立和公立学校的霸凌事件数量高达41 4378件。这个数字较去年大幅上升，新增91000多个案例。

“校园欺凌”对于被欺凌学生造成的伤害通常是身体上和心灵上受到双重创伤，容易留下阴影且长期难以平复；也使部分受欺凌者发生恶逆变化，由受欺凌者转化为欺凌者或者欺凌者的帮凶。同时对于目睹欺凌现象的旁观者而言，也往往会因为帮不到受害者而感到内疚、不安，甚至惶恐，或明哲守身以自保，或不自觉的加入欺凌行列。对于欺凌者来言，危害也显而易见，形成欺凌者道德滑坡、人格扭曲，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受到刑事追究。校园欺凌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校的整体纪律和风气。

（摘编自网络新闻及《校园欺凌的危害与对策》）

材料二：

各年级段认为暴力行为的分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NSRC)设计与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材料三：

在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中，最可怕的，是施暴者的不以为然。有些孩子“天真地认为”暴力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有些孩子想当然地把暴力当作一个“引起关注”或是“树立威风”的方式……这些现象的出现，折射出的是青少年价值观的扭曲。青春期的孩子身心发育不完全，情绪不稳定、容易暴躁失控、自我调节能力差是常见的现象，这也是导致青少年暴力行为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调查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校园欺凌的根子在家庭：“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许多施暴的孩子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或是家境优越，认为不管出了什么事，家长都可以摆平；或是家境恶劣，自己也有过被父母暴力对待的经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家长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会引起孩子的模仿。”做事不讲程序规则、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缺乏沟通，诸如此类的社会大环境，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成为校园欺凌滋生的土壤。比如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情节，网络游戏里大量的打斗、杀人的情境，这些都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心理免疫”。

(摘编自微信公号“人民日报政文”ID: rmrbzhw)

材料四：

日本参议院通过了《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从政府层面采取立法干预。澳大利亚建立了政府支持的组织和网站，如”反欺凌网络组织”和”澳大利亚无欺凌计划”，以帮助学校了解欺凌现象，为学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教师培训的指导大纲。美国学校对”欺凌”十分重视，每年开学时，会培训教师如何处理欺凌事件，发给指导材料。对学生也会有预防性的教育，告知他们学校的有关规章。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重视，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如广州“青年地带”等也开始自发地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他们与政府合作，给学校派驻社工，还准备开发一个“校园零欺凌”的APP，以实现学生、家长和学校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

（摘编自《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

闲暇教育亦称余暇教育，指闲暇时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也指教会人们具有利用闲暇时间充实本人生活，发展个人志趣的本领。它是随着现代化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导致人们的劳动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增加而产生的。由此我们知道，闲暇教育是指利用个人劳动、工作学习之外的余暇时间而进行的教育活动。笔者大胆假设：从时间角度来说，闲暇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此外，闲暇教育也可用于指对人们合理利用闲暇时间的教育，侧重如何娱乐消遣、如何安排个人余暇时间等。

闲暇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在学习与生活之余，能摆脱现实生活的内外压力，步入一种审美的人生本然状态，人们可以自由地享受自然生活。培养能操持闲暇的个体，使每个人学会沉思和形成庆典式的心理与精神状态，养成闲暇习惯，树立闲暇精神，逐渐生成个人安闲的生命境界，这就是闲暇教育的精髓。

（代安娜、佟莹莹《闲暇教育与休闲教育》）

初中生闲暇生活进行的活动调查（N=582）

尽管初中生对于闲暇生活的意义有着肯定的态度，但不同学生对闲暇生活理解是有偏差的。在安排闲暇活动时，78%的学生是没有计划的，并且对各种闲暇活动的理解水平也比较低，只是为了单纯地寻求刺激、娱乐、轻松。在区别学习与闲暇的意义上，认为在学习活动中所获取的能力和知识没有闲暇活动时获的知识和能力多。69%的学生对学校、教师以及家长关注学习多于关注闲暇生活表示不满。86%的学生表示希望学校、教师和家长能够多关注自己的闲暇生活并表示希望自己的闲暇生活质量能够提高。

