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澎湃新闻2016年8月8日）今天，里约奥运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在女子100米仰泳半决赛中，中国姑娘傅园慧发挥出色，以58秒95的成绩排名第三，晋级决赛。赛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傅园慧凭借着自己的丰富表情，和那句“我用了洪荒之力”，瞬间走红网络，被广大网民封为“表情帝”。短短数小时后，微博粉丝数量已经上升至62万。

“58秒9577我以为是59秒！我有这么快？我很满意！”面对镜头，首次参加奥运会就闯入决赛的傅园慧，对自己的成绩非常满意，并怒刷各种“表情包”，当被问及是否有所保留时，傅园慧连说：“没有保留，我已经……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直到记者提醒恢复下心情时，这位世锦赛冠军才略微平静地说道：“已经是历史最好成绩了，我用了三个月做了这样的恢复，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真的太辛苦了，有的时候都感觉我已经要死了，奥运会训练真的生不如死，但是，今天的比赛，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材料二：

（中新社天津8月9日电）在网上蹿红后，媒体对傅园慧的关注点也迅速连线到她的母校。

对于傅园慧声名鹊起的现象，天津医科大学的师生都觉得与有荣焉。该校康复与运动医学系副主任于东生在得知傅园慧获得奥运会铜牌之后也十分高兴。作为学校体育部高水平运动队的教练，他与傅园慧的接触相对较多，谈到傅园慧网上搞怪的采访表现，于东生也直乐：“她平时也是有点大大咧咧的男孩子性格，挺天真的一个孩子。”但在对待训练和学习上，于东生称傅园慧“非常刻苦”，骨子里乐观又认真，也一直突破着自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好成绩，获得奥运会奖牌实至名归。

材料三：

（网易娱乐2016年8月16日）8月15日凌晨，傅园慧在新浪博客中转发做客央视的视频，并配文：“谁无虎落平阳日，待我风云再起时。愿所有努力拼搏的人，都能得到自己心中所愿。我不是网红，也不是表情包，我是职业运动员。祖国麻麻我回来了。”

材料四：

（新京报2016年8月15日）一个在网络走红的运动员最核心的身份还是“运动员”，我们当然不是要求傅园慧必须夺金牌，但希望她仍然热爱游泳。一个运动员，成绩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因为一段“洪荒之力”的采访，傅园慧一天时间内多了300万粉丝。随后，以表情包和“洪荒之力”为代表的“傅园慧”衍生品广泛流传。8月10日晚，傅园慧做客国内一家直播网站，在线围观人数超过千万人。不少舆论立即把傅园慧等同于“网红”，但这其实是非常大的误解。

在里约奥运会前，傅园慧从来没想过经营自己的网上形象，虽然口无遮拦，但她却是一个挺安静的游泳运动员。她的一夜爆红，也可以说是一次意外，并不是她有什么创新，或者真的就像相声演员一样幽默，更大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呈现出了十足的乏味。

在网络上突然走红，但却并不等于“网红”。傅园慧的爆红，最灿烂的其实就是那个瞬间。她获得铜牌后的采访，也很精彩，但是比起“洪荒之力”已经逊色了。当然，并不是说她有什么问题，而是当人们对她习惯后，她的语言所带来的惊喜已经递减了。等到她再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来了例假，人们就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

傅园慧这一批“90后”运动员，呈现给人们以新的形象。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一块金牌改变自己乃至全家的命运。尤其是游泳运动员，基本上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儿女，他们的自我表达，也更加自我，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套路。

接下来，她会面对很多考验，各种电视节目(据说已经参加了某卫视一档节目的录制)，各种代言，这些其实都是“洪荒之力”的后续效应。随着曝光度的增加，她会在公众面前呈现出更完整的自己，但是也有可能迷失自己。很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人们会发现她其实并没有以前那么有趣，或者产生审美疲劳，认为她没那么有趣。里约奥运会上的她，是“初见”，也是“初心”，当“傅爷”开始学会引用网络段子的时候，她的光芒可能也就散尽了。互联网的残酷之处在于，集腋成裘的洪荒之力，来得粗暴，去得也快，所以有些人才急着透支，这也是“傅园慧们”需要警惕的。人们很容易忘记，“洪荒之力”是她拼尽全力游进决赛后发自内心的告白——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是她这句话得以走红的基础。我们最希望的是，她仍然热爱游泳，仍然想游出更好的成绩。一个现役运动员，成绩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自然数1、2、3……是数学之起点，其他所有的数都是从自然数衍生出来的。自然数的实物原型可能是十个手指，否则我们不会采用十进位制。

