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美国开发出从数字数据打印出3D物体的“3D打印技术”，并在2年后开发出第一台商业3D打印机。之所以叫“打印机”，是因为它借鉴了打印机的喷墨技术，只不过，普通的打印机是在纸上喷一层墨粉，形成二维(2D)文字或图形，而3D打印则能“打”出三维的立体实物来。以一个手电筒为例，3D打印机能通过电脑将手电筒进行立体扫描，创建三维设计图，之后对这个立体原型进行“切片”，分成一层一层的，之后，打印机就将原材料按照设计图一层一层地“喷”上去，直到最终造出一个手电筒来，只不过3D打印机喷出的不是墨粉，而是融化的树脂、金属或者陶瓷等材料。

3D打印这种增材制造技术一下子就吸引了美国空军，他们认为，如果将这种技术用在武器制造上，产生的威力将是惊人的。在传统的战斗机制造流程中，飞机的3D模型设计好后，需要花费长期的投入来制造水压成型设备，而使用3D打印技术后，零件的成型速度、应用速度会大幅度提高。在航空工业上广泛被使用的一种金属是钛，它的密度只有钢铁的一半，强度却远胜于绝大多数合金，如果通过激光将钛熔化并一层层喷出飞机来，无疑将大大提高美国战机的制造速度。为此，1985年，在五角大楼主导下，美国秘密开始了钛合金激光成形技术研究，不过，由于在制造过程中钛合金变形、断裂的技术难题无法解决，美国始终无法生产高强度、大尺寸的激光成形钛合金构件，只能进行小尺寸钛合金部件的打印或进行钛合金零件表面修复。

我国于1999年开始金属零件的激光快速成形技术研究，集中开展了镍基高温合金及多种钛合金的成形研究，形成了多套具有工业化示范水平的激光快速成形系统和装备；掌握了金属零件激光快速成形的关键工艺及组织性能控制方法，所成形的钛合金及力学性能均达到或超过锻件的水平，为该技术在上述材料零件的直接制造方面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我国在飞机钛合金大型整体结构件的激光快速成形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有效解决了激光快速成形钛合金大型整体结构件的变形开裂及内部质量控制两大技术难题，通过对钛合金零件凝固组织的有效控制，所成形的飞机钛合金结构件的综合力学性能达到或超过钛合金模锻件，已通过装机评审并得到应用。

目前，中国已具备了使用激光成形超过12平方米的复杂钛合金构件的技术和能力，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掌握激光成形钛合金大型主承力构件制造、应用的国家，先进战机上的钛合金构件所占比例已超过20%。我国航母舰载机歼-15项目率先采用了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使用三维数字化设计，改变了设计流程，提高了试制效率；五级成熟度管理模式，冲破了设计和制造的组织壁垒，而这与3D打印技术关系紧密。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⑴海派文化作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七十多年前一场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鲁迅先生一锤定音：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从此，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的定位上。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是海派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

⑵事实上，在海派文化之中，有非常复杂的各种互相对立、互相冲突和互相渗透的元素。上海既曾经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被人讥讽为“崇洋迷外”，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⑶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层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既过着世俗的生活，又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彼此嵌镶，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⑷上海城市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开放的城市，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所有的地域文化、宗教传统和高级文明，到了上海以后，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后都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极具都市风格或东方神韵的“海派”。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多元文化、区域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相处，互不相关又彼此竞争。而上海文化的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代表着都市文化的上海文化所改造，所同化，多元逐渐趋同，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文化的最大特点。

⑸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城市年龄比较年轻，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诞生并迅猛发展。上海的成功在于抓住时机，敢于求变求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显露无遗，所有的观念、所有的建筑与所有的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也使得上海城市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⑹海派文化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海派是世俗的，也是务实的。上海人像英国人一样，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好抽象的理念教条，他们更相信日常生活升华出来的理性，信奉的是拿实实在在的“货色”出来。同时，上海人将平凡的职业视为志业，在繁琐的俗务中做出美感，做出情调，做出诗意。这一点上海人又像法国人，不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本身，总是在追求世俗背后的浪漫、实用背后的格调。上海人身上流淌着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脉，日常生活不一定奢华，但一定是精致的；情感或许不真诚，但一定是浪漫的。

