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由对文本的解释而转换为记事文体的“传”，应发生于史家对孔子《春秋》的解释。先秦对孔子《春秋》的系统注释，流传下来的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三传都是传注行为的产物，注释的对象都是《春秋》，但在由注释之“传”向记事之“传”转换中的作用不尽相同。

《公羊》《谷梁》是以注释家的身份去解释《春秋》，虽也对有些事件的本原作了注释，但侧重于对字、词所包含的意义进行解释，更多具有注释性质。而《左传》的作者是以“史”这一职官和史学学者身份来解释具有历史记述性质的《春秋》，总结国家和个人兴衰成败的教训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因而，《左传》虽也有对《春秋》体例的解释，但更多的是依据历史记载，恢复《春秋》以“微言”掩盖了的国家和个人兴衰成败的原委，化《春秋》之隐晦为明白晓畅，很大程度上“创造性地复原了《鲁春秋》”。也正是这种出于行为目的需要的复原，《左传》将“传”这一注释典籍的方式，基本上转换成为一种历史记述的文体。

《左传》为解释孔子《春秋》而作，故仍然采用了编年之体，有着不少解释性及梗概式记事的文字。受传注体例的限制，《左传》将一个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过程的记述，分解在不同的年份，且这一年份内还要记述不同诸侯国或不同性质的行为事件。但是，《左传》却对各种事件的发生采取了全视角记述。它不仅记述了每一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相关记述，记述了事件发生发展的大的历史背景。如记晋文公复兴晋国，通过僖公前后二十多年的记载，记述了重耳出亡、秦国与晋国的关系、晋国救宋、重耳随从的品格等等，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的视角，比较完整地展示了晋国兴盛前后的历史。较之《国语·晋语》单一记述晋骊姬之难，更具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服务于政治的意义。

至于司马迁创造的以专门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字称之为“传”，也当与《左传》称之为“传”有密切关系。《史记》“索隐”谓：“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先秦的“传”多用于经典的注释。《左传》虽有传注的性质，虽非以人为主叙事，更非专记某人之行事，但却涉及到了不少人物的生平行事；它有对孔子《春秋》体例的一些注释，但却是以记事为主。故《史记》“列传”之“传”的产生，当不仅是借用先秦《左传》的文体名称，而且当与《左传》一样，具有真实记载历史人物行事的性质。所以，“列传”传记体的产生，当是在《左传》详细叙事的“传”的基础上，融入了《晏子春秋》《战国策》等专记一人之事的元素，从而创造了“列传”这一史学体式，用于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可以说，记载人物之“传”，是经典的传注之“传”的进一步发展。

（节选自《经与先秦说、解、传的发生及演化》）

西   湖

巴 金

还是在四月，我又来到西湖，房间面对西湖。不用开窗，便看见山、水、花、树，还有苏堤。我住在六楼，阳台下香樟高人际，幽静的花园外苏堤斜卧在缎子一样的湖面上。我每天几次靠着栏杆朝苏堤望去，眼光慢慢地在绿树掩映的苏堤上来回移动。忽然起了一阵风，樟树的香气吹到我的脸上，我再看前面明净的湖水，我觉得心上的尘埃仿佛也给吹走了似的。要是早晨雾大，站在阳台上，不但不见湖水，连苏堤也消失在浓雾中，茂密的绿树外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很多人喜欢西湖。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一九三〇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小说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苍水、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挥。

五十二年来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我第一次来时，是一个作家，今天我还是作家，可见我的变化不大。西湖的变化似乎也不太大，少了些坟，少了些庙，多了些高楼.……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有过大变化的。说出来会有人感到不可理解吧，我对西湖的坟墓特别有兴趣。其实并不是对所有的墓，只是对那几位我所崇敬的伟大爱国者的遗迹有感情，有说不尽的敬爱之情，我经常到这些坟前寻求鼓舞和信心。

有一个时期我到处寻找秋瑾的“风雨亭”。她是我们民族中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即使人们忘记了她，她也会通过鲁迅小说中的形象流传万代。三十年代我写短篇《苏堤》时，小说中还提到“秋瑾墓”，后来边“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风雨亭也不见了，换上了一座矮小的墓碑，以后墓碑又都消失了，我对着一片草坪深思苦想，等待着奇迹。现在奇迹出现了，孤山脚下立起了“巾帼英雄”的塑像，她的遗骨就埋在像旁，她终于在这里定居了。我在平凡的面貌上看到了无穷的毅力，她拄着宝剑沉静地望着湖水，她的确给湖山增添了光彩。