（摘自：杨晨《初中闲暇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闲暇教育的内容是多元化的，包括某人在完成职业、家庭、社会职责之后，让自由意志得以发挥的各种事情，可以是休息，可以是娱乐；可以是非功利性的增长知识、提高技能；也可以是参与社团活动。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1）各种有关闲暇价值观的内容，如中西闲暇价值观的比较；（2）使人生活愉快的各种活动，如欣赏音乐、观赏电影；（3）自由发展个人才能的各种活动，如体育锻炼；（4）陶冶性情的各种活动，如户外消遣、进行社会交往的各种活动，如旅游等。

闲暇教育的课程可有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两种。闲暇学科课程主要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的闲暇价值观和一些闲暇生活的基本知识。闲暇活动课程则是组织培训学生利用闲暇时间的技能、技巧的活动为主，大体上包括以下四类活动：一是陶冶情操、充实精神境界的活动，比如学习书法，欣赏戏剧、影视等；二是有意义的体育活动；三是科技及其他创作发明活动；四是社会实践和交往活动。

（冯文全：《论闲暇教育对人的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改革开放40年，不仅中国的经济体量实现了跃升，社会分工也随之改变。40年来，“工、农、兵、学、商”为主的单一职业体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职业体系在细化与新生中逐步重构。201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新增了347个职业、取消了894个职业。

“影响职业变迁的核心因素就是生产力。”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所长陈宇说，自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释放，经济实力持续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让职业分工愈加细化，职业结构出现内部分化。

40年来，在职业变迁的增减中，既有生产力提高、需求升级带来的传统职业的细分与变迁，也有科技进步催生出的职业更替。面对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出现的新业态、新职业，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及时建立新职业的行业规范，将之纳入议事日程。

面对新技术对传统工作岗位的颠覆和新岗位的创造，诸多专家建议，劳动者也需要进行人力资源的自我开发、更新知识。劳动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是勤奋、好学、创新，使自己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职业变化。

（摘编自《在细化与新生中重构——透视四十年职业变迁》，《瞭望》第48期）

材料二：

新职业的纷纷出现，为产业、行业、职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一种引导，从新职业的产生可以看到，在转换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进程中，将有越来越多的新职业亮相。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超过1000家；而在交通行业，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2017年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末，中国内地已有34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城轨服务人员已成为一支新的职业队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新职业不断发布有利于形成好的导向，将给人力资源市场就业及其服务的改进完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调整和教学方法改革、劳动者就业等提供良性引导。

（摘编自《职业变迁折射社会新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2月12日）

材料三：

职业变迁见证着时代变迁。有些职业被淘汰或走向没落、有些职业则成为新宠，职业体系的重构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文明的必然要求。

职业变迁成就了品质生活。今天，很多职业的兴起缘于人们就业需求的多元和细化，这些需求的产生跟物质生活极大进步和丰富有关。职业变迁更大的意义或者说启示在于一种求新求变的意识。实际上，依靠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市场和消费群体就在那里，就看你有没有填补空白或者发明创造的意识，有没有从公众需求出发的思维。

当然，职业变迁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新问题、新博弈，发展中可能生出一些枝节，比如，传统产业调整后的劳动力过剩问题，网约车司机的素质和乘客的安全问题，网络主播带来的直播界限尺度问题，代驾的安全和责任承担问题，包括由此带来的服务平台与具体劳动者之间关系的确定。新职业中的新角色以及社会其他成员都应该正视并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来。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应迎接、顺应这种时代的发展变化，鼓励、珍视创造性劳动，培养、储备更多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

（摘编自《工人日报》2017年5月3日）

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冥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摘编自李方莉《陶瓷背后的中国文化》）

1994年英美日三国瓷器进口及数量

（摘编自黎云常《中国陶瓷文化走向世界的思考》）

传统是景德镇的历史辉煌，也是历史留给景德镇的宝贵财富。如何通过传统，又怎么样跳出传统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一个重大变奏。景德镇陶瓷文化必须立足现代社会的土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走求变、创新和现代化之路。

