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旬，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理，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

罗霄山

徐向林

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巷战。

罗霄山海拔并不高，山势呈环状绵延，恰好将山村环揽在怀中。这也导致小山村的偏远和交通不便，但也正因为罗霄山的拱卫，当大山外面的世界硝烟四起时，小山村的村民们仍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清贫，却也安宁。

两天前，一支在淮海战役中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军，慌不择路地窜进了罗霄山下的小山村。他们还没来得及喘气，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某部独立营就追击而至，将山村团团围住，他们的战斗目标是歼灭这支残军。

国民党残军退无可退，他们是国民党军嫡系部队，没人敢提投降二字，他们只得困兽犹斗、拼死相抗。

双方的短兵相接打得很艰苦，丁营长预计三个小时结束的歼灭战，结果打了五个小时还是没打下来。负责正面主攻的二连长老于急红了眼，他请示丁营长：“咱们用迫击炮轰他娘的。”

丁营长在前沿阵地举着望远镜，朝村里看了一会儿，口气坚定地说：“不许开炮，绝不能毁了老乡的房子!”

“那咋办?”老于不断摩拳擦掌，劲儿却没地方使。

“村子西面有个开阔地，咱们开个口子，放他们出来，再伺机歼灭。”丁营长说。

口子一开，占据村子的国民党残军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往开阔地带跑。他们刚出村子，二连长老于就率部堵住了村口，封住了残军的退路。

战斗再度打响。残军被前后夹击，双方都明白，暴露在开阔地上的这支残军，已成了刀俎下的鱼肉，被歼灭是迟早的事。

然而，战端刚开，村里突然窜出了六头山羊，估计是受了枪炮的惊吓，从隐藏地跑了出来，它们一头扎进了剑拔弩张的战场，光打圈，并不往远处跑。

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如果继续打下去，这六头山羊将一个活口也不会剩下。山羊窜出来后，丁营长立即下令停火。他亲自拿着扩音喇叭，对国民党残军喊话：“为了老乡们的山羊，我们可以放你们一马，你们自己选个方向逃跑。谁要是开枪打死或打伤一头山羊，我对你们绝不会手软，要你们以血偿血!”

残军的几个军官经过一番商量，他们提出了条件：往罗霄山上跑。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跑出了罗霄山，解放军仍会对他们穷追猛打，而跑进山林茂密的罗霄山，兴许还有一条活路。

丁营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老于不甘心地说：“让他们逃上山，几乎就没有歼灭的可能了。”

但丁营长没理会他，他命令已下，就不能再更改。

国民党残军开始往山上跑，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刚爬到半山腰的国民党残军，竟然纷纷掉了头，又往山下跑。到了山脚下，他们向解放军举起了白旗，正式投降。

原来，村民们用石头在半山腰上封堵了上山的路。有人想攀爬过去，村民们居高临下，举起石头朝他们猛砸。

领着国民党残军投降的，是一个团长。他长叹了一口气，对丁营长说：“没想到你们这么得民心，在这个偏远的穷山村，村民们都支持你们。”

丁营长心里明白，这个山村，过去从来没有红色部队进驻过，村民们的选择，完全是自发性的。

若干年后，罗霄山下的这座村落，成了远近闻名的山羊养殖致富村，村里盖起了许多小别墅，连城里人都经常开车过来度假。

这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了村史纪念室，他在罗霄山解放战役的展板前久久伫立。讲解员告诉他：“当年，是解放军保住了小山村，也是解放军，保全了村里仅有的六头种羊，现在的山羊，都是当年种羊的后代。”

听完讲解，老人嘴角露出了微笑，这微笑，是他在给几十年前的自己点赞。

那时的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他就是当年率部投降的那个团长。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导向效力及其强弱，除了要以被评价者的心理机制为内在基础，还会受三个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一，人们是否处在彼此之间能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中。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差不多要和同样的人打交道，相互关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这就为及时做出社会性道德评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熟人社会中的人都彼此知根知底，这就为对每个人做出全面准确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有利条件。熟人社会中一个评价结论一旦给出，就会对评价对象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如果社会性道德评价给予一个人的是好名声，他就会由此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反之，他就会由此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孤立。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在对该人没有做出新的评价之前，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二，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否大体相同。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一个行为者及其作为进行善恶评价，通常都以他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符合该标准则为道德或善，不符合则为不道德或恶。如果人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就会形成统一的声音或社会舆论；反之，则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或社会舆论。显然，只有统一的社会舆论对评价对象才有最大的威力，而说法不一的社会舆论要么使评价对象无所适从。要么使评价对象把评价不当一回事。

