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巧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20世纪上半叶，职业女性崭露头角，却仍备受歧视。协和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女性，也为她们设置了一道不近人情的门坎：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必须辞职。老协和的管理者坚信，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扮演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

也许，这既是门坎，也是考验。坚定的理想和虔诚的信仰，支撑老协和女医护人员以殉道者的姿态，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牺牲。她们大多终身未婚，将自己嫁给了医疗事业，她们是中国医疗史上的特蕾莎修女。“万婴之母”林巧稚，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林巧稚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一是因为她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二是因为她亲手接生了5万多婴儿。林巧稚说过：“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林巧稚对待病人极为温柔耐心，难怪很多妇女千里迢迢赶到协和找林大夫。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人健回忆说，她曾看到林大夫掏出几十块钱给一个流产的贫穷妇女，让她买营养品。“那时林大夫的工资是300块，像这样资助病人的情况太常见了。”

1921年协和医学院落成，毕业于厦门女子师范的林巧稚正是在这一年考入协和。1929年，林巧稚毕业，入学时有5个女生，3人坚持到最后。林巧稚学业优异并热心公益，得以留校任职，她是协和第一个毕业留院的中国女生，也因此与协和医院签下了不近人情的聘书。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下这张光荣的聘书，也接下一纸枷锁。曾有说法认为林巧稚有过一段朦胧的恋爱，但随着她在医院表现出色，协和派她赴欧美考察深造，恋情也不了了之。林巧稚去美国进修时，也婉拒了芝加哥大学妇产科的挽留。1940年林巧稚回国，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她又创了个纪录：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

直到晚年病重，林巧稚还坚持工作。家人和学生劝她休息，她说：“上帝如果让我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所便是在医院病房，我存在的价值便是治病救人。”她虽然早已不是住院医师，但她要求只要病人出现问题，即使是半夜也要马上通知她。

协和纯净如真空的环境，养成林巧稚单纯倔强的个性，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城防总司令傅作义的夫人给林巧稚送来一张傅将军亲笔签名的机票，可以搭乘任何一次航班去任何一个城市，傅太太特别说：“这是多少人用金条换不来的。”林巧稚谢绝了好意。她就要在协和守着她的病人。

随着协和“收归国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展开，老协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林巧稚的社会威望和她的政治积极性反差强烈，理所当然是“重点改造对象”。工作组派她的学生给她讲形势、谈理论，劝导她“揭发美国人的文化侵略”。林巧稚想不通，“美国人办医学院帮我们培养人才，我的医术就是人家教的……”

与共产党女干部的接触，让林巧稚对共产党人有了更多好感。有一天，一个穿灰色列宁服的妇女来协和挂号找林巧稚看病，林在问诊中了解到，这名患者1927年生过孩子，因为躲避国民党抓捕不能在大医院就诊，孩子夭折，自己也不能再生育，长征中又落下许多病根……后来她才知道，这位患者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林对她更增添了同情和敬佩。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来协和生孩子的时候，林巧稚常和她聊天，但并不知道张的身份。

林巧稚与周恩来夫妇、彭真全家的交往，使她对共产党人和新政府有了新的看法。她的“思想动态”被工作组敏锐地捕捉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来到协和，亲自给林巧稚写了100多页学习体会和思想小结。林巧稚在协和大会上代表教授发言，没有采用吴晗写的报告，她回顾自己在协和不问世事一心从医教书30年，现在她愿意“打开协和的窗子看祖国”。言辞朴实恳切，在场许多老协和人流下眼泪。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共产党。林巧稚对周恩来说，一个诚实的人不能欺骗组织，也不能欺骗自己。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入党恐怕不便。周恩来宽慰她不必介意这个问题，在党外一样可以工作。

“文革 ”中，林巧稚推着四轮车给病人打针送药，清洗便盆，倒痰盂……这些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毕竟，她还没有离开协和，她说这已经是再幸运不过。“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体质逐渐衰弱。1983年春，林巧稚病情恶化，陷入昏迷，她总是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产钳……” 4月22日，林巧稚在协和病床向人生终点。遗嘱中，她将个人毕生积蓄3万元人民币捐给医院托儿所，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中。