自然数均为正数，负数之引入解决了小数不能减大数的困难，例如1－2＝－1。负数也是有原型的，欠债不就是负资产吗？所以负数概念的形成恐怕与人类早期的商业借贷活动有关。

零是数学史上的一大发明，其意义非同小可。首先，零代表“无”，没有“无”何来“有”？因此零是一切数之基础。其次，没有零就没有进位制，没有进位制就难以表示大数，数学就走不了多远。零的特点还表现在其运算功能上：任何数加减零，其值不变；任何数乘以零，得零；任何非零数除以零，得无限大；零除以零，得任何数，零的原型是什么？是“一无所有”还是“四大皆空”？

零和自然数以及带负号的自然数统称为整数。以零为中心，将所有的整数从左到右依次等距排列，然后再用一根水平直线将它们连起来，这就是“数轴”。每个整数对应于数轴上的一个点，这些点以等距离互相分开。你看！负数和正数分列左右如雁翅般排开，零居中央，颇有王者气象。

分数的引入解决了不能整除的困难，例如1÷3=1/3。分数当然也有原型，例如三人平分一个西瓜，每人得三分之一。

数轴上相邻两个整数之间可以插入无限多个分数以填充数轴上的空白，数学家一度认为这下子总算把整个数轴填满了，换句话说，所有的数都已被发现了。其实不然！有些数就根本无法以整数或分数来表示，最著名的就是圆周率，分数只能表示其近似值而非准确值。人们将分数化为十进位小数以后，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限位小数。便如1/2=0.5；另一种是无限循环小数，例如1/3=0.33333……两者虽貌似不同，但都包含有限的信息，因为循环部分只是重复原有的并不包含新的信息。圆周率则根本不同，3.14159265358979323846……既不循环，也无终结，所以包含着无限的信息。想想看！北京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藏书所包含的信息虽然极多，但仍是有限的，而圆周率却包含着无限的信息，怎能不令人惊叹！数学家将像圆周率那样无法用整数或分数表示的数称为“无理数”，无理者，不讲道理也！不知道为什么圆周率背了这么个恶名？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圆周率》的小诗为之抱屈，不妨引其中最后一段以博读者一粲：

（原载《诗刊》1997年第8期）

自从祖冲之算出圆周率的数值介于“约率”22/7和“密度”355/113之间以来，一直有人在计算圆周率的更精确数值，最近利用电脑算到了小数点后两千亿位！但比起“此率绵绵无绝期”来，连沧海一粟也不如。就算用最快的超级电脑不停地算下去，一直算到地老天荒，也无法穷尽！此外还有人利用电脑将已算出的圆周率数值化为二进位数列后，对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它像随机数那样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圆周率本是圆周与直径之完全确定的比值，但它产生的无穷数列却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不为大自然的神奇奥妙而感到惊讶和震撼。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为救济灾童，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这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香山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他更是毁家纾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熊希龄也因此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只说大话不做事，1933年4月，他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淞沪会战时，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不但不躲避，还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那个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中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但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

国内最早的共享单车企业创立于2014年。2015年国内共享单车初步发展，到2017年，用户数激增700％，预计未来三年仍将大幅增长。

共享单车用户以在校大学生、年轻的上班族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学校、公交站、地铁站等附近的共享单车给使用者提供了最快捷的“最后一千米”行程方案。共享单车不仅使用方便，而且也有绿色出行的好处，在城市内快速普及。

在用户的使用频率方面，大部分用户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使用习惯，当前共享单车企业也在靠着补贴的形式获取用户，培养用户。

从当前主流的十家共享单车APP用户评分上看出共享单车行业整体的用户评价并不是很高，一步单车超过9分，小蓝单车超过8分，更多的共享单车APP评分惨不忍睹。当前，共享单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一部分来自产品本身，包括车辆的损坏等；而另一部分，则来自用户，包括一些用户盗取共享单车、恶意损坏、换锁等，这还需要平台与政府共同监督，行业只有在规范化的前提下，才能健康发展。