有一个时期我寻找过于谦的墓，却找到一个放酱缸的地方。当时正在岳王庙内长期举办“花鸟虫鱼”的展览，大殿上陈列着最引人注目的展品——绿毛龟。我和一位来西湖养病的朋友谈起，我们想起了三百多年前张苍水的诗句。苍水先生抗清失败，被捕后给押送杭州，在杭州就义。他写了一首《入武林》，前四句是“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我同朋友合作，借用了三、四两句把它们改成“油盐酱醋于氏墓，花鸟虫鱼岳家祠”。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

又过了若干年之后，今天我第若干次来到西湖，“于氏墓”的情况我不清楚，“岳家祠”给人捣毁之后又重新修建起来，不仅坟前石像还是旧日模样，连堂堂大宰相也依然长跪在铁栏杆内。大殿内、岳坟前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如同到了闹市。

看来，岳王坟是要同西子湖长存下去的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材料一：

2018年中国游客的足迹覆盖了157个国家，除了传统热门目的地，更多小众的冷门国家正在被中国游客发现和喜欢。

目前，中国出境游呈现生活化和品质化的趋势。美食、自然探索、户外运动、避寒避暑、疗养休闲等当地化的旅游体验内容日益受中国游客所青睐。购物内容趋向日常用品，消费行为向理性转变。近年来除了传统的团队游，半自助、自助游等出游方式都受到中国游客的广泛欢迎。其中，半自助的优点是既自由，又省心；自助游则自己安排旅途中的一切，自由、主动、诗意，利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却又不受商业的束缚。现在，中国游客已普遍利用智能手机使用翻译软件、电子地图、移动支付、预约当地中文向导、租车、移动wifi等服务，使得出境游像国内游一样，越来越便利。

境外支付方式的升级也为中国游客出境旅游带来了更多便利。以中国银联为例，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延伸至16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境外超过2300万商户和164万台ATM机。而手机支付使境外消费更加便捷。目前，中国游客可以在全球40个国家使用支付宝移动支付。

（摘编自《中国人：出境游很轻松》）

材料二：

（摘编自《旅游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倡议、“旅游年”的推动下，旅游合作更加紧密，跨越国境的旅行越来越便利。走出国门旅游，去别人的城市住上几天，换一种生活方式。游客越来越强调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目的地则成为本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中国游客就是行走的中国名片，丰富着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的认识。中国正在加快出境旅游市场的成熟，以期获得更高的利益。随着相关出境政策不断改进和松动，有了坚实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基础以及国外相关组织的参与协作，相信我国的出境旅游市场将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

中国出境行业黄金增长周期大方向不变，随着不利因素的渐消，国人出境旅游的需求依然潜力巨大：中国目前持有护照人口为1.2亿，占总人口比例仅8.5%，远低于美国39%和日本24%的护照持有率，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才刚刚起步。

（摘编自《中国出境游发展前景》

材料四：

第三十八届世界旅游交易会日前在伦敦举行。在今年的世界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出境游市场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客数量不断增长，消费能力逐步上升，许多国外的旅游部门、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等相关单位，都希望了解中国游客出境游趋势的最新动态，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出境游客以“80后”“90后”为主力，他们通过网络在线购买旅游服务或查询旅行攻略成为常态，同时中国出境游客更加注重旅游品质以及旅游内容的个性化。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出境游市场地位也迅速提升，中国游客拉动了许多地区的消费和就业，同时也展现出较强的消费引导力。由于不少中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逛景点、喝下午茶等大众化的旅游内容，一些旅游机构也在“绞尽脑汁”出新出彩，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如今，各国为了吸引中国游客纷纷设置中文旅游网站、餐厅提供中文菜单、酒店客房提供中文电视台、车站设置中文标识、景点提供中文导游等服务。随着家庭亲子、自由行客人的明显增多，当地向导成为出境游的“网红”,他们主要提供陪游讲解、包车接送、特色体验等服务。如何在细微之处做出改变，让更多中国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是诸多境外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机构正在努力改善的方面。

（摘编自强薇《中国出境游需求市场影响力渐长》）

锁

肖春荣

王燕是一家快餐店的送餐员。这天，她来到一个小区送餐，送完后，她提着两只箱子，来到她的三轮车前，正想开锁，突然发现车轮上多了一把锁。王燕正觉得纳闷，一名物业保安朝她走来，说这锁是他锁上的，要王燕交五块钱的停车费。

