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自从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九百卷、近五万首的《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其文献数量和质量都无愧为上乘。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汉字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明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表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但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则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作为标准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分别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汉字、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约公元9世纪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表音文字——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850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鲜从公元3世纪左右使用汉字，15世纪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学1600个汉字。越南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多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在时代的演变中，创造了书法艺术。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还成为类似西方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李如龙《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①风俗是什么呢？它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又不是纯粹精神，它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一种中介。风俗就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模式。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俗”。

②每个人从娘胎出世，从哇哇啼哭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接受着这个世界的各种风俗文化的影响。每个人都是作为生物的人和作为文化的人的统一体。人的文化生命基因，是由以风俗为核心的第二生命系统构建的。这种与有形物质的生物生命相异的独特的生命元素虽然是无形的，却融化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并不经意地流露在人们的言行中。不同种族的风俗构成人类不同种群、种群区别异类的根本标志，成为    ，成为 ，成为 。

③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风俗与信仰，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呈现出独异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在完全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地被程式化，又在不断地被整合。对于这个特征，民俗文化学称之为“模式整合”。在分析具体的风俗与信仰事象时，我们常常会意识到许多风俗和信仰现象有多重复合和循环的感觉。例如，每年的岁时节令，周而复始，大年初一过春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是一种循环模式。再如，民众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信仰、心理态势、思想意识和民间惯习等文化特质；从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人群的社会生活的饮食起居、精神信仰和娱乐社交来看，陈陈相因，年年相袭，好像也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操纵和调节着，其程式和礼仪几乎也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这就有必要对风俗与信仰背后的文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④从纵向来分析，这种模式的形成，往往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规范。以在民间影响极大的岁时节日而言，当今的许多传统节日，与上古先民的原始巫术活动、图腾崇拜、国家庆典以及农业生产劳动的生产过程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灾害的频繁，我们的先民不可能对此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于是，人们通过巫术娱神，实现在幻想中去征服自然。大量地通过身份特殊的神秘的化妆、奇妙的舞蹈、梦幻般的演唱，借以实现人们消灾祈福、征服自然的愿望。其实，巫术祭祀表演与其说是娱神，毋宁说是娱人，这种最初以娱乐为目的的巫术活动，乃是后世群众性娱乐活动的一支萌芽。

⑤从 来观察，风俗与信仰，是一个由多种因素互相联系而构成的完整体系。某种具体的风俗事象总会受到某一价值体系或思想体系的支配。这种特有的价值体系、思想体系是被这一社会的成员作为约束其行为的标准而共同遵守的，因此它便成为风俗与信仰中带有支配力的共同倾向。民俗文化的形成和传承以及这种共同倾向所起的协调作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因此而形成某种特定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的模式，与此同时，也就发生了民俗文化的整合。

⑥世界上万千的风俗与信仰都是根据一定的条件产生并长期联系而成。大量的民俗文化事象，它既表现为一定的物质的、有形的、可直接触摸到的具体的实物，同时，它又表现为观念的、无形的、只能意会和理解的抽象形式。可以说，风俗和信仰是划归于人类文化深层结构层面的。它之所以能够古今贯通，因为它既是每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实际生活的积累，也有人类群体世代相传的积淀。基于这种积淀在人们精神世界形成了一定的观念态势，人们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袭这条步履艰难的轨迹行进。

远去的邮驿

在我国，邮驿通信从有确凿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邮驿是古代官府为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机构，它有三大特点：一是官办、官用、官管；二是以通信为主体，融通信、交通、馆舍于一体；三是采用人力或人力与物力（车、船、牲畜）相结合的接力传递方式。历代王朝都很看重邮驿，称其为“国脉”。

唐代的官办驿站遍设于交通线上。一般是30 里一站，既办通信，又为驿夫和旅客提供食宿。公元630 年前后，共有驿夫18000 多名，专事传送公文和军情。

唐代诗人王维的《陇西行》中所写到的邮驿颇为传神：“十里走一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峰戍断无烟。”关山飞雪，连烽火台都燃不起告警的烽烟，而军情火急，唯靠驿夫加紧催马传送军书。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在繁荣的汉唐时期，那里“五里一邮，十里一亭”，有序地排列在丝路沿线。驿道上传送着各种公文、书信。其中，还有角上插有羽毛的信，就好比是今日之“加急”快件，驿骑们必须快马加鞭，急速进行传递。

1987年在敦煌发现的悬泉置便是一个著名的古代邮驿。在那里存有数万片简牍，其中大部分都是传递过程中的书信。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在那价值连城的敦煌遗书中，书信占有一定比例，内容涉及当时敦煌社会的各个层面。当年邮驿之盛、丝绸之路之繁华，在这些被尘封的信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迢迢驿路见证了一个个朝代的兴衰，以及因战乱而给国家和黎民造成的灾难。在敦煌遗书中，有一封《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便是安史之乱后在吐蕃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从敦煌向肃州（今酒泉）所发出的一封求援信。可是由于战乱致驿道受阻，这封信终未到达目的地，而在敦煌藏经洞中沉睡了千年。

古代的驿道，大都是为官府服务的，民间的书信往来十分艰难。唐代杜甫也有“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的诗句，同样抒发的是对民间通信不畅的感慨。

在描述邮驿的文字里，有“古驿通桥水一弯，数家烟火出榛菅”以及“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一类对古代驿站风光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难以掩盖邮驿给民众所带来的苦难和沉重负担。唐玄宗命人在秦岭的群山奇峰之中修建黄花驿，后据考证，竟是为了迎接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进京而设置的。 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佟凤彩曾上书皇帝，列数当年驿夫的苦难，说“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也必蹄瘸脊烂”。

古代的驿路早已离我们而去，交织着繁盛与悲凉的邮驿历史仍停留在史学家们的历史故事和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供后人回味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