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但唯有汉字沿用至今。这不应该是侥幸,而是源自于汉字的特质。早期文字大都是象形、表意的,追根溯源,现在绝大多数仍在使用的拼音文字,其表音符号很多都是衍生自象形表意符号。即便是汉字,占绝大比例的形声字的声符,也大多来自表意成分。在长期发展中,汉字表音的因素在汉字体系中大大增强,表现出明显的表音化倾向,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把汉字认定为“意音文字”,而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汉字中的“表音”要素,原本也是表意字,所以归根到底,汉字还是“表意”的。

那么,汉字的生命力何在?

若在汉字和汉语的关联中寻找原因,这首先是因为汉字的适用性。汉字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这是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汉字作为语素文字,一个字表示一个意思,在语音上没有什么变动,汉字和汉语匹配十分得当。

其次是汉字具有包容性。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一看就懂,但如果当年有录音机录下老夫子的话,我们可能难以听懂。因为语音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代的语音系统和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大不一样。然而,不管语音发生了何种变化,字仍然是这些字,意思始终不会改变,这就是时间的包容性。如果当年《论语》和《史记》是用拼音文宇书写的,那么现在我们根本无法阅读,这一点对中华典籍的传承十分重要。汉字承载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比较容易解读的文献,这也成为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中国疆域辽阔,方言繁杂,汉字可以起到统一沟通的作用。汉字背后,还有汉字典籍和文化,正是通过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联系,才使中华民族成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试想,如果历史上使用的就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要反映实际语音,那么各地的拼音文字就会各不相同。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的差异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很快把汉语演化成多种语言,而不再是方言。比较一下欧洲或印度语言纷繁复杂的情况,我们就能认识到汉字的包容性。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汉字起着何等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产生了何等强大的凝聚力。

最后是汉字具有文化积聚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沉淀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它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生产、商业、政治、战争、家庭、饮食等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隐藏着一部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以作为历史考古的线索。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汉字已经成为中华文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成为不可抛弃的文化遗产。

(摘编自黄国营《中国汉字的开放性与生命力》)

宋代诗文崇尚雅正，风格唯美，但在雅正唯美之境下，却涌现出了以戏谑谐趣为表征的俳谐诗，于北宋时期绽放异彩，蔚为大观，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映射出宋代文化的新面貌、新格局。俳谐诗何以于北宋时期兴盛而广为传播?这与以下四大要素的关联颇为紧密。

一为诗人作为“舆论领袖”，影响广泛。正统诗学以诗言志，以诗缘情，以诗感物，其风格与文体一向居于主流。相比之下，俳谐诗虽属小众，却也改变了正统诗文单一的审美形态，体现了人类情感具有的多元性表达的特征，为文化共生所需求。俳谐诗之所以能在宋代大放异彩，诗词名家于其间引领风骚，当属关键性因素。得宋人喜爱的俳谐诗出自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大家之手，于庄与谐、雅与俗之间拉伸出一种张力之美，自然会有一种常人作品中所罕见之气象、境界与格局，令俳谐诗更具魅力，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其中。

二为俳谐诗流传形式多样，为民众乐见。宋代城市繁荣，宋熙宁之后，都城夜市不绝，一派繁华，杂剧、诸宫调、傀儡戏、杂耍等艺术众多而为市民乐见。面对喧闹的大众文化，俳谐诗没有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选择了会通。众多戏剧因素如内容、插科打诨手法与形态融入俳谐诗文创作。辛弃疾《菩萨蛮·金陵赏心事为叶丞相赋》中“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洞仙歌》结句“争知道，他家有个西子”等均采用打诨手法，谐意缭绕。

三为俳谐诗于诙谐中蕴含人生哲理。宋代俳谐诗文本以“戏谑”风格为特征，结构相通于杂剧，先冷后热，先说冷语，后说笑话。俳谐诗不作生硬说教，而是如杂剧打诨，令人发笑中领悟道理，内容富于启迪。陈善《扪虱新话》曰：“予谓杂剧出场，谁不打诨，只是难得切题可笑尔。山谷盖是读秦少章诗，恶其终篇无所归，故有此语。”，而是有所归旨。

