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中的渔樵意象

胡晓明

①《富川山居图》中有8个人物，分别为士人、渔父、樵子。其实在中国画中，此种分别是不重要的，这都是士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化身”。

②富春江文学传统中核心的人物，即严光，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钓者；而富春江上的钓台，也是历代文本化山水中最重要的钓台。写到富春江的诗歌，几乎没有不写到严子陵和钓台。这不等于说，《富春山居图》中的渔樵，画的就一定是严子陵。中国山水画有渔父樵子，则是极其常见普通的事情；而且，画家写意，绝不可能将山水画中的人物，指实为某某人。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富春山居图》出现了“渔樵”就是写严子陵的故事。

③但是，有趣的是，黄公望的《画山水诀》，很奇怪地解释了一个有关水的名词：濑。《画山水诀》“画水”云：山下有水潭，谓之濑，画此甚有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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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因此，换一个角度想，由于富春江严子陵故事的文学影响力太强，黄公望心目中如果反而没有这个文学传统的影响，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不妨认为，《山居图》中的渔樵，与“文本化山水”富春江中的“渔樵”，是二而一，即易于相互指涉、相互联想的关系；“渔樵”，正是他们共同享有的重要文化符号。因此，很自然，后人在有关《富春山居图》的题跋中，不约而同地，仿佛解读一样，常常提到严子陵及其相关的辞语。先来看有关《富春大岭图》的题跋，譬如：

黄公手比愚公强，富春移来咫尺长。子陵之居在何处，千载烟云长渺茫。（（明）祝允明《题富春大岭图》）

泖塘卜筑严陵客，富春正筑南楼墨。（（清）翁方纲《题富春大岭图》）

⑥再如有关《富春山居图》仿本和黄公望其他作品的题跋：

粉本大痴山，高风子陵里。玉圃积琼葩，不数孤山美。（（清）叶绍本《富春梅隐》，《白鹤山房诗钞》卷十七，清道光七年本）

我们看乾隆在子明卷《富春山居图》上的题跋，也有这样的联想：自富阳至桐庐，胜甲浙右。子陵高风，与山水同远。丙戊（1766）癸卯（1783）冬初，自盛京谒陵，回跸至夷齐庙，俯仰山川，清风斯在。悠然有会于子陵桐江之间。因书此卷。以志一时。

⑦由此可见，将《富春山居图》与富春文学传统相联系，不是我们今天的新发明，古人正是这样鉴画的。伟大的艺术家、普通的诗人、收藏家甚至身为异族统治者的皇帝，都与此一大文化心灵相通。然而现代艺术史家与收藏界的主流解读却完全撇开了此一传统。

⑧再联想到黄公望的名字，不妨另下一解。一般人都过于相信志书与画史上所说他的父亲“九十得子”，“黄公望子久矣”，以得名。然而，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云：师古曰：望，谓太公望，即吕尚也。钓于渭水。文王将出猎，卜之，曰：所得非龙、非螭、非豹、非羆，乃帝王之辅。果遇吕尚于渭阳，与语，大悦，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曰太公望。（班固《汉书》卷一百上）

⑨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典故，黄公望的父亲为他取名，不可能不知。为什么志书与画史皆不提？细思之，太公望著《六韬》，“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史记》）；又，太公望不是一般的帝王师，而是助文武夺取天下的人物，此种身份，恐怕完全不合于蒙元统治时期的一般汉族读书士子之人生规划，或因此而易于遭忌受害，故一般人缄口不提，或代以九十老夫之说，就合理自然了。然而，黄公望之得名，其父必知《汉书》此典，因而赋此名也必有重大期望，则是可能肯定的。而公望一生，亦从辅佐帝王之钓者，转而为崇尚离心之钓者，决然在《山居图》中，借渔人开头与结尾都循环而行，自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或不是偶然。

（有删减）

（注）①严光，字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刘秀同学，亦为好友。帮助刘秀起兵，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②黄公望，元代画家，代表作为《富春山居图》。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对被指控或怀疑有犯罪行为而受审讯的人，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然而现实生活中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当今刑讯逼供的手段和方法仍是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文逼，即使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得不到必要的休息和睡眠，在体力和精神极度疲惫而处于无法继续支撑的情况下，不得已作出令讯问者或者询问人满意的陈述。另一类是武逼，即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用各种不同程度的伤害其肉体的行为，使其由于承受不住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摧残，而不得不按照讯问人或者询问人的要求陈述。虽然刑讯逼供在侦查中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其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刑讯逼供影响司法公正。刑讯逼供可能使无辜的人受到法律的追究，使有罪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其次，刑讯逼供破坏了民主制度下政府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基础。政府不仅应当追诉和惩罚犯罪，以保障和平的社会秩序，而且追诉和惩罚犯罪的手段也必须合乎法律。再次，刑讯逼供行为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刑讯逼供泛滥的结果必然是使老百姓人人自危，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怀疑作案而被带到公安局，在刑讯逼供下，不招，有可能被打死打伤。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有特定原因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设计上的失衡或者缺位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

1、我国一直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该如实回答。”刑事诉讼法如此规定无疑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十分不利的诉讼地位，一旦司法工作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如实陈述，就会采取刑讯手段，这就使刑讯逼供无法禁止。

2、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不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即：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

3、我国证据制度的不合理。我国关于刑事证据法则的规定，仍然存在着不少盲点。也就是我国未彻底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违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排除规则。

另外，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的总体素质不高，对刑讯逼供的处理过于不力，破案率和限期破案率的消极因素，司法实践中的无口供不敢定案，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等现状也是刑讯逼供得以存在的很现实的原因。可以说，刑讯逼供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它的消失依赖于我们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改变、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等等综合因素。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它是仍然会存在的。我们既要努力去消灭它，又要正视它，从全局上去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

（选自《社会科学》期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