（摘编自《速途研究院:2016年中国共享单车市场报告》）

2016年，已有数十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领域。业内人士估计，全国共享单车已有数百万辆。扫码骑车、手机付费的共享单车为不少市民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千米”的问题，但也随之出现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挤占公共空间，带来了安全隐患。在不少城市，非机动车道、步行道、闹市区，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对环境秩序以及出行安全产生了影响。

对于违停的单车各地如何处理？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南京等地，共享单车在人流拥挤地段违停，都被相关部门集中收缴，有时达数百辆。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仅仅这样简单收缴很可能导致“三输”:管理方浪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要骑车的用户用不了车。与城市公共自行车有固定车桩不同，共享单车没有固定的停车点，如何保证使用者依规停放？

目前，多家共享单车企业都出台了信用惩戒条款，提醒使用者停放在规范区域内。单车内有一套积分系统，一旦停放不符合规范，下一位使用者可以举报，扣除这名违停者一定的信用分。当用户分过低时，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使用权利。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部门的监管意见正加速出台。

（摘编自《湖南日报》）

最近，广州共享单车用户接连收到商家推出的“免费骑”、充值返现活动的通知短信。23日上午，摩拜单车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红包车”，不仅骑车“限时免费”，还向用户倒贴钱，正式将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带入“血拼时代”。24日，“摩拜红包车”在广州上线。

记者从摩拜单车了解到，今后，用户打开APP时，除了能看到周围可供使用的共享单车，还有可能发现红包图标，也就是最新上线的“摩拜红包车”。只要找到这类“红包车”并有效骑行超10分钟，即有机会获得100元以内的现金红包，金额累计超过10元即可通过支付宝提现。

实际上，过去两个月，共享单车企业的免费大战持续升级。上周末，小蓝单车率先宣布开展“免费骑”活动。随后，摩拜、ofo立即“迎战”，各商家的充值返现活动也颇为频繁。

免押金、骑车免费，甚至还送红包……对于此前引起业界热议的共享单车盈利模式问题，各家企业似乎已“放弃了思考”，直接进入名副其实的“烧钱”模式。不过，这当然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运营成本。一方面，不想丢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对手“分蛋糕”，这也让单车企业陷入份额与烧钱必须二选一的“囚徒困境”。

（摘编自金羊网）

近日下发的《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指出，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中小学校通过有关课程和活动开展书法教育。

书法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乃至世俗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的交流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书法教育的状况堪忧。首先，中小学学生书写不规范、不工整、不美观，字迹潦草；其次，“双姿”不规范的比例很大，坐姿和握笔姿势不正确；再次，学生普遍缺乏写好字的心态和习惯，多数不在意字写得不好；最后，“提笔忘字”现象日益严重。

1988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书法教育的经验，各地应借着“书法进课堂”的东风，扩大书法特色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25日）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书法教师队伍建设。要逐步形成以语文教师为主体、专兼职相结合的书法教师队伍。”目前，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如何呢？现有的教师是否能够胜任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面向广东省中小学语文教师和美术教师的问卷调查。

接受问卷调查教师所在的学校中，配备有专职书法教师的占18.77%，由语文教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7.18%，由美术教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5.60%，没有配备书法教师的占28.45%。缺乏能胜任书法课教学的教师这一现实也在另一项统计结果中反映出来，高达48.35%的教师认为目前学校开展书法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可胜任的书法教师”。

要解决书法教育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还要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学校聘请有书法专长的校外人员（尤其是当地少年宫和文化站的书法教师），经过适当的教学培训后担任学校书法教师。

（摘编自冯善亮、周凤甫《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5年1月）

当前教育部稳步推进书法教育进课堂工作成绩显著。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对“识文断字”基本功提出新的要求，总体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两种意识”。

但在继续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工作的落实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江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对全省35所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86%的学校因没有书法师资、教材等问题，开设的书法课走过场，形同虚设。