王燕忙笑着和保安解释：“大兄弟，今天送餐我没有收到钱，下次一起算好吗？”

保安摇摇头说：“你经常来这里送餐，以前停也就算了，可今天你的三轮车都在楼下停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领导说了，必须收你停车费。”

王燕赔着笑脸继续恳求道：“大兄弟，今天楼里的电梯坏了，我提着两只大箱子爬了三十层楼，又走了下来，所以耽搁了时间，你就通融一下吧。”

保安还是不肯开锁：“大姐，这事不是我说了算，领导交代好的，我也没办法，大家在这里停车都有原因，不能找个理由就随便停车吧？”

王燕犹豫了一会儿，从箱子里取出两盒盒饭，递给保安说：“大兄弟，送你两盒盒饭吧，就算顶了停车费可以吗？”

保安还是摆手说不行。王燕叹了口气，说道：“大兄弟，不瞒你说，我家里经济困难，老头子有病，还有一个女儿在读研。我一天打三份工，中午给一家快餐店送外卖，送一份挣一元钱，若是因为我的原因顾客退货了，我就得自己赔上。我送外卖两个多月了，没少吃送不出去的盒饭，我们家人都吃够了。今天这二十六盒盒饭又没送出去，我这正发愁呢。”说着，她眼泪都快下来了。

这时，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大家纷纷指责起保安来。有一位老人走上前，对王燕说：“让我看看你的盒饭。”

王燕面露难色道：“有点凉了。您如果要的话，那就便宜点吧，原本每盒十元，我收您五元钱一盒。”老人没说什么，直接从箱子里拿出两盒盒饭，看都没看，就从兜里掏出二十元钱，塞到王燕手里，转身离开了。

“我也来两份。”一位小伙子也买了两盒。一会儿工夫，箱子里的盒饭所剩无几。

保安见状，悄悄打开车上的锁，也拿了两盒盒饭，塞给王燕二十元钱，转身走了。

很快，保安来到物业经理办公室，低着头对经理说：“经理，那位大姐的五元钱停车费我没收，您从我工资里扣吧，今天咱这里电梯坏了……”

保安还未说完，经理便打断他说：“我知道。”

保安继续说道：“那位大姐的盒饭没送出去，要自己赔……”

经理还是说：“我知道。”

保安忍不住抬头看着经理，不满地说：“您都知道，咋还让我和她要停车费？”

“傻小子！”经理呵呵笑着说，“你不给她锁车，不问她要停车费，她的那些盒饭能卖出去吗？”

保安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理笑着继续说道：“她送盒饭时，我正好也在三十楼，和修电梯的师傅在一起，她的盒饭还是我帮她提下楼的呢。哎哟，三十层呀，活活把我累了个半死。路上我和大姐唠嗑，了解了她的事情，这才发微信让你给她锁车，收她钱……”

保安噘着嘴说：“经理，好人都让您当了，恶人让我来当，这不公平。”

经理哈哈一笑，从兜里掏出二十元钱递给保安说：“盒饭我来埋单，算是对你做托儿的奖励，这下公平了吧？”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让“限塑”成为一种自觉

小小塑料袋，需要治理的大智慧。疏堵结合、多措并举，才能凝心聚力、形成合力，更好应对塑料污染带来的挑战。

不少人都熟悉这样的生活场景：逛菜市场时，往往还没想好买什么，就先随手扯个塑料袋备着。近年来，随着快递、外卖等新业态的兴起，塑料餐具、塑料盒等塑料制品的消费量也十分可观。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控制塑料制品使用、减少环境污染，依然是值得探讨的现实课题。

“白色污染”危害巨大。联合国相关报告显示，全球所有塑料制品中，只有不到1/10会被循环利用，近八成被填埋或散落在环境中。塑料制品在土壤中可能200年也无法降解，还可能污染水体，甚至扩散到海洋，引发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也正因此，我国早在2008年6月就开始施行“限塑令”，以期通过价格杠杆，提高塑料袋的成本，从而激发公众环保意识，减少使用塑料制品，实现环境友好。

走过11年，“限塑令”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增速，已由2008年前一度超过20%下降为目前的3%以内，主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减少20万吨。随着环保理念的增强，很多人养成了自带购物袋、小推车的习惯。但也应看到，与预期相比，“限塑令”的执行效果还难言理想。在一些大超市、连锁便利店，商家大量提供“限塑令”范围之外的保鲜膜、保鲜袋等塑料制品；在一些店面，“限塑令”被简化执行为“卖塑令”。在菜市场、小超市等场所，塑料袋则是随意取用。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限塑令”也不断遭遇新难题。