其三，社会成员是否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的主体。如果无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那么就不会有社会性道德评价；只有少数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也形成不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不因与自己无关而仍愿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做到的事。首先这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倘若需要用明评的方式对评价对象做出否定性评价，还得冒得罪人的风险。因而必须是有较强道德感或正义感的人，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主动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人们生活在可以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趋于一致、人们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主体，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才最强。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影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整体效力。相对而言，

(摘编自韩东屏《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2018年11月8日电，记者魏梦佳)为拓展城市生态空间，今年，北京计划建成50处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以中心城区为重点。充分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在百姓身边“见缝插绿"。

北京西城区地块紧张，要在“寸土寸金”的地块上实现绿地增长，非常不易。东福寿里口袋公园原是违建用地，环境脏乱，通过拆迁腾退、绿化改造，建成了公园。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紧邻居民区，为附近百姓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让人们能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以前胡同附近没什么休息聊天的地方，现在有了小公园，大家没事就坐在亭子里聊聊天，感觉很随意。”东福寿里胡同居民吕先生说。

经过多年建设，北京市绿化美化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43%，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8.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也提高至16.2平方米，基本形成了山区绿屏、平原绿海、城市绿景的生态景观。

材料二：

口袋公园也称袖珍公园，指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间，常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为当地居民服务。口袋公园是对较小地块进行绿化种植，再配置座椅等便民服务设施。城市中的各种小型绿地小公园、街心花园社区小型远动场所等都是身边常见的口袋公园。

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中高楼越来越多，间距越来越小，也更为模块化，城市中的口袋公园及其它小型开放空间作为景观干预也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城市景观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一块空地或废弃空间，蕴藏着为社区创造正面影响力的巨大潜能。诀窍在于必须了解并确定这些空间的价值，利用好对社区最具意义的元素，找到人们最渴望的东西。

口袋公园作为“袖珍公园”，可以利用建筑间的空地、无法被纳入建筑的角落、狭窄的巷弄及街角空间、不同规划区相接的剩余空间或是错过经济繁荣时期的新空间，形成独特的公园类型及公其设施，将这些空地联系起来，在功能上成为连接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键纽带。让人、场所及自然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

不论是小憩、晨练，玩耍还是社区聚会这些小型空间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设计口袋公园的基本标准之一是如何使这些空间在各个层面上实现更多功能。

作为社区中心，有的口袋公园努力修复景观，河道或社区，有的则可以传达文化价值，为艺术、娱乐、探索及学习提供场地。

多数口袋公园经过详细的规划和设计，而个别却是无心插柳而成，是自生或短暂的。它们“软”“硬”设施兼备，有的明确设置了功能，有的则没有，这些口装公园毋庸置疑是社区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所以对社区具有意义及影响，是因为使用、需要，欢迎并热爱着这些空间的正是当地社区。作为景现设计师，如想要协助这些城市口袋公园获得成功，就必须一直重视这一关键要素。

(作者;Angus Bruce，全球景观设计负责人)

材料三：

2018年乌鲁木齐将继续大力推进“地变绿”工程，打造城市绿脉，新增、改造绿地1.3万亩，新建小游园100个，小绿道8条，创建花园式单位20个，加大公园绿地建设改造力度，力争使乌鲁木齐绿地率提高到38%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至11.5平方米。

对于乌鲁木齐鲁这样一个水资源不够丰富的城市来说。“地变绿”绝非易事。不过，一系列节水措施出台，结合中水回用(将小区居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标准回用于小区绿化、浇灌等方面)，有效解决了近年来绿化工作中的一些难题。

(摘编自 亚心网)

材料四：

如今，口袋公园见縫插针地在各地“疯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两年紅极一时的共享单车。在共享单车推广的初始阶段，曾出现过盲目跟进的一窝蜂现象，最后造成一、二线城市共享单车“成灾”。有不少地区为了使城市口袋公园建设数量达标，仅仅在路边或者巷子里放几盆鲜花，种几串葫芦或几棵树木就称为口袋公园：或者有些地区完全模仿照抄其他地区成功案例，形成“千园一面”的景象。如此一来，不仅让口袋公园成为“面子工程”。也降低了百姓对它的兴趣和期望，不利于长远发展。

