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我想做一颗坚硬的小石子

“我这一辈子，只想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演员。”李雪健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简单，质朴，文如其人。圈里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的要求之严格，足以让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睹“合格”二字而赧颜。他曾因《横空出世》里未能减肥出演而感到耻辱，也因拍摄《杨善洲》之前怀疑人物的真实性而倍感内疚。《中庸》有云：“知耻近乎勇。”对于把演员的职业性和荣誉感看得超乎一切的李雪健而言，他已足够勇敢。

1954年2月，李雪健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由于降生之际漫天飞雪，本名“雪见”，后又因身体不好，改为今名以寓健康之意。孩提时代的李雪健尤其爱看电影，然而那时在农村，看一场电影却不像如今这么容易，往往要提前在乡下小学排队随组织进城。谈起《鸡毛信》《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等“那些年追过的电影”，他眼中放光，如数家珍。他说，早年看的电影对自己的影响极大，对一生价值观的形成，几乎是决定性的。

受早期经典影片的影响，李雪健从小就立志做一名坚定而纯粹的英雄。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将演员这一职业演绎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一心为民的县委书记，还是替天行道的聚义首领，在他的演绎中都能透出一股子“纯粹”——戏内戏外，他的纯粹有口皆碑，以至于当他面对当下喧嚣复杂的娱乐圈时，常常感到困惑。“我不知道演艺界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娱乐圈，我是一名演员，不是什么明星。生命有限，我只想多演戏，而不是无休止地炒作、曝光”他禁不住面露哀戚。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八个字是李雪健慢慢悟出的为人之道。年事渐长，他接触媒体的时间越来越少，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不会说话”。即便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刻，一字一句也斟酌备至。儒家所言“敏于行，讷于言”，大概可作为对其为人最恰如其分的概括。

1977年，李雪健离开部队的业余宣传队，考入空政话剧团，正式开启了自己“专业演员”的生涯。1979年，他和同期学员班同学（包括至今仍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濮存昕、王学圻、王向明等人）观看了话剧《西安事变》，其中扮演张学良的曹景阳，演技精湛、表演细腻，深深折服了他，以至使他“两个礼拜茶饭不思”。1980年，当他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饰演主角之时，曹景阳正好来观摩他的演出。

“听说他要来我特别激动。演出结束后他来后台找朋友，我就刻意去他身边转悠，就想让他夸我一句。”谈起自己当年稚嫩的“追星”行为，李雪健也忍不住笑了出来。而此后与“偶像”的一次邂逅，更让他终生难忘。某天演出结束，他在乘车回家的途中无意瞥见了曹景阳，舞台上风光无限的他，平日里的打扮却是“大棉袄灰裤子加布鞋，普通的工人装束”，差点认不出来。“这就是我的偶像，一位不像演员的大演员。”提起故人，李雪健总是停下话头，仿佛陷入久远的沉思。

1987年，事业不顺的李雪健曾收到曹景阳的手信，上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陪伴他走过了人生的低谷。2001年，正当他身患癌症的时刻，却传来了曹景阳去世的消息。一世相交，天涯同悲，他忍不住涕泗横流。无法离开病床的他，最后只能提笔写下一方大字“悲”，托人焚烧在曹景阳的灵前。

如今的李雪健，依然保持着一年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的工作量，很少接受采访或广告的邀约。经历过死神磨砺的他更加笃定从容，然而交谈中却谦逊如前，从不摆出长者的架子。兴之所至，他还会饶有兴味地讲起讽刺段子，手舞足蹈之状如同陶醉其中的顽童。“我只想做一颗坚硬的小石子。”他说。笔者不由得想起关汉卿的自画像，那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只是，前人的画像铮铮如铁，李雪健的眉眼却慈悲如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充满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其一，为***等职务。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 1954 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现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 16 年前。1980 年 3 月 5 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风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 1982 年出版的《诗论》。16 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地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地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画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的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 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 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 5 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 5 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