如何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理事卢中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建议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开设书法课的情况全面调查，建立相应的督导机制，提高书法学科的学科地位，将书法作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书法学科评价机制，并明确列入教育督导和评价中；重视并定期检查书法教学实施情况；成立专业的书法教育监管小组，每学期、学年到校巡管，检查开课的真实情况，重在监督落实。对书法学科获得成果的奖励制度要等同于其他考试科目。要设立书法教师资格证，有明确的书法专职教师的“入职名额编制”，使书法教师专职化。除提高书法教师地位、保证书法教师专职教书法外，还必须对全体教师进行汉字书写培训，尤其是语文教师。尽快制订师范生的书写技能训练目标，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有相对严格的书法课程。

卢中南说，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再到家庭，合力形成严密的书法教育管理机制，才能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2017年3月6日）

“天眼之父”南仁东：梦想与坚守

吴丽玮

2017年9月15日，72岁的南仁东在美国治疗肺癌时去世。“他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不行了，他就躲得远远的，不让我们看见他。”FAST（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调试组组长姜鹏回忆说，这可能就是南仁东的性格，希望保持着最有尊严的形象。

姜鹏来天文台面试的时候，并不知道南仁东是谁，“只是感觉到他强大的气场，一看就是头儿，甚至有点像‘土匪头儿’”。南仁东在工地上随意地穿着大汗衫，鼻梁上架着近视镜和老花镜，回北京又变回了时髦老人。“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很注重形象，要带一箱子衣服去。”FAST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张海燕说。

南仁东是1963年吉林省的高考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在北京天文台读天体物理学的研究生。他是一个爱好艺术和哲学的科学家，尤其喜欢画画，在日本国立天文台访学期间，创作了油画《富士山》，至今仍挂在该校教学楼的大厅里。“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反射面周围的六座百米支撑塔要等间距排布，打乱排不是能减少很多工作量吗？结果他就一句话，‘那样不好看’。别看他忙，但做PPT特别讲究，有一次开完会其他单位的人问我，你们是请专人帮忙设计PPT吗，怎么版式那么好看？其实都是南老自己做的。”FAST工程副经理张蜀新回忆道。

“也许是因为喜欢艺术，他和一般科学家不太一样，想法不受拘束，很有想象力，经常会冒出很多创新点出来。”FAST工程接收机与终端系统高级工程师甘恒谦说。

数千块单元组成的球面主动反射面技术是由南仁东主导的FAST最大创新点之一，目的是通过改变单元反射面的位置来保持整个反射面的抛面形状。而FAST的反射面要进行大范围的运动，每一个单元反射面的作用是要将球面改成抛物面，通过主动的变形实现对天体跟踪式的观测。而要实现这种跟踪观测，对反射面上空的馈源舱①定位精度要求很高。

当时他们做过几个馈源支撑缩尺模型试验，馈源舱的指向一直不能达到最大的观测角要求。“由于馈源舱是由塔上的钢索拉动的，角度始终趋向于水平状态，如果达不到40度的角度，就看不到银河系的中心。”甘恒谦说，南仁东很有想象力地提出，在馈源舱周围加一圈流体或半流体的“水环”，流体受到重力影响集中在某一方向，可以有效补偿姿态控制的不足，会使馈源舱的角度发生相应变化。不过后来通过与德国科学家的合作，FAST最终采用了钢索牵引驱动的轻量化柔性馈源支撑模式，“水环”的方案没有被采纳，但南仁东的想象力确实让项目组其他成员印象深刻。

与传统射电望远镜采用独立分块反射面单元技术不同，FAST主动反射面的主要支撑结构采用了创新性的索网技术，2002年FAST技术年会上，南仁东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我问南老师，原来的技术应用很成熟了，为什么要改？他说：‘很简单，因为省钱。反射面放在索网上面，坑的弧度要求就没那么高了，不然工程耗费会非常大。’”甘恒谦说。

但索网的制造和安装难度相当大，首先是钢索结构超高疲劳性能的要求。钢索结构疲劳强度不得低于500兆帕，他们从知名企业购买了十余种性能最好的钢索结构进行疲劳试验，结果没有一家符合FAST的要求。

