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生物医学逐步演化到社会医学的模式下，互联网医疗的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互联网医疗指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使用，实现个体健康全过程的覆盖，并与个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咨询、诊疗、康复、保健、预防等全流程的深度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业态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将医疗和健康放在一起，扩展了医疗的概念。所以，目前的互联网+医疗，其实是“+医疗相关行业”，包括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公共卫生、互联网+健康管理、互联网+医药、互联网+医疗保险等等。“+医疗”被泛化成为与医疗服务相关的健康概念。狭义的互联网医疗则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的与疾病诊断、治疗活动所相关的全病程医疗服务体系，包括互联网+医院或智慧医院、网上问诊咨询、远程医疗等模式。

（摘编自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与民生金融发展研究”课题组的《促进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政策体系研究》）

互联网医疗脱离传统医疗服务资源将难以持续。医疗行业最核心的资源是医务人员，其次是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依托医疗机构的设施和设备。互联网医疗行业如果要发展，同样离不开人员、技术、设施和设备作为基础保障。其中尤其是医技人员，没有医疗机构或优质医务人员的配合，仅仅依靠互联网行业和资本，互联网医疗运营模式必将难以为继。但是，目前互联网医疗行业与传统医疗服务资源的结合并不紧密，虽然一些涉及轻问诊的服务机构组织了大量的医师服务于线上咨询，但这些医师中专职互联网医疗的比例非常低，大量医师的主要工作岗位仍在医院，这就使得互联网医疗可能随时处于人员缺乏状态。更进一步的，不能与医疗机构进行联合发展，线下的检验检测、手术等治疗就无法实现，对医疗本身造成较大的影响。

（材料同上）

互联网医疗有利于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实现医疗资源的平等分配，改变传统就医方式、再造就医流程、引领健康经济升级，甚至被认为会对传统医疗产生颠覆式影响，从而倒逼医疗体制改革。然而，当前学界和产业界各方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和定位、商业模式和构建路径、未来趋势和监管方向等问题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存在诸多争论和质疑。作为新技术催生的新业态，互联网医疗的科学有序发展需要依靠技术进步、行规行标、政策法律等的共同作用。未来应紧紧围绕互联网医疗以“技术为先导”的产业特征，以技术创新为抓手，以“大健康”概念为核心，做好顶层设计，推动互联网医疗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方向上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郭薇、薛澜著《互联网医疗的现实定位与未来发展》）

“天”之用作神祇义，在周初史料中已相当普遍。据顾立雅统计，《周易》中有八次；《诗经》中有一百零四次作天神意，而“帝”或“上帝”只有四十三次。《尚书》的“周诰”十二篇中，“天”为神祇义，出现了一百一十六次，而“帝”或“上帝”只出现二十五次。顾立雅选用的金文中，天凡见九十次，“帝”或“上帝”只见四次。金文中“天”字，大部分（七十七次）用于天子一词中，三次为皇天君或天君。纯作“天神”之义者仍四倍于“帝”出现的次数。

由自然的天发展出的“天神”，其性质当然不能与祖宗神的“帝”相同。脱开祖宗神型的“天帝”，以其照临四方的特性，如前文所引《诗经》诸例，是公正不偏的裁判 者，决定地上的统治者中孰当承受天命。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中，举《周诰》《大雅》的“天命 靡常”观，称之为人道主义的黎明。《周诰》之可信诸篇，发挥商丧天命，周受命之说甚详，反反复复不外说明商先王何以保天命而商后王又何故失天命，以及文王何以又集大命于其身。 一方面 告诫殷遗，一方面勉励周人，使知创业艰难，守成也须兢兢业业。《酒诰》则更由夏、殷交替为例， 引申出天命惟在民命的历史法则。 傅斯年以为周人倒并不只以天命为宣传，而对自己子孙及百 姓也谆谆告诫，要他们明白一切固保天命的方案，皆在人事之中。傅斯年归纳《周诰》理论，“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人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毋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佞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 为惟德之用”。

