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①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掏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②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淘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一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③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节选自鲁迅的《祝福》）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该文化在社会发展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时代或相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落后与先进之别；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各个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各自的不同传统。

具体到我国近代以来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应当区分两个不同阶段。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阶段。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落后，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感到需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和新文化，借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乃是落后向先进学习的过程，因而可看作是古今问题，而不是中西问题。哲学家冯友兰说：“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二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早已走出救亡时期，而处于国家强盛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因而，现代的中西关系就不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关系。我们学习西方不再是追求西方化、西学化，而是追求国际化、世界性等。

从文化的民族性来说，确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学习西方文化，我们不能光点头，也不能光反对，而是要吸收、利用和超越西方文化，以形成自己更高水平的民族文化。在中西哲学关系上，哲学家贺麟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反对中体西用，而是提出“化西”的中国哲学。他认为，正如宋明理学不是“佛化”的中国哲学，而是“化佛”的中国哲学，现今的中国哲学也不能是“西化”的中国哲学，而只能是“化西”的中国哲学。

至于古代与现代的关系，我们所理解的古代经典实际上是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也就是古代经典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沟通。比如，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柏拉图已不是当时的古希腊、柏拉图，而是我们此时的古希腊、柏拉图，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已不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古典型或经典型不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古典型、经典型不是自在存在，其真理并不自在持存。古典型或经典型的东西就是那种经过不同时代检验而保存其真理的东西。我们对古代经典进行理解，这种理解永远是过去与现在的综合、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

(摘编自洪汉鼎《正确把握文化上的中西古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