“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寻找合适的钢索材料会面临如此大的困难，”姜鹏说，“当时南老压力太大了，在两年内，几乎总是寝食难安，这是FAST项目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在想解决方案时，南仁东又开始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他甚至提出用弹簧作为弹性形变的载体，来解决钢索的疲劳问题。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最后拿出一个终极版的弹簧方案，目的是说服他，如果这个方案不行，其他弹簧方案也不用考虑了。但他这么说，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发散思维，提出更多的新方案来。”

FAST对钢索结构的性能要求已经远超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规范，因此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提供相关产品，南仁东等人只能将方向转向钢索的研制中。当时发现并无可借鉴的经验，FAST必须从头开始解决材料的问题。姜鹏回忆说，因为无法确定问题的根源，所以研制工作要在涂层改善、锚固技术等几个方向上同时开展。在两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近百次的失败，几乎每一次的实验，南仁东都亲临现场，沟通改进措施。他们请来上海、南京等地的十几家单位以及国外钢索结构的顶级专家一起评审，同时也幸运地找到一家既懂技术又有经验，同时愿意配合的厂家，在工艺控制上为FAST提供经验和产品，最终钢索结构才终于被研制出来。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41期）

注：①馈源舱：里面装置有馈源，也叫做超宽带接收机，是FAST接收和回传信号的最核心部件，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反射面所接收到的全部宇宙信号，都靠它来收集。

梁启超

叶兆言

康有为是块顽固不化的老石头，他是个认死理的家伙，一意孤行，一条路走到黑。他的弟子梁启超正好相反，是灵活机动，说变就变，所谓见异思迁，看谁好就跟谁学。从运气上来说，梁启超也更好一些，他十七岁就中了举人，少年得意，而他的恩师中举却要晚得多。梁启超是识时务的俊杰，活到老，学到老，他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代，一个有功名的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其好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梁启超尊师，并不说明他没有自己的思想。早在戌戌变法前，他和康有为在学术上，就有一些分歧。到后来，分歧越来越大，他们的政治理想南辕北辙，但是他从来不敢忘本，仍然执弟子礼甚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两点都在梁启超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梁启超的书法不能和乃师相比，他的字出自张迁碑，拙而敦厚，明澈见底，和他为人一样。康梁的共同点，都是国学功底深厚，不排斥外国的东西，不仅不排斥，而且拼命吸收。

和同时代人相比，康梁对夷的关注，确实超乎寻常，说他们赞成全盘西化，未必有什么大错。我不知道梁启超的外语水平究竟如何，读他的文字，屡屡觉得他孜孜不倦正在学外语。

梁启超的虚心善学，在同时期实属罕见，尤其是在功名显赫的前提下，他仍然像一个好学的小学生。“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去欧洲游历考察，在船上，他开始发愤学法语，这次出远门，是一年多的时间，他不仅学法语，而且学英文。

梁启超能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件大事，戊戌变法，护国反袁，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都是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或是台前活动，或是幕后奔走。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其实当年学生所以能闹起来，并且惊天动地，和正在巴黎的梁启超向国内致函报告和会消息有直接关系，青岛问题成了事件的导火索，梁启超警告政府，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在不平等和约上签字。

说到底，梁启超还是个书生，在政坛上，他不止一次有过机会，但是仕途得意不是他的人生目的。辛亥革命之后，也就是民国元年，他到达北京，“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百人”，在给女儿的信中，梁按捺不住得意心情，说自己“日来所受欢迎，视孙黄过数倍”。孙黄是指孙中山和黄兴，和这些职业的革命家相比，书生梁启超显得十分幼稚。在当时，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既斗争又统一，处于中间位置的梁启超因此成为双方拉拢的焦点。凭他的资格和声望，捞个大官做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他的性格不适合做官。作为国内温和派的代表人物，他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他的受欢迎也说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深得民心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能否走通是另外一回事。梁启超当过司法总长，好像还当过财政总长，都是很快就辞职，官场之黑暗，不是他这种书生可以忍受的。

梁启超晚年是清华四大教授之一，他的兴趣广泛，学问渊博，各大学都竞相聘请他去讲课。一些学校为了竞争，竟开出千元一月的高价，按当时的生活水准，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特殊的人才，通常都有异秉，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想了想，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这种直率通俗的话，康有为绝对不会说。梁启超说自己做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在他信奉的词汇里，什么悲观，什么厌世，一概不存在。他曾坦白说，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或者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然而总是可以一边失败，一边继续做，他不仅能从成功中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人生不仅仅为了成功，他坦言自己生活的每一分钟都是积极的，向上的，因为积极向上，所以活得有滋有味。

