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二首①

黄庭坚

（一）

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

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②是皇州。

（二）

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

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

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籍以自信。县境梓桐、帮源诸峒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

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①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訹，焚室庐，掠金帛子女，诱胁良民为兵。人安于太平不识兵革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旬日聚众至数万破杀将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杀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庐、富阳诸县，进逼杭州。郡守弃城走，州即陷，杀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纵火六日，死者不可计。

警奏至京师，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兰溪灵山贼朱言吴邦、剡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合党应之，东南大震。发运使陈亨伯请调京畿兵及鼎、澧枪牌手兼程以来，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惊，亟遣童贯、谭稹为宣抚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以东，且谕贯使作诏罢应奉局。三年正月，腊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军至，合击贼，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还据杭。二月，贯、稹前锋至清河堰，水陆并进，腊复焚官舍、府库、民居，乃宵遁。诸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相继至，尽复所失城。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四年三月，余党悉平。进贯太师，徙国楚。

——（节选自《宋史·方腊传》）

   在宋代，国家信用集中表现为朝廷的官方信用，通常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经营金融机构以体现之。史料记载的宋代官方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因职责不同发挥信用功能的路径各异。榷货务主要职责是“掌鹾、茗、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佐国用”、“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属”、“掌受商人便钱给券”，相当于政府财政金融管理机构。它除了对政府禁榷物品进行专卖管理外，还可以通过便钱和兑付交引等信用证券的活动发挥信用功能。市易务基于市易法设立，“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

检校库类似今日的信托机构，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之父母遗产，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抵当所、抵当库同属官营借贷机构，在北宋神宗、哲宗时多称抵当所，而徽宗以后至南宋末多称抵当库，其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便钱务是在京都设置的钱币汇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商人在京师的入钱，简化入钱手续，提高效率。交子务是负责纸币流通印制的机构，后改称钱引务。宋代国家信用的提供，既有皇权保障、调控市场、增加收入、稳定社会、提高效率的积极一面，也有衙门作风、违背经济规律、欺压百姓的弊端。

与此同时，宋代民间信用继续发展，私营高利贷业务、民间赊买赊卖、以物质钱、货币兑换等活动非常普遍，一方面满足了相关主体自身获得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信用的不足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可以说，宋代信用的繁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促进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和发展。早期的交子是北宋四川地区的店铺为了解决当地铁钱流通给交易带来的不便在发达的商业信用基础上借鉴飞钱的原理自由发行的，其实质是信用票据，以后纸币的职能是在此基础上演进的。交子的产生发展与信用的发展关系密切。其次，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宋代赈贷赈恤的推行、赊买赊卖预付款的实施，减少了影响生产连续性的不确定因素，化解了买卖双方的支付矛盾，促使生产顺利进行。第三，推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禁榷制度、货币供给的有限性、货币割据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交引、交子、会子等大量创新信用票据和信用货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些不利因素。第四，解决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财政困难时，宋政府就大力发行各种信用票据，增加纸币的投放量，迎合财政的需要。当因此而引起尖锐的矛盾时，又通过调整信用的措施平息。

——王芳《宋代信用的影响和特点》

游子吟

侯发山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子韦大摇头晃脑地朗读着孟郊的《游子吟》。韦伟心中一动，想起了乡下的母亲，有半个月没有回去看望她老人家了，当即决定回老家一趟。听说可以不学习了，韦大欢呼着跳起来。

到超市采购了一些水果，他们就开车上路了。车上，妻子凌华不忘辅导儿子，说：“韦大，知道《游子吟》什么意思吗？”韦大从窗外收回目光，摇了摇头。“《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就是说慈祥的母亲手里把着针线……”凌华一张嘴就卡壳了。她没有做过针线活，也不会做针线活，怎么去讲这首古诗呢？

果然，韦大天真地问道：“妈妈，什么是针线啊？”