景德镇陶瓷文化在现代的重构不是彻底重建一种全新文化，不是完全移植外来文化，它只能是植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传统，并体现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新的陶瓷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传统创作文化理念、陶瓷器物中的人文精神、制度文化、独特工艺、民族文化需要好好继承。景德镇陶瓷要走向世界，不仅要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更要在产品设计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将陶瓷产品与景德镇悠久的艺术传承与当代的审美观念结合起来，充分挖掘悠久灿烂的陶瓷文化，大打文化品牌战，扎根民族，博采众长，创造出不仅外观精美而且极具文化内涵的，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本色而且结合世界潮流的产品。以审美的意识发掘文化遗产，总结景德镇陶瓷文化中美的规律，找寻陶瓷器物中的灵魂，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摘编自李兴华胡菁惠《景德镇陶瓷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马鞍岭是藏于景德镇莽莽群山中的普通村落之一。这里自唐末五代就出产优质瓷土，丰富的瓷土资源和充足的山水资源，为瓷土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外界称之为“瓷之源”。

从去年开始，当地政府把马鞍岭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示范点，将其打造成一个集陶瓷文化、休闲旅居、创客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并对马鞍岭村的民居、道路、管网、水系等进行改造优化，基础设施有了大幅改观。

周末和节假日客流如织，游客纷纷来此感受陶瓷文创旅游的浓郁氛围，瓷器和陶瓷文化已成为扶贫新利器。

（摘编自新浪网2018年6月《瓷器成为扶贫新利器》）

材料一：

1月8日上午，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为薛其坤院士团队完成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

自209年起，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带领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组成的实验团队向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实现发起冲击。历经四年努力，团队生长和测量了l000多个样品，利用分子束外延的方法生长出了高质量的Cr掺杂（Bi，Sb）2Te3拓扑绝缘体磁性薄膜，将其制备成输运器件，并在极低温环境下对其磁电阻和反常霍尔效应进行了精密测量。终于发现在一定的外加栅极电压范围内，此材料在零磁场中的反常霍尔电阻达到了量子霍尔效应的特征值，世界难题得以攻克。

美国《科学》杂志于2013年3月14日在线发表这一研究成果，引起物理学界巨大反响，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称赞其是诺贝尔奖级的成绩。发现量子霍尔反常效应团队的五位主要完成人，平均年龄48岁，他们瞄准同一重大科学目标，各有所长但相对独立，单元科研团队的成员间形成了高效合作。团队成员们表示：“中国的基础科研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奋斗者，倍感幸福。”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1月9日）

材料二：

薛其坤说，要观察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需要材料的性质同时满足三个苛刻条件：绝缘的、拓扑的、磁性的。但在实际材料中，实现以上任何一点都具有相当大难度，更别说同时满足三点、。“就如同要求一个人同时具有短跑运动员的速度、篮球运动员的高度、体操运动员的灵巧一样。”用薛其坤的话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

幸运的是，2008年，薛其坤团队抓住拓扑绝缘体这个新领域的契机，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拓扑绝缘体薄膜的生长动力学机制，并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揭示出拓扑绝缘体表面态的拓扑保护性和朗道量子化独特性质。2009年，薛其坤领导的实验团队对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进行攻关。2012年底，团队从实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于1880年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3年后，终于实现了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为了实现这一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薛其坤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4年时间。

什么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薛其坤形象地说，该发现可以改变电子的运动轨迹，使其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有序。这项研究成果将会推动新一代的低能耗晶体管和电子学器件的发展，解决电脑发热、能量耗损等问题。对普通大众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有可能摆脱手机或电脑发热、耗电快、运行慢等困扰。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1月8日）

材料三：

重大实验发现是对人类智慧的一个巨大挑战，这对研究团队的科研素养和积累，以及实验技术水平的要求都非常高。每毎听到有人称赞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现是多么了不起，薛其坤都会回一句，“这是我们团队精诚合作、联合攻关的共同成果，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在他看来，“团队协作、攻坚克难”的创新模式是拔得头筹的重要因素。

薛其坤称自己的团队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团队”，因为这些科学家在各自领域都是一流的“专业选手”。如今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不确定的目标，从单兵作战走到了一起。“瞄准同一重大科学目标，不同擅长但相对独立的单元科研团队的成员间形成了高效合作，其深度和持久性在国内外也不多见。”薛其坤自豪地说。

