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批评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戏剧批评又叫戏剧评论,是对戏剧创作、演出、欣赏活动的分析、阐释与评价。它可以评说目前发生的各种戏剧现象,也可以专门考察戏剧艺术各个方面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促进当代戏艺术健康发展。如果再加上戏剧理论和戏剧美学,就是广义的戏剧批评了。

在电影和电视普及之前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观剧曾经是最大众化的艺术。士农工商、男女老幼、识字或不识字的,只要花上几文钱,就能在戏院里坐上一两个时辰。如遇好戏,则人人争说,不胫而走,剧场爆满,万人空巷。然而,自古以来,戏剧批评就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中外皆然。主要原因:一是正统封建文人多看不起这种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自然评说研究者少；二是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牵涉内容太多,很难把它说明白；三是音像录制技术发明以前,舞台形象无法保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戏剧批评的深度和广度。即使到了今天,戏剧批评多数也是针对剧本的,而观众欣赏的却是它的舞台形象。前者属于作家,后者经过了表导演的二度创作,二者之间有很大差距,因而观众常常觉得有些批评如同痴人说梦般不着边际。

这就要求戏剧评家,既须懂得剧本,又要了解舞台艺术,兼顾制作与演出,使戏剧批评具有与戏剧艺术相称的综合视野当然,并非每属文章都得面面俱到,而是说无论从哪方面切入,见解如何,戏剧批评都应该有广阔的专业知识背景,这是避免以偏概全、郢书燕说的重要保证莱辛《汉堡剧评》的第一篇就写道:“片面的鉴赏力等于没有鉴赏力，然而人们却往往带着强烈的倾向性。真正的鉴赏力是具有普遍性的鉴赏力,它能够详细阐明每一种形式的美,但绝不妄求于任何一种形式,以至于超出它可能提供的娱乐和陶醉的范围。”“戏剧评论家最可靠之处,在于能够准确地区分每一场的得失,什么或者哪些应由作者负责,什么或者哪些应演员负责。把甲的过失推给乙,妄加指,对两者都是有害的。”也就是说,戏剧批评应该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公正。而要达到这些要求,批评家就必须具备全面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艺术感悟力。这正是《汉堡剧评》成为戏剧批评和戏剧美学的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中国也是一样,最有价值的评论都有深厚的戏剧文化育景,远不是凭着一知半解的小聪明就能写出来的,如李渔、王国维、吴棒、李健吾、阿甲等人的论著。戏剧艺术的综合性,使得戏剧批评难度更大,真正做出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其次,搞戏剧评论还须有强烈的人文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因为戏剧是人的直接表现,戏剧艺术是人的艺术,所以关怀人、研究人、发现人、维护人的权利,争取人的解放,既是一切戏剧批评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终极目的。

戏剧批评,一不能脱离戏剧,二不能脱离人,这是它的基本原则。但是,戏剧批评的对象、社会环境和批评家的主观条件千差万别,所以批评角度(视角)与方法也是因人而异、与时俱进的。

(摘编自董健、马俊山《戏剧的欣赏与批评》)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节选自鲁迅《拿来主义》）

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旬，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理，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来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乐则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后，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的境域。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德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一方面则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的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形成的。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对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从中国历史来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

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的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选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