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卜辞是人们占卜时刻写在甲骨上的信息，由于甲骨上的书写空间极为有限，卜辞不可能长篇大论，也不会出现与占卜不相关的内容，因此其“文学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极有限的。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的特种书写方式，但二者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要有特殊价值。试想，如果书写不能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为什么要对铜器的外观进行破坏呢？事实上，早期的一些标记性铭文，如主人名称等，确实铸造在很不显眼的位置，这恐怕就是为了避免影响外观。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与甲骨卜辞只“记录占卜仪式”的意图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铭文还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它本身不过是家族祭祀用的一件器物，但铭文洋洋洒洒叙述周王室和史墙家族的创业史，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即使与后世诗文名作比较也堪称佳品。同样知名的《虢季子白盘》，其内容不过是叙述器主因战功而受赏，但铭文却用倒叙手法，先交代结果，然后才把自己为何要做宝盘、究竟有何功劳、王如何封赏等细节娓娓道来。这种叙事技巧，目前所见传世文献到《左传》中才被广泛应用。随着铭文的不断发展成熟，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书写的美感。在形式上，他们讲究文字精美、行款整齐，在内容上也更追求新变。西周时期的《毛公旅方鼎》句式整齐，且句句押韵，呈现出更明显的诗化倾向。

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的书写可能是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文章可能由铜器的主人授意创作，而真正的作者或许是某位具备相当学识的史官，但最终将它呈现在铜器上的又是某位工匠。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许多铭文独有的特征，比如不同家族的铭文呈现出近似的语言风格等。此外，部分铭文可能存在“二次书写”，即它并非完全原创，而是以相关典册档案为参考或直接抄录。这与铭文另一重要功能相关。《墨子•鲁问》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很显然，在“传遗后世子孙”这件事上，铭文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随着西周灭亡，铭文便走向衰落。最终到了汉代，大部分人对青铜器已缺少认知，以至于武帝将出土铜器当作祥瑞，荐于宗庙还因此改元。而铭文虽然衰亡，但它所确立的词汇、句法、篇章与修辞体系，却已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归结为一种经典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谓：“铭题于器，……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搞文也必简而深。”这段概括基本准确。由此，我们不难进一步猜想，许多经典文体的产生可能也与特种书写有关，这也是铭文研究带来的启示。

（选自《青铜器铭文与“特种书写”》）

庄周的燕子

今天的燕子，两千多年前就已飞入庄周先生的视线，并引起他的注意。看来他不仅仅喜欢蝴蝶。他看着围着茅屋飞进飞出的燕子，低头思索了一会儿说：鸟都怕人，所以巢居深山、高树以免受害；但燕子特别，它就住在人家的屋梁上，却没有人去害它，这便是处世的大智慧！

‚庄周先生说到这儿就不说了，其实，这后边是有一大段空白的。庄子惜墨。几千年前，庄子辞了那个小官，生活可能十分困难，头脑里的思想又像春天怒放的花，一层层一簇簇，一齐挤着向外怒放。庄子写不尽它们，手里钱少买笔买墨都要算计。有个思想，只能几笔画个轮廓，细节就顾不上了。像采花的蝴蝶，它要去光顾下一朵花。所以，庄周的身后是狂草的墨迹，存在着大量的飞白。那是庄周的思想一路飞奔留下的空白。

ƒ庄周的燕子直到今天还活着，仍重复着庄周时代的伎俩，未被人类识破。人类是见着什么鸟都举枪便射，却对身边萦绕的燕子视而不见。燕子的叫声可谓婉转，却没一个人将燕子放到笼子里，以听它的叫声取乐。有许多珍禽异兽在人类的追杀中灭绝了，这也怨不得人类，实在是因为那些物种比人类还要愚蠢。