口袋公园虽小，但仍是公园。既然是公园，就需要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口袋公园只有永葆美丽“青春”，才能长期地为喧哗的都市提供一个个安静的城市绿洲。

(东楚网)

老谈的江湖

张虎生

与老谈的结识，场面有点另类。一日路过古董市场，信步斜入，不料晚了，唯见边角处还剩一中年男子，守着个报纸大的小摊，孤零零的模样。倒是他的头发，象牙一样的白，半尺那么长，在八月黄昏的热风中，一阵阵地扬起，有点意外的醒目。

我向前时，他突然叫住我，声音很轻，有点含混：“买下这串念珠吧，就20。”他悄然竖起两根指头，同时隐隐约约的，一丝酒气飘了过来。细聊起来，得知眼前这位衣着有点落拓的谈先生，并不是做买卖的熟手，那串念珠，他花了15块的本钱，熬了一整天，也没卖掉。举着一个酒瓶，老谈讪笑道，“就挣顿酒钱”。那个扁扁的酒瓶是装二两五二锅头的，当时也就三五块钱。我收下念珠后，老谈顿时松快了许多，“还有点东西，有兴趣，你就看看，买不买没关系”。他抬起身，打开当作小凳的木盒，木盒一尺见方，塞得满满的，竟然全是印章。“你刻的？”我有些惊异，老谈轻声“嗯”了下，脸上浮起些许红晕。带着疑惑，我一枚枚地端详。印文镌篆的功力相当不俗，布局走刀，既守着端庄矜持，又稳中求变，疏密收放，甚是老到。

后来成了朋友，方知老谈篆刻的资历很是高深，是南京印社的早期会员，与他同期的，不乏响当当的，大名家。人家的行情，一方印，硬是5000起步。反观老谈，就便宜到家了，开价二三百，机灵的买主，当然还得杀杀价。我问他是否搞这个专业，老谈眉眼微蹙，依旧低声悄语地说，“副业，副业，”然后又添上一句，“专业也是操刀，不过是把大刀”。听了这话，再瞧瞧眼前这位神态弱弱的老夫子，我一时惊诧莫名。被我催逼，老谈断断续续地道来：念初中时，父亲亡故，他十几岁就顶职进了肉联厂，一直到下岗，始终专业杀猪匠一名。说起这些，老谈慢悠悠的，云淡风轻的坦然。

老谈的中餐，一律就在摊前。惹人注目的，是老谈与酒菜之间那种难言的微妙。一个中午，摊子跟前，老谈照例摆出一壶一盅，几个小菜，抿上一口，细细地嚼着，渐渐的，面颊微酡了，话头也密了起来：你们插队吃不上肉吧，我倒是整天泡在肉窝子里。实在饿了，刚出锅的油渣，又酥又软，抓一把，三口两口大嚼一番，那才叫个油水...我还沉浸在他描摹的胜景中，他又连连自嘲道：“油渣青春，油渣青春，根本不值一提。”

确实，虽油水丰厚，老谈却不甘肉食，早早迷上了篆刻。乔布斯说，“你须寻所爱”，而这位杀猪的老谈，早就践行了一步。他秉性勤奋，又拜得名师，一块冷硬的石头，一番心思过后，古老的艺术之花，就在手指间，一朵接一朵地绽放开来。在那文化贫瘠的年岁里，这无疑是一份精神的膏腴，老谈的心，因此而愈加柔软愈加丰厚。

世事难料，他50岁时，肉联厂被卖掉，老谈猛地跌入下岗大潮。空荡荡的手里，只剩一把刻字刀了。可他迂腐，奉行着艺术至上的圭泉，羞于卖印换钱，只好到处找些零工做，又无法专心治印。我一再劝他放下：“人家齐白石能卖画，你为什么不能卖印？以一已之长挣钱，你的艺术才有可能续命存活。”