“儿子，回到老家我给你讲啊。”韦伟开着车，不容分心。

看到韦伟一家子回来了，母亲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

韦大给奶奶打声招呼就去跟村里的一帮野小子疯去了。

说了一阵子话，母亲系上围裙，忙着和面擀面条。凌华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妈，晚上也吃面条啊？”婆婆迟疑了一下，说：“起脚饺子落脚面，是咱这儿的风俗。”韦伟接上话茬给凌华解释道，家里有人外出或者欢送客人，要请上路的人吃饺子，这叫“起脚饺子”，说是饺子的样子像古时的银锞和元宝，希望他（她）出门发财；家人归来或者有客登门，接风的饭必定是面条，这叫“落脚面”，传说面条像绳索，绊住来客的腿，要他多住几天，表示亲热。

怪不得每次回来都是吃面条，回城时都是吃饺子。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凌华心里感慨着，忙晴了脸，挽起袖子去帮婆婆做饭。

晚上吃罢饭，母亲坚持自己收拾家务，说还要给韦大洗一洗裤子。韦大出去疯了一下午，裤子弄得脏兮兮的。韦伟知道拗不过母亲，就去休息了。

临睡前，韦伟就给韦大讲他小时候的事：

有一天下午放学，他跟村里的几个孩子在路上玩耍。一会儿下河摸螃蟹，一会儿上树逮知了，一会儿山上捉迷藏，一会儿沟里丢手绢……听到大人们的呼喊，他们才发觉天已经黑了。回到家里，他才发现自己的裤子上磨破了好几个洞。第二天咋去上学呢？他就这一条裤子。不到过年，家人是不会给买新的。母亲也没有责怪他，叹了口气说：“这条裤子已经穿了好长时间，早晚要破的……你赶紧吃了饭睡觉，我给你缝。”吃了饭，他就上床睡了。母亲坐在煤油灯下，就着昏暗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缝起来。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母亲还在煤油灯下佝偻着腰，仔细地缝着……听到父亲吆喝母亲起来做饭，他才睁开眼，看到趴在桌子上瞌睡的母亲醒过来。母亲把裤子撂给他，他发现裤子上的几个洞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针脚缝好了。当时，他咧开嘴巴笑了。要不然，穿个破裤子，小伙伴们还不叫他“叫花子”啊？

讲到这里，韦伟自己也被感动了，鼻子酸酸的，眼角潮潮的。他转脸去看儿子，发现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韦大起床穿衣服时，发觉裤子跟往常不一样，“哇”地一声哭起来。伤心又委屈。

母亲揉了揉红肿的眼睛，尴尬万分地说：“嗨，奶奶不中用了，眼花了，多年不拿针了，缝得不好……乖乖，别哭！乖乖，别哭！”

原来，母亲连夜把韦大裤子上的几个窟窿全都给缝好了！

韦伟和凌华知道事情原委，哭笑不得。

韦伟给母亲解释：“妈，现在城里流行这种有破洞的衣服，叫作‘乞丐服’。裤子买来时，韦大嫌裤子的颜色新，洞不大，凌华找来砂布打磨了好几个晚上呢。”

“以为你们日子过得艰难，回家拿钱呢……”母亲从口袋里摸出一团零碎的票子，不好意思地说。

看来，要让韦大理解《游子吟》的内涵是很难了。韦伟叹了口气。

刘小枫的“微言大义”

