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强调责任伦理、崇尚家国情怀。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意识和责任伦理，一方面立足于家庭、家族之“情”，强调亲情友爱；另一方面又通过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仁道”，而超越家庭、家族之“私”，由“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一步步推广基于家的亲情友爱，一步步经营和建构更大范围的共同体，一步步承担更大的责任，一步步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共生。（乙）宋代大儒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将家国天下的情怀和勇担责任的精神彰显无遗。与西方权利伦理相比，中华文明的责任伦理崇尚天人合一的和合论，更加注重整合、合作，推崇以道理服人的王道。（丙）这种伦理并不排斥自由与人权，只是要求两者必需符合和谐与正义的原则；这种伦理在保障个人合法权利的同时，更强调个人对于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近几年，螃蟹券逐渐成为亲朋好友之间的秋季热门赠礼，但其中________的现象不少。媒体调查发现，很多蟹券存在货不对板、店家跑路、标价虚高等问题，如150元蟹券，大闸蟹采购成本仅50元；有的经销商一边高价卖券一边打折收券，即使一只螃蟹都没卖出，也能收益颇丰。对“纸螃蟹”这种异化了的礼券经济，其隐性危害不容小视，消费者不能________。一方面，“纸螃蟹”大量空转，无法反映真实供需情况，可能会误导蟹农盲目扩大生产，导致螃蟹滞销。另一方面，这破坏了市场秩序，使产品质量________，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蟹券作为礼品看似“体面”，但在让各方表面共赢背后，有可能为销售欺诈埋下隐患。

从________的月饼券，到螃蟹券，再到各种层出不穷的礼品券，作为实物等价物的“券”促进了商品流通，这本身代表着市场经济向着更高层次发展，也说明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体验在不断升级。礼品券确实更利于商品的流通，但只有始终与实际商品保持有机联系，才能避免礼品券滋生诈骗甚至难以兑付等问题。

近两年，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可谓亮点突出。该节目以博物馆为主题，以文物为线索，每件文物绑定一位与之气质相符的嘉宾，他们或娓娓道来地讲述文物的历史，或扮成古人演绎国宝故事，串联起国宝的前世今生。近两年来，该节目收获了大量粉丝。许多观众表示，从《国家宝藏》中看到了文化自信。

（甲）近期发布的《中国文化综艺白皮书》显示，在关于“文化综艺节目的什么要素最吸引你”的调查里，“精神内涵”“价值导向”成为受访者的首选，选择“节目创新性”的比例也接近六成。（乙）白皮书还显示，相比娱乐综艺，观众对本土原创的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满意度更高据此，不少业内人土认为，文化类综艺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丙）有导演认为：文化类综艺节目传达“硬知识”并不需要站在娱乐节目的对立面，而是需要借鉴娱乐节目，找到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硬知识”软化，确保节目的文化表达流畅而轻快。

[甲]中晚唐文艺百花齐放，名家辈出；诗坛之盛，确乎空前。散文也是如此。[乙]韩愈、柳宗元固然是后代景仰不已的“宗师”，然而当时更为知名和流行的，却是白居易、元稹。与他们的通俗性的诗歌一样，他们的散文也曾万口传颂。[丙]这与兴起于盛唐，大盛于中唐的古文运动，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更有意思的是，与古文运动并行不悖，传统的骈体这时同样大放异彩，更为美丽，足见当日文坛也是百花齐放的。

有人说，短视频是互联网行业的又一个风口。不少短视频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地为用户推送符合其兴趣爱好的内容。[甲]正因这种极致的“沉浸式体验”，有人感叹，“短 视频就像毒药一样让人欲罢不能”。[乙]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拥有更开放的心态，更多元的思想，对于互联网风潮不会“无感”，由此对短视频产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短视频作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果不加甄别，就可能在一次次“短暂的视觉冲击”中，让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受到无形冲击，甚至在跟风模仿中迷失方向。

[丙]青年风华正茂，理应让青春闪耀“奋斗”“奉献”“担当”的明媚亮色，理应培养 “健康的心”，塑造“大写的人”，在人生紧要处“跑”起来。感受新鲜事物并进行适度娱乐，固然无可厚非；但最起码，应保持清醒克制，明辨是非黑白，培养高雅格调，不能受到网络负能量的感染侵蚀，不能让“短暂的视觉冲击”造成观念的错位和信念的动摇。

面对良莠并生、瑕瑜互见的儒学，（甲）我们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必须明确“文化景观”形成的复杂原因，搞清这种“文化景观”形成的历史过程。

对于孔子与传统文化，人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近代以来，不少人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腐朽。（乙）于是，在1世纪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似乎中华民族要摆脱苦难就必须摒弃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学术上的疑古思潮，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近代疑古思潮是宋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延长，但二者又存在明显不足。

（丙）后者是为了“卫道”而疑古（捍卫儒家传统），前者则变成了为摒弃传统而疑古。在“古诗辩”运动中，学者们更是由“疑古史”演变到“疑古书”，我国古代文化典籍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