又几年过去，现在老谈的印章，已经成了古董市场的一大卖点，生意不错，价格却一直没涨。遇到懂行且对他的道行啧啧称赏的，老谈就会喜不自禁，当场开上一堂洋洋洒洒的篆刻课。也有喜欢然而缺钱的穷学生，期期艾艾地舍不得走，老谈见状，爽快对折，半卖半送，附赠若干小窍门。资本当道，难免有心人把老谈当作潜力股，提出诸如工作室之类的待遇包装，老谈却从没应承。也许，大凡遭遇过失业的人，心里不免还留着隐痛，但我想，年届耳顺，尘埃落定，老谈已经寻得了那份手是自己手脚是自己脚、自己领导自己的自由自在。一天两遍酒，一日一方印。不求闻达，但愿无忧。江湖深阔，老谈仅取方寸；刻印换钱，老谈从不逾矩。

老谈的江湖，就这么大。

(有删改)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中国纪录片年度总投资额接近35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电视纪录片投资额约27亿元，政府机构投资额约5亿元，民营机构投资额约3亿元。2016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年度制作量：国内省级以上电视机构制作纪录片约2.2万小时，较2015年的1.9万小时增长15.8%；电视纪实类节目播出总量超过7万小时，同比增幅约14.8%；电视纪录片年度首播量约2万小时；纪录电影票房1.98亿元。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审查的纪录电影共31部，进入院线放映的中外纪录片4部。

综合来看，2016年出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人间世》《本草中国》等热门纪录片，但对照整体市场，纪录片与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2016年，主流视频网站(优酷土豆、爱奇艺、搜狐、腾讯)数据显示，全网视频总点击量为8000亿次，纪录片总点击量为80亿次，占比仅为1%。相比2015年占比为1.02%有所下降，但总点击量翻倍增长。

(摘编自高凯《中国纪录片的消费趋势已然成型》，中国新闻网2018年1月23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调查，60.8%的受访者爱看人文地理纪录片，56.3%的受访者爱看人物传记片。其他还有艺术纪录片(39.5%)、文化评论片(30.0%)、新闻故事片(29.6%)和政论专题片(26.6%)等。要促进纪录片发展，54.8%的受访者建议建立纪录片产业园区，50.5%的受访者建议出台关于纪录片产业的政策法规，41.2%的受访者期待加强优秀纪录片的宣传推广，28.7%的受访者觉得应当加强纪录片创作人才的培养。

中国纪录片质量问卷调查

(摘编自《国产纪录片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肯定》，《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8日)

那些内容品质过硬、表达方式生动的纪录片，都能在网络上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其实作为《故宫》《故宫100》《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等经典纪录片的总导演之一，徐欢和她的团队早已在“文物视觉化”领城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只要保证品质，观众自会在未来反复点击”。所以在进行《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的创作时，创作团队把70%的时间花在了内容的创作上，寻找能让更多人感悟到的文物价值点。

只要坚持创作精品的态度，不浮躁、不跟风，将品质扎实的原创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表达形式进行有机结合，这样的作品就自带“吸粉”属性。注重创作品质，继续深耕内容高地，做有品质、有内涵、有故事的好作品，才是纪录片正确的打开方式。

(摘编自牛梦笛、蒲成《这才是纪录片正确的打开方式》，《光明日报》2018年8月03日)

2017年中国纪录片主要投资者依次为电视台、民营公司、新媒体机构和国家机构。其中，新媒体增长幅度最快，较之前年增长50%的投资规模。

新媒体正在改写纪录片的传播规则，重塑传播版图。相较电视媒介，新媒体平台为纪录片的传播提供了更加自由宽松的环境，也为纪录片收获了相对稳定的受众人群。影响成为爆款最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内容，一是渠道。而对纪录片来讲，内容比渠道影响力更大，应尽量选择受众面广的题材。纪录片若要走进市场，一定要注意对题材及整个链条的考虑。目前多数纪录片制作还停留在创作层面，没有第一

时间考虑项目能有多少受众。制作者普遍不太爱提及项目收益和受众，不太爱谈钱的问题。

(摘编自王瑜《当纪录片遇上新媒体，接地气才能成为“爆款”》，《工人日报》2018年8月13日)

真正的语文教育应是在科学教育理念指导下关于文化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语文的学习应是关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审美情感”的养成，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知识的积累教学与审美情感的孕育培养，二者应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现代语文教育伴随课程改革逐步呈现出问题的两极：一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知识教学，无异于将教科书选文思想层面的美学感悟剖析、固化为知识的组群，使学生无法感受到文学带来的心灵的愉悦感和文字符号所给予的灵动感，文学失去了原有的深层意味，沦为文学知识的附庸，本末倒置。二是对语文课程性质“人文性”价值的绝对化解读，导致语文基础“工具性”地位弱化，进而带来基础知识教学的式微甚至断裂。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语文教育和教科书编写的进行。关注文学审美教育不应当以弱化语文知识教学为手段，二者本不对立。以关注文学审美价值为借口而忽视语文知识教学，必将导致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薄弱。而丧失基本文化知识的积累，实难实现语文素养“质”的转变。