四为俳谐诗符合心理需求，民众乐于接受。谐趣产生之第一要义为心理期待解构所致。俳谐打诨并非纯粹为追求语言有趣让人发笑，开心愉悦。诗人善用各种言辞引起读者期待心理，预设情境，对读者期待心理进行解构，随之产生心理落差，谐趣亦因之而生。谐趣产生之第二要义为语言逻辑跳跃引致。逻辑颠倒错位，化悲为喜，无情之物化有情，安排一个不甚相关或非一致性逻辑，呈现出乎意料关系，峰回路转，妙语连珠。

俳谐诗兴盛于两宋，是文人审美情趣多样化的呈现，亦受民间文化诙谐审美影响，负载了文人对生活及其谐趣之追求，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雅好谐谑的幽默性格，折射出两宋文化在雅正严肃之余生趣活泼的另一面。出自民间，雅俗共致，俳谐诗顺应时代，为民众与雅客所接受与传播，亦是一个时代诗文呈现时代生活之典型。

（摘编自徐雅琴《俳谐诗在宋代的传播》）

生肖文化及其起源

“生肖”指的是人出生之年的属相，一共有十二个，通称十二属相或十二相属，分别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种动物又同十二地支两两相配。我国传世的书面文献中，最早记录十二生肖的是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后世的人们认为人出生在哪一年就属那一年的动物。“生”者，所生之年也；“肖”者，类似、相似也。生肖之说成为中国民间普遍流行的计生年和计岁、排辈分的符号体系，两千年来已妇孺皆知。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各族人民的喜闻乐见和高度关注，生肖之说从简单的记时原则发展为具有弥漫性质的文化现象，历久不衰。然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象征编码系统，生肖还有神秘莫测的一面。比如说为什么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是怎样产生的？起源于何时？为什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种动物的排序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其中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中所有的，唯独龙却是现实中没有的呢？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认为：“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这一看法突破了生肖起源研究的封闭视野，但因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源于巴比伦之说尚不能令人信服，而汉代之后才有生肖的老观点也被新的考古发现纠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在其著作中举出洪水神话、双头鹰造型、黄道十二宫等作为文化传播转移的例子，一方面承认文化传播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反对“泛巴比伦主义”的极端做法——将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明都追溯至古巴比伦。他承认中国生肖的本土起源，但也还是不排除外来的十二进位制对中国的影响。

生肖说的产生同“十二”这个神秘数目有着不解之缘,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天文学也确实最先将“十二”作为基数和模式数字来使用。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他文化中的这个数字都和巴比伦有关系。我国瑶族布努人的史诗《密洛陀》中讲到女神开天辟地的方式：“她叫风变成十二根天梁，她叫气变成十二根地柱。”这些用法都把十二的神秘性建立在基数或极限数的象征意义上，然而瑶族的这种数字观很难说同巴比伦人有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确认十二为基数呢？当我们带着上述疑问浏览文化史上的这个模式数字时，不难发现它的同古人“仰观天象”有关。希罗多德《历史》第六卷中提到“雅典人正向十二神奉献牺牲的时候”，这里的“十二”是天神的象征数。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十二神与西方式的十二生肖即黄道十二宫相对应，因为其中讲到十二神乘马车在天上“运行满了一周”。中国人的十二地支表面上看是同地联系的，但这也只是相对于“天干”而言。近有学者考证，由子到亥十二地支之名都来自于太阳的周天运行。《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礼记•郊特牲》谈到天子之郊祭时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注云：“天之大数为十二。”

这些说法似乎在暗示：十二之数来自天象。而天象与历法相对应，所以作为基数的十二最初均用在天文历法方面，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