展开实验的4年里，团队成员通过一次次的生长、测量、反馈、调整，争取每一步都做到极致。背后支撑实验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是精密的试验系统，这是实验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集中彰显。薛其坤团队的实验室位于清华大学一栋普通实验楼内，踏入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摆放着的科研仪器，其中有五套精密实验系统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这些仪器成就了实验技术的最好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最近20年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大力投入。”薛其坤如是说。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1月8日）

材料一：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少年的必备读物。“我们经历过文学的盛大节日，但现在我们也要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这其实是个大趋势。”程永新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代表纯文学的文学期刊正在日益被边缘化。据不完全统计，半数以上的文学期刊运营上入不敷出，处于亏损状态，包括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文学期刊也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停刊。但我们不能对文学期刊的发展失去信心，认为文学期刊走向了没落，被时代所淘汰。文学期刊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组成部分，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也曾经帮助很多文学青年圆了“作家梦”，我们要坚信文学期刊所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能够坦然面对现实，摆正心态，勇于创新，文学期刊的春天就一定会来临。

（熊上斐《文学期刊要做永立时代的“弄潮儿”》，中国文明网2016年10月28日）

材料二：

面对纯文学期刊发展的问题，不少人持悲观态度，比如《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晓峰曾表示，新技术、新媒体为不看书提供了种种理由，阅读逐渐成为一种盲目的跟风。不过，《作家》主编宗仁发依然认为纯文学杂志对文学口味的高标准要求不可取代。

为了抓住年轻读者，纯文学杂志也没停止过想办法。去年《收获》用秋冬专号和第四、五期3本刊物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刊载20位青年作家的新作。他们还在多媒体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做了一些短的电子书。程永新说：“中国很大，纯文学期刊还是有人会看，读者与我们的交流还是挺多的。我相信，纯文学作品不会消失，纯文学期刊只要内容好，通过其他媒介载体也不会消失。”

《当代》也推出了几位年轻北漂生活作家的作品。“我们面向大学也有赠刊，也在寻找目标读者。”孔令燕说，“纯文学期刊的发展问题，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但是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们的精神还是需要缓解。所以优秀的纯文学期刊像文学的塔尖一样，我们必须当精品来做。”

有人说过去和现在的文学青年都还在，只是分散成为一个个群落。在搜索网站上，你依然能看到有粉丝执着地在问：如何给这些纯文学杂志投稿？也依然有粉丝热情的回答和支招。想做纯文学的人，和想看纯文学的人，其实一直都在互相找寻着对方。

（刘慧《今天，你还看纯文学期刊吗？》，《华商报》2015年2月3日）

材料三：

稿酬的提高对于我国文学期刊的发展能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千字千元”时代是否就会带来文学期刊的复兴？业内人士对此态度却并不是那么乐观。

首先，这样的收入标准较之作家付出的心血和其他艺术类行业，其实仍属于较低水平。著名作家毕飞宇透露，1991年他的中篇处女作《孤岛》稿酬约为1700元，相当于他当时3年的工资；而近年稿酬提高后，发表一个中篇大概能拿到万把块，却仅相当于现在一两个月的工资，缩水十分严重。《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表示，与网络作家、编剧和畅销书作家的收入相比，文学期刊支付给纯文学作家的稿费还是太低了，很多作者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或改善生活而改行了。

其次，文学期刊提高稿酬大多是因有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财政扶持。如《人民文学》此次涨稿酬是得益于主管部门的一笔专项经费，去年《上海文学》和《收获》提高稿酬标准也是基于上海市相关部门提供的“文学发展基金”专项资助。

有业内人士总结称：“在过去文学繁荣的时代，文学期刊的稿费也不高，但佳作频出，那是因为文学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很神圣，能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是一种荣耀。现在除了国家财政和政策扶持、杂志社多出精品力作之外，文学期刊的复兴还得依靠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只有喜欢纯文学阅读的人越来越多，文学期刊才可能重现辉煌。”