„燕子智慧的核心是什么？那就是距离。人类是一种你不能离他太远，又不能离他太近的动物。比如珍禽猛兽害怕人，躲得远远的，人便结伙去深山猎捕它们，这是因为离人类太远。家畜因完全被人豢养和左右，人便可随意杀戮，这是因为离人类太近，近得没有了自己的家园。只有燕子看懂了人类，摸透了人类的脾气，又亲近人又不受人控制，保持着自己精神的独立。于是人便像敬神一样敬着燕子。

…说到底，燕子是最狡诈的动物，它控制人类的第一招就是信任。信任是对付多疑的人类的最尖锐的武器。因为人类不信任别人，对来自别人的信任受宠若惊。燕子将自己最脆弱的那一环——巢及卵放到了人居住的屋檐上。你一抬手就可以捣坏，这是最彻底的信任。没有任何一种鸟敢于这样信任人类，于是人类被感动，像从人海中找到一个相知的朋友一样对待燕子，就差不能同燕子握手拥抱。但燕子第一招奏效之后，马上智慧地拉开了同人类的距离。它马上把自己从同人类的亲密接触中抽身出来，落到了人类够不到的树枝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因为它知道，人类能容忍它把巢建在屋梁上，却未必容得了它在人类生活空间里长时间地没大没小。它绝不嬉皮笑脸地落到人家的饭桌上、手上、肩上做亲昵状。这样小心还不够，它在人类的私生活领域求生存，担心这样时间长了会出问题，于是，住上几个月，便举家搬迁。人类刚刚有些厌烦了燕子的飞进飞出，乳燕动不动声嘶力竭地大叫，正要发作，想不到燕子就在这时知趣地搬走了。于是人的所有怒火平息了，又念起燕子的好来。你看它们也不伤害小鸡，也不啄食园子里的菜。过了几个月，人类已经开始思念燕子了，燕子也就在这个时候又回来了。燕子巧妙地循着人类情绪的起落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节律。

†还有一种敢于亲近人的鸟是麻雀。它也将巢建在人的屋檐下。但它们的蛋被顽童任意毁坏，成鸟被大量捕杀。原因何在？其一，麻雀鬼鬼祟祟，不信任人类，却又不远离人类，这不是找死吗？它进进出出很小心，怕被人发现，这种做法激怒了人类：小小的鸟，竟敢在我的眼皮底下玩花样，你以为我是瞎子？麻雀的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了人的自尊心。其二，既防着人，又不远离人，整天围着人聒噪，而且一旦住下，就再也不走了，惹得人烦不胜烦。

‡有人将燕子比做剪刀，这是就外形说的，可燕子从形到神都是一把锋利的刀。它一刀插入人类精神深处，游刃有余地在人的精神脉络中出神入化地游动，既不伤人类，也没让人类坚硬的骨骼碰伤自己，在不知疼痛的情况下，人类已被小小的燕子大卸了八块。

吸引人才入戏，传统戏曲更有戏

根据日前公布的中国戏曲学院2019年本科招生简章，包括京剧表演、京剧器乐、昆曲表演、昆曲器乐、多剧种表演、多剧种器乐、戏曲作曲在内的多个招考方向继续执行免学费政策。

有人，才有戏，有杰出的人才入行，才会有优秀的剧目，传统戏曲才会有未来。缺乏编剧、作曲、演员、舞美、管理等专业人才，就不可能创作出叫好又叫座的剧目，传统戏曲的发展壮大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当下，传统戏曲的元气正在恢复，信心满满走上复兴路。但是，只要接触行内人，就不难发现，他们对传统戏曲仍有远虑，尤其是专业人员储备不足，演员青黄不接，后续乏人。

据媒体报道，西南某川剧院共有编制300人，其中110人为退休人员，45岁以上的人员占30%，30岁以下的年轻演员只有不到10%。随着老艺人不断退出舞台，一些传统戏曲艺术精髓无人传承，甚至出现行当不全。如此，剧团还谈什么发展？这个川剧院的情况并非个案，传统戏曲在人才领域上，或多或少都面临诸如培养专业人才的院校缺乏、招生困难，演员青黄不接、领军人物匮乏，创编、管理、研究人才急缺等困境。吸引年轻人入行，让人才尽快成长起来，已成传统戏曲的燃眉之急。