这一人道主义的萌芽，一方面肯定了“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人事”的作用。从此以下，中国的朝代更易，必须引征天命。然而，“天不可信，我惟宁王之德延。”（《尚书》）“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酒诰》）则又将天命归结为人主自己的道德及人民的支持程度了。 这是中国天命与民意结合的开始，迥异欧洲中世纪时王权来自神意的观念。

这一思想上的大革命，当可称为中国文化演变中一个极重要的事件，不仅安定了当时，而且 为后世儒家政治哲学开了先河，为中国的政治权威设下了民意人心的规制与约束。

（摘编自许倬云《周人克商：中国”天命”与民意结合的开始》，有删改。）

近期,生态环境部连续通报多地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案件,并对问题较为突出的广州等7个市政府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谈。生态环境部从5月9日启动“清废行动2018”,截至13日已经对80多个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查实了企业非法处置固废危废的不少“招数”。

督察组在江苏盐城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两处区域现场组织挖掘,一处掘深仅1.5米即发现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黑色污泥,经取样鉴定属危险废物。

东莞市2016年9月有400吨生活垃圾运往广西藤县浔江河段非法倾倒,倾倒点位于藤县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导致水源水质超标,不得不暂停供水。

连云港灌云、灌南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多、环境风险大的问题严重,2017年贮存量是2015年的2倍。

为什么这些企业明知危险废物会严重污染环境,仍一意孤行?因为通过正规渠道处理危险废物成本较高,非法处理成本则要低得多,有些相差好几倍。这就导致一些企业产生违法冲动。同时,一些地方监管责任没有落实。业内人士认为:“要疏堵结合给固废危废找出路。”一方面,各地要对本地区进行科学评估,加快固废危废处置能力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实地方监管力量,把责任压实,形成监管合力。同时,要通过信息化建设将点多面广的危废产生企业纳入监管,实现危废出厂转移等信息联网,实现可追溯,保障危废得到合法处置。

(摘编自《多地频发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新华社2018年5月16日)

2017年7月30日,中国正式宣布,将于2018年初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废纸、废纺织原料和钒渣在内的24种“洋垃圾”。时至今日,中国颁布“洋垃圾”禁令。已有一年有余,而其后续引发的“蝴蝶效应”却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欧美那些曾经的垃圾出口大国正被迫寻求应对之策。与此同时,禁令也正倒逼中国国内相关行业走向转型。中国曾是全球最大的“洋垃圾”进口国。据统计,中国共进口垃圾约1.06亿吨这相当于全球72%的垃圾流进了中国,使国内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此背景下,中国颁布“洋垃极”禁令,无疑引起了那些垃圾出口大国的恐慌。美国格鲁吉亚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计算:受中国洋垃圾禁令影响,到2030年,将有1.11亿吨垃圾无处可去,这将给全球环境保护带来压力。专家表示这种态势令人担忧。

“洋垃圾”禁令也直接促使了中国国内回收行业的转型,受冲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再生塑料行业。再生塑料行业正由最初的“难以接受”转向“逐步认可”,相关企业也在阵痛中艰难地寻求转型。

(摘编自《中国“洋垃圾”禁令颁布一年全球回收体系正被迫重塑》,欧洲时报网 2018年8月30日)

环境保护的好坏可以看作社会运行好坏的标志。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是第一性的,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环境结果。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前所未有,以严格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三个十条、蓝天保卫战、绿水保卫战、建设美丽中国”等提法表明了国家的意志。同时以中央环保督察为核心手段进行强监管,以区域、流域环境质量改善为导向,以绿色金融、PPP等多种财政与金融措施为支撑,环境产业必将迎来广阔的前景。

今年以来,金融环境强监管无论对经济还是环境产业,均产生重大影响。为防范金融风险,中央各部门出台很多措施,以资管新规为标志,使得各方资金一下子收紧。环境监管没有创造基于末端治理的市场需求,传统的大规模末端治理供给市场基本饱和, 遗留下来的60%的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VOCS治理等。这些问题都亟待技术创新,需要系统化的供给能力和模式创新,促使环保产业走向系统化。

(摘编自《重大转折点下,环境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固废网2018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