“限塑令”成效打折扣，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缺乏合适的替代品。塑料袋方便、便宜、应用广泛，其替代产品要么价格高，要么不实用。近年来，国内可降解塑料技术虽然取得突破，但相关产品的物理特性和生产成本都与传统塑料袋有较大差距，难以完全替代。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没有全面“禁塑”。事实上，目前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和人口大国中，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与此同时，“白色污染”涉及面广、主体多，监管对象“小散多”，执法难度大、成本高。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几毛钱的收费也难以起到价格杠杆作用。

小小塑料袋，需要治理的大智慧。相关机构应肩负起引导和监管的责任，一方面与时俱进完善“限塑令”，对不同领域塑料制品提出分类管理要求，辅以配套细则，将外卖、快递等行业纳入“限塑令”范畴，限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包装使用。另一方面，应强化监管，针对塑料袋的限产、限售、限用形成监管合力，严堵不合规塑料袋进入市场，同时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建立健全各环节管理制度，让“限塑令”落到实处。

防治“白色污染”，离不开社会、市场和公众的力量。例如，可积极研究替代产品，在质量、价格等方面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在替代产品一时难以成熟推广的情况下，不妨在可重复使用方面进行创新，比如，引导外卖、快递等行业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包装。此外，应大力倡导绿色生活理念，促进公众改变消费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自觉“限塑”。

今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以此为契机，疏堵结合、多措并举，我们就能凝心聚力、形成合力，更好应对塑料污染带来的挑战，守护好绿色家园。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4日）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 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惑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牙祭的故事

李伊平

阴沉沉的天，飘了三天鹅毛大雪。连绵起伏的山峰早已雪白一片。为赶这三九天，大佬、二佬、三狗、二娃在山沟里忙活了一个星期，整出足足三窑炭。连日的劳累与严寒，让这帮烧炭佬近乎虚脱，牙根子痒痒，只想来一两斤肥巴巴的肉，切成巴掌大的块子，熬一锅汤，饱食一顿，过把瘾。就连晚上困在炭火边睡熟时，烤焦了脚皮子，都有人在梦中喊香。这是个十分贫穷的日子，把一年能吃上一两回荤腥的日子，唤作“打牙祭”。

大佬、二佬、三狗和二娃趁这雪天，担着炭拐过十湾九坡，将黑时分赶到集上，每人终于换得一把毛票票，大佬手中有了毛票票，脚便粘在肉摊边上，挪都挪不动了。二佬、三狗、二娃六只眼睛齐刷刷地望着肉案上肥巴巴的猪肉，尽咽口水，喉结都不自觉地一上一下蠕动着。“打回牙祭吧！”大佬、二佬、三狗都凑了份子，便把眼晴望着二娃。二娃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翻出毛票票，粘了口水数了两遍，磨蹭了半天，又咽了几包口水，还是将钱如数揣了回去，讪讪地说：“回去再说吧！”

回到炭窑边，已是深夜。众人急不可耐，垒灶支锅，做起饭菜来。他们再一次催促二娃凑份子，二娃沉默了半会儿，尴尬地说了句：“你们吃吧，我还是留着毛票票给孩子们上学用！”便不再吱声，仿佛是在和自己赌气。

肉是肥巴巴的肉，唯有肥的肉才解馋。洗的洗，切的切，不大一会儿工夫，便香味四溢，灌满了整个山沟，肉在锅中翻滚。他们只待汤再少点、浓点，肉再烂点，便可以美美地享受一顿“牙祭”。这时二娃站了起来，拿着瓢到沟边舀了一瓢清水，忽然倒在锅中。本来锅中也要加水的，三人均没在意。肉炖得滚乱，香气四溢。大佬、二佬、三狗便迫不及待，捞着肥肉块子便往嘴里塞。当然，没有二娃的份，这个年头牙祭不常有，没二娃的份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因此而显得生分。可二娃还是拿碗来了，众人着急。二娃却讪讪地说“别急，我没入伙，当然不会吃肉，我只是口渴，刚才搭在你们锅内一起烧了瓢水，我就喝碗水，别的，我不要。要不，太晚了，人也困了，另外再烧开水晚了些……”三人自然没有话说。看着二娃盛了满满一碗肉汤，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将碗沿都舔了个干干净净，才恍然大悟，大呼上当。

