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背上的“状元”丁宁

解放以前，当代的名作家中，怕很少有人像赵树理那样引起那么多的议论和传说。

我在没有见过他以前，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黑黑的脸，头戴瓜皮破毡帽，身穿土布老棉袄，腰间还捆着一条一尺宽的布带子，每逢开会，必定一手握着旱烟袋，一手伸进胳肢窝逮虱子、如今的人，一听说虱子就害怕，可在战争年代，哪个人身上没有？那时，大家幽默地把虱子叫“革命虫”，意思是，要革命就免不了要生虱子。至于赵树理，成天价和农民泡在一起，而以前的农民，生活苦，条件差，哪有不生虱子的，所以传说老赵身上的“革命虫”就格外多。

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赵树理生下满一百天时，爹妈为他庆贺“百岁”，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向人借了块雪白的“大头洋”，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触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过一支笔，一手抓过一根赶驴的鞭子。他爹见此情景，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长大，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了。果不其然，赵树理自小就和小驴子交上了朋友，识得几个庄户字，少年时，就坐在驴背上编唱本。

五十年代初期，在作家协会，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赵树理。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闻名遐迩。令人奇怪，我觉得他和传说中的模样儿差不多，只不过脸不算太黑，可也不白，穿的是普通干部服，干干净净，显然藏不住虱子。旱烟袋，换上了烟斗，吸着自己烤制的烟丝儿，香喷喷，发出唧唧哝哝的声音。怎么看，都像个老实巴脚的庄户人，只是那双饱鼓鼓的眼睛，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悲天悯人，深藏着智慧。

有一天，机关来了个看儿子的乡下老汉，坐在会客室等儿子，赵树理进来了，看见老汉，立即递过自己的烤烟，不到几分钟，就和老汉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话题都是关于农家和农业上的事。老汉说：“看你这老哥，也像是咱们庄稼人？”赵树理点点头。说着，老汉的儿子来了，老汉高兴地给儿子介绍：“看，你这位大叔，也是咱乡下人”儿子和在场的人都一齐大笑，把老汉笑得一楞一楞。赵树理说起话来，一口浓重的山西腔，带着嗡嗡的余韵。听时必须聚精会神，但词汇丰富，语言幽默，一开口，就必定引出别人的笑声。

有一次，我向他谈起那个“驴背上的状元”的传说，他自己竟从未听说过，但也很赞赏这个故事，他说，虽然是胡编的，可是编的人有点才，因为抓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自小到大，确实赶过小毛驴，也确实和小毛驴交过要好的朋友。

春日融融，他赶着小驴到山地里送粪，回来时，在崎岖的小路上，扯着驴子的尾巴，稍稍打个盹儿，然后高声背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再背《百家姓》《千家诗》，他最感兴味的是上党梆子，他常常手拿唱本，一会大嗓，一会小嗓，哦哦呀呀地高声唱着。

秋天到了，又赶上好年成，他和小毛驴穿行在散发着谷香的金色小路上，这时，他哼着动人的民间小曲，小驴在前面走着，四只蹄子踏出轻快的节奏，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根削制得滑溜溜的短棍，当作锣鼓棰儿，在小驴屁股上那块三角形的护皮上，欢快地敲击着：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敲到得意的时候，小驴子也兴奋得腾起后蹄跳跃起来。凡打击乐器，赵树理件件精通，这一整套本事，都是在小驴的屁股上练就的。

记不得哪一年，他被邀到一个文化馆，给业余作者作辅导写作的讲座，去时，人还没到齐，他发现室内摆着一套锣鼓，便情不自禁敲打起来，大鼓咚咚，小鼓哒哒，锣也响了，镲也响了，口中也在打着鼓点，只见他全身各个部分都在舞动，眉在飞，色在舞，满脸的肌肉，也在有节奏地颤动。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激动人心的“交响乐”中。却不知，会议室里，早已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本来是二三十个人听讲，一下子变成几百个。他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拉得一手好二胡，也会弹三弦，那“工尺”符号的古乐谱，也很精通。这大约不会都是在驴屁股上练出来的，但可以想见，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据说，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家乡凡有红白喜事，他总是吹打乐器的首席演奏者。

叶圣陶先生于 1988 年 2 月 16 日逝世 。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 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叶圣陶先生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 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人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时，客人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时，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还记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 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说:“写成文章， 在这间房里念， 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付之一笑。而叶先生则主张写完文章后，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 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 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 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 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决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

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 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 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求全社出版物统一。 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 之类仍依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叶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凡是拿笔的人，尤其或有意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都要常常想想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以及提出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

——节选自张中行《叶圣陶先生二三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