（崔巍《文学期刊稿酬进入“千字千元”时代》，《北京青年报》2017年2月18日）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5.6亿部，未来几年每年更新量可能达到4亿至5亿部，而此前已经沉积了约10亿部废旧手机，但目前却只有 2%左右的回收率。

手机属于电子产品，在蕴含多种贵金属的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处理不当，这些资源反而会成为环境污染的“帮凶”。即使手机闲置在家，也终将会老化，面临被丢弃的结果。随意丢弃这类电子产品很容易将其中的汞、铅、水银、镉、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以及其他放射性物质释放到水、土壤和大气中。

再者，由于我国垃圾分类制度推行刚刚起步，废旧手机被随意丢弃之后，难免混入其他生活垃圾之中，进入填埋场或者是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手机塑料外壳，还是锂电池，燃烧所释放的有毒气体将直接造成污染，甚至有一部分易致癌。

（摘编自中国环保在线网《废旧手机回收之路遇阻 沉默的千亿市场何时爆发》）

有业内人士透露，以5—10年前的废旧手机为例，每吨可以提炼出200—300g黄金，1000—3000g白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而传统的承包矿山做金矿开采，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大概也就只有 15—20g。相比之下，一吨废旧手机的黄金含量要远高于一吨金矿石的黄金含量。

废旧手机拆解，这是“暴富”的生意。但同时，在“洗金”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拆解后废弃的垃圾，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如何培育消费者的回收习惯，也是个难题。一来，消费者缺乏对回收商的信任，担心信息安全隐私问题；另一方面，对回收手机的价格，消费者也会经常和回收商产生分岐。

（摘编自《天津日报》《废旧手机都去哪儿了》）

手机厂商回收旧手机，即便定价偏低，用户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无需消耗用户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以及交易过程中的沟通成本，还避免了交易过程中的欺诈现象，关键是渠道正规、用户对其信任度高。

在当前来看，苹果公司的做法值得其他厂商借鉴2017年3月，在推出iPhone7半年后，苹果再一次上线以旧换新服务，这一次苹果甚至将旧手机的类别扩展到了Android手机。

（摘编自中国通信网《废旧手机回收会不会是手机厂商未来的一个大生意？》）

完善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证废旧手机的高效回收与合理利用。依靠先进的技术、工艺和专门的技术人员。只有进行高效的无害化处置，才能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拆解、处理废旧手机需要走规范化、产业化的道路，坚决取缔、严格查办非法手工拆解翻新作坊。

谁生产谁收购，构建环保回收产业链。鼓励手机生产商完善回收体系，在运营商的营业网点和手机专营商店设置回收箱，筹建网上旧手机回收站等，增加废旧手机的回收途径。

规范管理回收市场，让用户维权时有法可依。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废旧手机回收企业的监督管理，在保证企业获取利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价格，保障用户权益。还要加大对手机信息彻底清除的研究应用，消除用户对信息安全的顾虑。

打造全程可追溯的管理体系。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手机生产商可通过一定方式，实现手机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整个使用周期的全程可追溯，让消费者知晓回收手机的价值、流向和处理方式；同时，明确手机生产商的回收责任，将生产、回收数量作为企业测评的重要指标，鼓励企业把回收业务做大做强。

（摘编自《光明日报》《废旧手机回收须完善体系》）

植物睡眠之谜

自然界有许多植物的叶子会运动，比如含羞草、合欢等豆科植物白天张开叶子，晚上会合上叶子“睡眠”；捕蝇草的叶子能闭合起来，捕食苍蝇等昆虫。像含羞草、合欢等植物的这种“睡眠运动”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关注，可是植物为什么会睡眠，却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18世纪，法国生物学家德梅兰把含羞草放到光线照不到的洞穴里，发现它的叶子依然以24小时为周期开合。这说明含羞草体内存在一种不受外界光线等环境因素影响的“生物钟”。19世纪，达尔文在《植物的运动本领》中说，植物在晚上闭合叶子睡眠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夜晚低温之害”。20世纪80年代，德国希尔德奈希特的研究报告指出，叶子的开合是由一种称为“膨压素”的植物激素控制的。此后，日本上田实等人从植物中抽出包含数千种化合物的萃取物，最后成功分离出两种活性物质，一种是可使植物叶子闭合的“安眠物质”，另一种是可使植物叶子张开的“兴奋物质”。