中国戏曲学院和各地戏曲院校执行免费政策（个别地方还给学生发放生活补贴），既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也为戏曲专业人才培养添一把柴，堪称功在当前、利在长远。随着近年来的复兴，传统戏曲的就业与收入已大为改观。以粤剧为例，据业内人士介绍，粤剧人才不仅是粤港澳及东南亚各地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毕业生月薪也可达万元左右，并不比普通高校毕业生逊色。向好的就业与收入，叠加免费就读政策，不断为传统戏曲加持，增加吸引人才的筹码。

传统戏曲走到今天，出现“水土不服”在所难免，要双方都做好调适，方能行稳致远。吸引人才入行，除了免费就读，还要在教学、就业、社保、职称等方面着眼、着力，给戏曲专业人才成长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譬如在教学方面，面对专业师资短缺，要敢于突破用人机制，鼓励戏曲表演类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戏曲教育教学。再如社会保障，戏曲表演团体应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有条件的可购买商业保险，切实维护戏曲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传统戏曲的希望所系，振兴传统戏曲要牢牢抓住人才这一牛鼻子。吸引人才入戏，传统戏曲更有戏。

（摘编自《广州日报》2019年1日22日）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所提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诗人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严歌苓《芳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纠缠

《芳华》原名《你触摸了我》。电影主创方将其改名为《芳华》，出版方也顺势将小说改名。对于改名，电影主创方是这样解释的：“‘芳’是芬芳、气味，‘华’是缤纷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与“你触摸了我”相比，“芳华”这个名字更能触发一代人对青春时代的集体怀念与致敬。

但在严歌苓小说《芳华》中，作者对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错综交织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警惕，并未急于让“一个人"成为“一代人”，或者让“一代人”代替“一个人”。书中的何小曼成为战斗英雄后，叙述者“我”——小穗子看了关于何小曼的新闻报道，“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说不出所以然”。这个“不对劲”，正是源于个人记忆被集体叙说覆盖后的困惑感与无力感。对于个人记忆，严歌苓说：“我了解的他们，是多出许多层面的。”而集体叙说则是要在这许多层面中，找到高度凝练的那个惟一的层面，个体只得湮没其中陷入失语境地。

这种清醒和警惕决定了小说的写作方式。叙述者“我"既参与记忆之中，又随时准备跳出故事之外。在娓娓讲述后又笔锋一转，“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一家人写活，让我再试试”，一句话毫不留情地将读者拽出故事，与讲述者一同冷静旁观。这种安排颇有德国作家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味道，演员在台上突然跳出剧情直接面向观众讲话，使观众不会沉浸于剧情之中与角色同呼吸共感受。一言以蔽之，讲述者或表演者是要让读者、观众去思考，而不是去体验。

事实上，严歌苓在处理其他题材时，一直是一个注重外部体验的作家。如写《陆犯焉识》，她亲自去青海农场实地采访。她以一种新闻记者式的严谨与敏锐，探寻秘密，发现人物，收集细节，然后重新编织成一个个故事。而在处理以《芳华》等为代表的文工团题材时，面对最为切近真实的生命体验，曾经的文工团员严歌苓恰如其分地保持了距离，个人记忆的原始形态得以保存。因其自身经历的独特性，隔着时间流逝与空间转换，隔着文化差异与身份认同，隔着个人经历与历史变迁，严歌苓实现了一次与自己的对话、审视乃至审判。对个人记忆的深入探索，不仅使严歌苓在处理同类题材时避免掉入“伤痕”“反思”的窠臼，也为她其他题材的小说提供了养分。

诚然，个人记忆一旦开始被回顾、被叙说、被阅读，就很难摆脱集体化的命运。虚构与现实、个人与集体，永远是两位一体的存在，不可能割裂，也不可能统一。在《芳华》中它们和谐共存，隔空对话，犹豫地试探地触探着过往曾经。

 (摘编自2017年12月15日《文艺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