⑺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又不偏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学，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小资文化是浪漫的，而这两种城市文化在上海又没有绝对的界限。

⑻这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真实面相，她的优点就是她的缺点，她的现实便是她的过去。然而，已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不是一个城市不可变易的宿命，未来的上海是什么样的都市，一切有待于上海自身的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选择，也是每一个新老上海人的选择。

一段时间来，共享单车发展迅猛，目前注册用户已超过1亿人，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2017年开始，很多城市推出“信用骑行”，信用良好的用户不再需要先交押金。据统计，引入信用的单车平均骑行人次提升50%、租金款欠款率下降52%、丢车率下降46%。

这个例子说明，信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信用系统的建设，可以更好地助推行业发展，增进公众福祉。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以城市为载体的公共信息服务、市场信用监管、信用联合惩戒等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过总体来看，当前的信用实践与经济发展、信用文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一个突出问题是，面对多元化的经济实践，具有创造性、开拓性和主动性的信用服务模式和政策，还相对匮乏。信用经济作为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之后的经济形式，是人类依托信息资源开展的一种新的经济活动，这就需要对各种信用经济形式有更多研究。例如，近年出现的跨境电商，内涵和外延尚未完全确定，监管尺度和标准也不完全统一，导致出现“此地不合法换个地方就可以”的现象。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在放管服的框架下，在维持市场需求及活力的基础上，逐步放宽信用正面清单的调控范围。

一方面，市场信用建设，往往会表现出周期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如果不能对信用关系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约束机制，容易走两步退一步。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多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原因所在。要不断释放“信用红利”，就要有“信用+”的意识，加强对信用经济形态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认识，开展市场信用管理服务的实践创新。

这可以从这些方面着力：加强信息披露，完善信用奖惩联动体制机制建设和作用；提高监管效能，促进市场信用信息数据库应用服务范围拓展；培育信用产品，推动信用服务和信用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法律体系，把信用监管工作的主要成果纳入法律保障；促进社会共治，营造引导规范市场主体长期良性发展的良好信用环境。

另一方面，在信用建设中，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引导各方形成合力。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形成对失信行为的有效约束，保证市场良好运行；把信用监管作为一套新的市场管理办法，探索信用信息在企业发展、金融服务、社会保障等更多领域的应用；在规范信用服务市场准入，提升信用中介服务水平的同时，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培育信用服务产业。同时，也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以信用体系建设为契机，扩大市场主体的监督范围，促进社会齐抓共管格局的形成。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效契合了市场自治、政府善治、社会共治的理念，是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构。不久前，首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300多个城市的信用建设负责人齐聚西子湖畔，探讨如何建设“信用城市”的问题。对于各地政府来说，信用体系将成为未来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机会，这样的机遇不可错过。

(摘编自章政《用“信用+”对接多元实践》)

所谓社会流动，简而言之，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社会流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感慨颇多：“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饿饥。”宋代社会流动趋势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别可以转化。宋太宗曾叹息：“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

宋代政治上的社会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和唐代不尽相同，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一类的旧习俗有所改变。

其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时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商品经济竞争性强，胜负盈亏难料。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往往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明显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

如今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宋时已有此一说：“此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贫富久必易位”。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相适应，人们格外重视教育后代：“人生至要，无如教子”，以此来防止家道衰败。

其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在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等级差别明显，高低贵贱分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的旧格局被打破，出现了“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新趋势。四民由四种不同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且有相互转化的可能。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由于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宋仁宗时出任都转运使的郑骧、宋神宗时官拜参知政事的冯京就是两个突出的实例。宋人说：“钱如蜜，一滴也甜”。在金钱的诱惑下，官吏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

最后应当指出，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两翼，社会流动绝非越大越好。尤其是经济上的上下流动，一旦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多数时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有学者称之为“单线社会流动”，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张邦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