植物睡眠之谜之所以长期不得其解，就是因为此前没有人想到使叶子开合的竟是两种不同的生理活性物质。人们进一步了解到，豆科植物叶下珠的安眠物质是一种含葡萄糖的配糖体，白天配糖体水解，安眠物质浓度降低，夜晚配糖体重新合成，兴奋物质浓度相对降低，而配糖体的合成分解是由叶下珠体内的生物钟控制的。相反，铁扫帚的兴奋物质是配糖体，在夜晚配糖体水解，兴奋物质浓度降低，叶子随之闭合。如果用人工合成的半乳糖代替葡萄糖，由于半乳糖在铁扫帚体内不会水解，反而成为一种睡眠阻断剂，使铁扫帚始终不能睡眠，以致两个星期之后因缺水枯萎而死。

解开植物睡眠之谜，将为某种“绿色”农药的诞生铺平道路。目前的除草剂还无法只让田菁等豆科杂草枯萎而不损害豆科作物。研究人员已经人工合成了使田菁失眠的睡眠阻断剂，实验结果是田菁第三天就整株枯死。由于这种阻断剂只对田菁起作用，因此不会影响大豆的生长。

叶惠方：倾其所有为苍生

陈曦 郭晶 罗国金

“一个人不能选择历史，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追求！”这是百岁老人叶惠方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对她人生经历的高度概括。

叶惠方求学正值战火纷飞的年代，她耗时12年，辗转6个省，跋涉几万里，历尽艰辛，没有落下求学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终于拿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证书。

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叶惠方的叔叔几经周折找到她，准备带她去台湾。没有一丝犹豫，叶惠方坚定地表示：“我要留下来报效祖国！”随后，叶惠方师从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毕生致力于新中国妇产科事业。1954年，叶惠方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的前身——军委直属机关医院支援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40岁时，叶惠方就被誉为妇产科的“一把刀”，在国内首次推行“无痛分娩法”，率先实行“产科休养室主任负责制”，推行一切为病人的“无声运动”，建立“产前门诊分段预约制”，使妇产科的医、教、研一步步走向正规。之后，为了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叶惠方注重培养青年人才，为更多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搭建平台，自己则从事妇女保健工作的研究。她带领攻关小组耗时6年，在全国率先研究“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病的防治”并取得突破性进展，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叶惠方来说，患者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一视同仁、精心治疗。一次，一名怀孕4个月的孕妇转氨酶升高。当时，多数医生建议中止妊娠，否则将严重危害孕妇的肝脏；如果继续妊娠，需服保肝药，又会影响胎儿。孕妇几近绝望之时，慕名找到了叶惠方。叶惠万对所有检查结果一一分析后认为，孕妇的转氨酶高不是肝炎造成的，建议她保住孩子，定时随诊。不出所料，这名孕妇后来转氨酶一直停留在一个稳定的基数上，几个月后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在叶惠方眼里，为了治病救人，荣誉和地位皆可抛弃。上世纪60年代，国内妇产医学界认为，患有心脏病的人禁忌剖宫产，否则，患者会死在手术台上，而叶惠方却在1964年打破了这一禁忌。当时内分泌科收治了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产妇，危在旦夕。为了挽救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叶惠方决定铤而走险。手术台上，胆大心细的叶惠方终于带着产妇成功闯过“鬼门关”。

1992年，我国开始实行专家门诊制度。作为全国知名专家，叶惠方却坚持看普通门诊。“怕麻烦，不想去办手续。”其实，了解她的人知道，她是想为患者省点钱。

叶惠方不仅时刻想着为患者省钱，甚至有时侯为患者贴钱。1999年春天，已是八旬高龄的叶惠方，接诊了一位从外地农村赶来的患有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小患者。小患者家贫无钱治疗。虽然小患者是假肛，大便失禁，可叶惠方却毫无怨言，将这一家三口带到自己的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年后，小患者进行第二期手术，全家三口再次住进叶惠方的家，直到小患者痊愈。