王鹏

早就听说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中国学者是：李泽厚、甘阳、刘小枫。

何谓影响力？在我看来，就是指划时代的作用。李泽厚以他的康德评述吹动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他笔下的康德以“人”这个概念为推动力，牢牢把握了时代的命脉，也推动了时代精神的前进。经由康德，大陆学界得以绕开挥之不去的黑格尔-马克思传统，随之打开无限生机。自此，哲学终于开始突破唯物/唯心的争论了。后学们接过李泽厚的大棒，开始从新康德主义中寻求突破口。甘阳，这个奔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学人，抓住了卡西尔的《人论》，开始试图突破李氏的康德解释：从“理性批判”过度到“文化批判”。紧接着，与新康德主义具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韦伯得以进入中国，研究他的学者也都直接参与了社会科学的重建工作。此后，中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西方现代经济学以及自由主义一时成为显学，甘阳以他才华横溢的文笔，开始为自由主义摇旗呐喊。然而，真正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高潮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翻译，这本书让文化热终于进入了一个深沉期，它开始背上了学术的重担。海德格尔作为一代“诗化哲学”的大哲，也终于终结了由新康德主义、弗洛伊德、尼采和存在主义所带来的思想多重奏。而这个“诗化哲学”的提出者正是刘小枫，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经由扩写，便成了《诗化哲学》一书。自此，刘小枫便开始逐渐迈向中国学界的领袖宝座。一直以来，他总是大踏步走在时代前沿，万千拥趸随着他的路径，亦步亦趋。即使是李泽厚、刘再复、陈嘉映等均不能赢得他那样广泛的关注度。

然而，刘小枫是谁？不就是川外走出去的那个重庆汉子吗？不就是那个和甘阳一起搞“文化：中国与世界”，要囊括天下英雄的主编吗？不就是那个凭单手之力便足以撑起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社会学家吗？不就是那个向文艺青年介绍波兰裔法国大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散文大师吗？

刘小枫真的具有这些身份吗？多数熟知刘小枫的人，恐怕会把《拯救与逍遥》算作其早期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刘小枫比较了中西文化的两种精神：“拯救”和“逍遥”，年轻的刘小枫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主张必须中断传统流弊，积极完成文化重建。此后，由基督神学，刘将视野又延展到了现代性理论，再由对现代性的恐惧进而开始猛烈地批判现代性，这时候他把手伸向了尼采，这个据说是终极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人。

2000年，刘小枫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尼采的演讲，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阅读、讨论尼采的狂潮。其长达三万字的雄文《尼采的微言大义》，也被纳入《尼采在中国》一书。此书收录了自20世纪开始，中国学者对尼采的各种解读。这篇长文刊于全书最后，其气势、其文采、其理论深度、其解读力度均胜过此前所有收录论文，包括王国维等名家名文也不是他的对手。刘小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他的与众不同，并再次抓住了学界的注意力。

一系列讲座和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正式标志着刘小枫从浪漫主义—基督神学-现代性理论中脱身出来，开始进一步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他对列奥·施特劳斯的继承，而施特劳斯又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当代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篇写尼采的文章标志了刘小枫的古典转向。

在这篇文章中，刘小枫试图重新勾勒一副世人所从不认识的尼采脸庞。我初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04年，对于尼采，只隐隐约约觉得他是个文章绮丽的狂人哲学家：他鄙视基督教，鄙视大众的畜群道德，公然鼓吹“血统论”，号称要重估一切价值，并宣扬权力意志。在多年研习的过程中，读来能令我热血沸腾的西方哲学家只有尼采与福柯，一则是因为他们的个性极其反叛，二则是因为二者都是知行合一的哲人，绝非当今的学院派可比。而当我读到刘小枫的这篇文章时，我又获得了全新的阅读与思考体验，可曾想，刘氏笔下的尼采，原来如此远离流俗，原来如此高深莫测，原来被我们误读多年。当时读来，真个是极大的冲击与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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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1956—），男，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本科、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等十余部。

父亲带着儿子骑自行车去翻越一座高山。他们精疲力竭地骑着。

儿子：“真累啊。

父亲：“既然决定了，就要坚持，越到高处景色越美。到了山顶就是下坡，那时候就不用蹬啦。想体验下坡的爽利，就得先费劲儿积累啊。”

儿子：“等到了山项，我就飞一样滑下去，痛快地享受一回。”

父亲：“下坡是不用费力，可是不能太决，太决容易发生危险。”

儿子：“要都是平路就好了……”

父亲：哪有那样的事啊？有上就有下，有下就有上。”

从父子的对话中，你能明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