那天以后，二娃打牙祭的故事便传开了，像山岗上的风一样快，迅速传到了村野中的每个角落。童叟皆知，家喻户晓。故事情节自然都绘声绘色。说者口中带着讽刺，众人皆把它当作笑料来传。若是有人觉得别人占了他的小便宜，又不便直说，往往拿二娃打牙祭的故事打比方，个中讥讽味，你自己去体会吧。

二娃有四个孩子，个个都上了初中，这在这个山沟里是罕见的，就像二娃打牙祭一样罕见。二儿子还考上了中专，在城里有了工作。孩子有文化，赶上好时光到城里打工挣的钱不少。二娃的家里逐渐富了起来，不再寒碜。当然，二娃打牙祭的故事仍在流行，但这个故事大多数由乡村教师、老村长在讲。每当他们绘声绘色地讲完整个故事后，总要沉默一会儿，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二娃有眼光，培养孩子读书才是致富的唯一出路……”全然没有当初讲故事人的那种讥讽和嘲弄。

二娃打牙祭的故事便成了村长、乡村教师的活教材，用来劝告因家境贫寒而辍学的孩子和家长，送孩子去上学。

当然，富起来的二娃自己也讲这个故事，那是多年以后，属于回忆式讲述，故事尽管讲得平淡，看似是轻描淡写，可每次讲到喝肉汤的时候，他的眼中总是饱含着汪汪的眼泪。当然，这大多数只在儿女回家团聚的时候，二娃才讲的。

(摘编自《精选小小说》，有删改)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美感和联想

朱光潜

①什么叫做联想呢？联想就是见到甲而想到乙。甲唤起乙的联想或是甲和乙在性质上相类似，或是甲和乙在经验上曾相接近。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有时混在一起，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词就是好例。词中主人何以“记得绿罗裙”呢？因为罗裙和他的欢爱者相接近；他何以“处处怜芳草”呢？因为芳草和罗裙的颜色相类似。

②意识在活动就是联想在进行，所以我们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起联想。听到声音知道说话的是谁，见到一个词知道它的意义，都是起于联想作用。联想是以旧经验诠释新经验，如果没有它，知觉、记忆和想象都不能发生，因为它们都得根据过去的经验。

③联想有时可用意志控制，作文构思时或追忆一时记不起的过去经验时，都是勉强把联想挤到一条路上去走。但是在大多数情境之中，联想是自由的，无意的，飘忽不定的。听课读书时本想专心，而打球、散步、吃饭、邻家的猫儿种种意象总是不由你自主地闯进脑里来，失眠时越怕胡思乱想，越禁止不住胡思乱想。这种自由联想好比水流湿，火就燥，稍有勾搭，即被牵绊，未登九天，已入黄泉。

④联想的性质如此,多数人觉得一件事物美时，都是因为它能唤起甜美的联想。钟子期听伯牙弹琴时，惊叹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在他的某一部书里说过，有一次见过一位老修道妇，站在一幅耶稣临刑图面前合掌仰视，悠然神往。旁边人问她那幅画何如，她回答说：“美极了，你看上帝是多么仁慈，让自己的儿子去牺牲，来赎人类的罪孽！”

⑤联想所伴的快感是不是美感呢？就广义说，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就不能离开联想。但是我们通常所谓联想，是指由甲而乙，由乙而丙，辗转不止的乱想。就这个普通的意义说，联想是妨碍美感的。美感起于直觉，不带思考，联想却不免带有思考。在美感经验中我们要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上面，联想则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不专一，使心思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物上面去。比如，在审美时我看到芳草就一心一意地领略芳草的情趣；在联想时我看到芳草就想到罗裙，又想到穿罗裙的美人，既想到穿罗裙的美人，心思就已不复在芳草了。再比如说，一幅画的内容是“西湖秋月”，如果观者不聚精会神于画的本身而听任联想，则甲可以联想到雷峰塔，乙可以联想到往日同游西湖的美人，这些联想纵然有时能提高观者对于这幅画的好感，画本身的美却未必因此而增加，而画所引起的美感则反因精神涣散而减少。

⑥知道这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通常被认为美感的经验其实并非美感了。假如你是武昌人，你也许会特别欢喜崔颢的《黄鹤楼》诗；假如你是古董贩，你也许会特别欢喜敦煌石窟里面的壁画；假如你知道达·芬奇的声名大，你也许会特别欢喜他的《蒙娜·丽莎》。这都是自然的倾向，但是这都不是美感，都是持实际人的态度，在艺术本身以外求它的价值。

（有删改）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