回顾叶惠方的百年人生，奉献始终是她一以贯之的人生追求：云南地震，她捐钱；内蒙古雪灾，她捐钱；山东旱灾，她捐钱。钱捐完了，她就翻箱倒拒，有什么就捐什么。实在找不到适合捐赠的东西，她就捐自己的被子、大衣……

2000年，84岁高龄的她乘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广州，将时值数百万元的祖宅捐给家乡中学。几十年如一日，她坚持为“希望工程”捐款，捐款的次数太多，以至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捐了多少。

2000年，叶惠方脱下了白大褂，放下了听诊嚣。“我年纪大了，看病慢，怕耽搁病人。”一句最简单的解释，背后却是对病人最大的负责。

（：新华社。有删改）

叶惠方，1917年出生，广东台山人，194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曾任北京协和医院主治医师。1954年6月调入解放军总医院，任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院专家组成员，是解放军总医院建院首批12名技术骨干之一。几十年来，她带领团队将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发展成为国内先进、军队领先的一流学科。

宋人赁房而居有多普遍？看看宋代官员的住房情况就能大致了解。南宋理学宗师朱熹说，“祖宗朝，百官都无居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朱子语类》卷一二七)。“百官都无居住，虽宰执亦是赁屋”是不是太夸张了？房产连片的权贵们什么时代都不少，但北宋中期之前宰相、执政一级的政府大员买不起房确实算不上稀罕事。天禧元年，参知政事陈彭年去世，真宗临奠，目睹其租住的陋室，叹息不已；寇准一生曾两度入相，一任枢密使，“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每次回京觐见只得寄居僧舍或赁宅。(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

宋代京城人口百万，地价高昂，“尺地寸土，与金同价”(王禹偁《小畜集·李氏园亭记》)；而宋代又冗官畸多，朝廷自然不可能负担所有官员住房问题。除少数能获得“赐宅”的勋戚权贵及幸运地暂住官宅的臣僚之外，其余的则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克服了。职位油水丰厚且“头脑灵活”的，自然不愁买房，而其他的大多数则只能望房兴叹，赁房而居了。当然，宋代官员赁房而居也并非全是因为贫困，比如上文所言寇准，奢华一生。究其原因，大概只能从宋代官员任职流动性或者消费投资观念方面去找了。政府对臣僚们住房问题也不是全然不问，宋廷曾对无房官员发放过“宅钱”“僦钱”，也就是今天的“房补”。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大批流动人口，包括工商业者、兵士、游学学子以及大量丧失土地的游民，造就了宋代巨大的房屋租赁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从现存史料来看，宋代房屋租赁市场产业规模确实很大，在城镇中开设旅店、出租房屋者不计其数。可以说从政府、权贵宗室到普通百姓乃至僧尼道观，只要有可能，都会投身其中。

宋代政府在房屋租赁市场上扮演着管理者与参与者双重角色。相较于西欧社会，中国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控制程度要强得多，可以说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政府一般都会直接介入，房地产业自然也不例外。宋代政府手中控制着大量的房地产资源，其中有相当部分被投入了租赁市场。

宋代房地官产专职管理机构称“店宅务”。它是直属中央政府的专职房地产管理机构，盈利并非其唯一职责，执行政府政策亦是其重要任务。店宅务在日常运作中，照顾民生是其必须考虑的问题。曾巩在《隆平集·卷三》提到景德年间，有官员曾建议增加店宅务房租，真宗以“此乃与民争利”“先帝屡常止绝”为由拒绝之。宋廷在大雪、大雨等灾后，为照顾民生，一般会要求租房者减免房租。对于民间房主来说，这样的政令是否能得以执行是很令人怀疑的，真正能较为切实落实执行的只能是店宅务这样的官方机构。

除店宅务外，还有一些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也掌握有部分出租公房，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取利。宋代地方财源自来就有“系官房廊”一项。在财政经费吃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加强经营创收，补贴经费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其中，房产出租比较突出的是学校。宋代办学，经费多靠出租学田、房廊筹措。宋代军费紧张，部队经商(即所谓“回易”)是常态，而经营房宅邸店出租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节选自唐晔《宋代的房产租赁业》，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