母语孕育了本民族延续千年的文明火种，而语文教育是将这一语言从自然状态发展为超然状态的、打上民族文化烙印的、回归中华文化传统的主要课程，未来语文教科书应在回归优良传统文化的底色之

上为中华文明注入新元素。研究语文教育中优秀文化的传承，至少有以下理由：通过语文教育发展学生的心智理性，使受教育者更具人性，对生活具备形而上的思辦能力。在现实与价值观的世界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是割裂的，但是更关注物还是更关注人，则是二者的根本差别。语文作为人文教育的典范，采用训练心智、养成审美价值的眼光看待世界，是其必然的价值追求。因此，好的语文教育就在于能传递好文本之中的这种价值，而不轻易被“时尚”所转移。传统的经典帮助我们记录了当时的生活，却又超越了时空；虽然驻足于文本，却能引起不同时代的人的共鸣。

就传统而言，对本国的文化，要通过历史看到“变”背后的“恒”；对他国的文明，要看到多元文明“异”后面的“同”。因为，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分的。面对多元的文化与价值，传承怎样的文化传统？培养怎样的道德与人性？树立起怎样的审美观？如何使得语文教学既以学生为中心又高于学生？这是语文教育的永恒主题。

(摘编自《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

流传千古的名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玉的完美与人格尊严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的“瓦”就逊色得多。先秦屈原《卜居》中说“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签雷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而无才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瓦被赋予了很多消极的意义。而实际上，作为我国古代常用的建筑材料，瓦的发明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今天就来说说瓦。

人们俗称“秦砖汉瓦”，但这并不准确。就像古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是一种修辞性说法。其实瓦的出现，比汉代要早得多。战国时著作《世本》记载：“桀作瓦屋。”这可能是传说。桀是夏代有名的暴君，子承父位，未经创业艰难，不可能像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一样去“作瓦屋”。但陶器的出现，到桀的时代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让匠人把茅屋改作瓦顶，倒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至少，今天所说的瓦的形态的出现，不会晚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一次战斗。齐国的子渊捷追赶洩声子，“射之，中盾瓦”。“盾瓦”，就是盾牌的瓦形凸面。可见瓦已是当时人们熟知熟见的东西了。

可是，那时瓦还没有变成专称，其它陶制品，也可以称瓦。比如“弄瓦之喜”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万生女子……载弄之瓦”。 意思是生下女孩儿，拿纺线瓦锤给她玩。那种瓦锤，就是陶制品，形状和用途，与今人手工纺毛线的纺锤相似。待到瓦用于房屋建筑，才渐渐变为专称，唐宋时期，便用“瓦子”“瓦肆”代指繁华市区了。

陶制品是人类划时代的发明，因而瓦的用途很多。瓦在古代是种重要的占卜工具，人们摔碎瓦片观看纹理，来预测吉凶成败。瓦除了建房屋，还用来镶井壁，叫做甃。形体很大，长可达一两米，圆形井壁由两块、三块或四块瓦围成一圈，《周马》《庄子》都有记载。秦汉瓦井已经很普遍。商周时的井只是木框镶口的土坑，“井”字就是那种井的象形。自从用瓦镶井壁，井的质量和功能才大大提高。此外，瓦还可以作乐器和棺材等。

瓦的制作并非轮制，而是用圆形模具做胎，用熟泥片贴在外围，等距离划开，晾干后自动从模具上脱落，成为瓦坯。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很详细。古人的确很聪明。

夏桀当初“作瓦屋”只是为了自己享乐，至于造福后人几千年，的确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改编自伪农《淡味斋随笔·说瓦》)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他理想中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他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他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一般的人才，或是科场得意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伏阙捶鼓”的太学生那样，“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话说即学校为“治天下之具”：“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即“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因此，他认为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黄宗羲还建议在世风民俗的建设上，以朱子《家礼》为蓝本和指导。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2018年4月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