（摘自叶兆言《陈旧人物》）

近期，都市情感剧《都挺好》的热播引发了全民大讨论。究其原因，也许与这部“现象级”电视剧的创作者将人物塑造回归于人本理念核心，将情节构筑扎根于现实主义基础的创作手法不无关系。

在人物塑造方面，《都挺好》以符合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和情感转变为戏剧主干，而非以机械性的情节冲突推动故事。在愚昧强势的母亲去世后，除了不得不应付自私虚伪的父亲、愚孝无能的大哥、刻薄暴力的二哥折腾出的“一地鸡毛”，女主角苏明玉还要在情感纠葛、职场纷争间疲于奔命。然而，即便心负童年的阴影羁绊、即使也曾迷惘和失落，苏明玉依旧选择了独立自强、直面困境，在混沌的伦理困局中坚守光明。

而剧情矛盾点的设计上，《都挺好》始终在通过人物引发矛盾的同时，力图以现实主义的主基调将影视剧外的百态人生和社会热点巧妙地刻画交织于光影冲突之中，从而勾勒出具备真实的时代轮廓和讨论空间的艺术场域。实际上，无论是电视剧、电影还是小说或戏剧，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虚构故事背后，那些真正引发观众悲欢共鸣的泪点和笑点，往往是值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警醒和反思的情感纽带所在和人性矛盾关隘。

在融媒体时代，将时代艺术之光与主流风尚相结合，创作出令青年受众同样喜爱的文化趣味，全面洞悉新时代的社会现实，仅仅是《都挺好》还远远不够。任何一部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中，精湛的拍摄技巧和跌宕的情节设计固然重要，然而饱满的情感表达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更不可或缺。

——（选自《光明日报》2019-04-03，有删改）

原生家庭是一个人最初认知和感受的世界，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你对世界的认知可能就是什么样的。《都挺好》进入了对原生家庭的深入剖析。不少女性观众对苏明玉这个角色有强烈的情感共鸣，有些男性观众也从苏明哲、苏明成的性格悲剧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像苏家这样的原生家庭其实并不鲜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摆脱原生家庭可能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苏明玉为我们做的一个极好示范是——赶紧断奶，尽快实现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只有这样，才能早日从原生家庭解脱出来。但经济独立了，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割裂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事实上，我们难以与原生家庭割裂——物质上的割裂可能还更容易，精神上的割裂更困难。

——（选自《澎湃新闻》2019-03-04，有删改）

跳出电视剧集的本体而论，《都挺好》在此时出现并收获不少好评的意义，或许还在于：它印证着艺术创作审美及其背后折射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曾几何时，家庭题材剧集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强调统一与和谐，强调父母对子女、个人对家庭的付出，乃至不和睦、不融的元素往往在创作中被定义为负面、消极的剧情动因，是最终必须要被消解掉的。而在《都挺好》的叙述中，我们却发现，家庭问题中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可能是中性的、可能是有情可原的，并且可能是更符合客观存在的。家庭题材剧的主旨内核在《都挺好》中开始有从“整体利益”向“个体感受”松动的倾向，这也是一种创作进步的象征，它意味着，新生代的创作者与观看者都逐渐看清、接受并重视“独立个体”的意义。而当每一个独立个体的需求能被看到且能被尊重时，“家庭”的意义也许将会更立体、更丰富、更现代。

此外，通过观众评论《都挺好》时发出的“求编剧不要强行给大团圆结局”的呼吁，我们也能捕捉到大众对于家庭题材类电视剧欣赏观念转变的信号。近年来国产家庭剧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虽然电视剧集作为大众娱乐产品的属性并未改变，但大环境的观赏水准和评价体系与过往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在家庭剧普遍性花团锦簇的大团圆结局中，开始有观众期待有更多留白、有更多其他不同的剧集收束方式。这是观众审美观念的成熟，亦是对创作的鞭策与挑战。

——（选自《北京日报》2019-03-15，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