旋风的中心

沈世豪

《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发表后，神州尽说陈景润，成为举国一大盛景。旋风的中心却是平静的。荣誉、地位、名利，伴随着鲜花、掌声一起向他涌来的时候，陈景润表现出非凡的冷静。在这些世俗所瞩目的领域，他，恰似不谙世事的孩子，只有偶尔带着惊奇的目光，打量着繁花一样的特殊世界。

每天，都有雪片一般的信件，从四面八方飞来，多数是慰问信．其中，不乏姑娘的求爱信。他并不当一回事。每天仍是出没在图书馆，或者，一头钻进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出于好奇的人们，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特地到数学所来看他，尤其是记者，更是络绎不绝，真亏了好心书记李尚杰，为了不至于过分干扰陈景润，能挡驾的他尽量挡了，有时，没有办法，只好让人们去看陈景润那间“刀把形”的房间。一架单人床，四片暖气片，靠墙一张小方桌，屋子里，最多的是草稿纸，如此而已。

陈景润的全部心思，仍然扑在哥德巴赫猜想上，他要进一步完善(1+2)。陈景润的思维与众不同，越是出名，他越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仿佛有无数的目光在注视他，那是焦虑的渴望，和殷殷期盼，那朝思暮想的数论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1)恰似珠穆朗玛峰巅、无限风光，时时都在呼唤他。他一直盼望能亲手攻克(1+1)，完成几代数学家的宿愿。

9月，北京尚是金秋，有人还穿衬衫，他还是离不开那件褪了色的松松垮垮的蓝色面料的棉大衣。习惯难改，他仍是喜欢把双手套在袖筒里，戴着那顶有护耳的布棉帽。名人陈景润的气质、模样，和以前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偶尔，人们也会发现陈景润一边走，一边看信，有时，会独自发出笑声，熟悉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是姑娘的求爱信么?”

陈景润那张有点苍白的脸，兀地红了，他还羞涩呢?

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手上握着的恰好是张姑娘的照片。如花如月的陌生姑娘，正把最美的娇容，展示给陈景润。奇怪，陈景润就是不动心。

他从不把这些姑娘的柔情依依的求爱信给其他人看，包括很要好的朋友。他感谢这些纯洁的姑娘的一片芳心，一片崇高的信任。他把这些信细心地封存起来，藏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陈景润的爱情大门紧紧地关着，是珍惜着那美丽的初恋，还是一腔思绪，全让那些数学公式、定理占领了，以至丘比特的神箭也无法射进这位数学家的神奇领地。

今非昔比了，当年被人歧视、冷落的陈景润，已是荣誉等身，但每逢数学所、中科院评先进、评奖，他总是坐在一角，默不作声，听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他立即站起来，给你敬个礼，连声地说：“谢谢，谢谢!我就免了，免了——”说完，真诚地看大家一眼，目光里流露出恳求之情。他在荣誉面前，从来不去争，而且虔诚地让给其他人。

他仿佛有一种预感，时间对于他，实在是太珍贵了，正如鲁迅先生所感受的：“要赶快做!”人们发现，他仍是那么匆忙，走路时，低着头，急急地赶路。他的生活仍是像以前一样简朴。 几个馒头，一点咸莱，便可以了却一餐。有段时间，陈景润的亲戚以为他出名了，经济必定不错，偶尔，也会来信请求支援。

当名人并非易事。各种应酬，能够推辞的，他尽量推辞，但有两方面的内容，陈景润是很乐意前往的，一是给北京的中小学生开讲座，他喜欢孩子的天真、纯洁，更寄希望于他们。只要时间允许，他一定应约。二是接受故乡、母校的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友会和校友活动。母校厦大不必说了。当年就读的英华中学邀请他去，他也欣然前往，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不甚出名的三明一中，是陈景润念初中的地方，当时，陈景润才13岁。三明一中的校长上北京看他，陈景润热情接待，并且高兴地合影留念，给三明一中题写了“祝母校欣欣向荣”的题词。他写的《回忆我的中学时代》一文，把他读初二的成绩都一一写出来了，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学习陈景润极为珍贵的史料：

代数99 国文92 英文89 几何83 化学88 历史83

地理85 图画85 音乐85 体育80 生理卫生82 劳作75

陈景润自己在文章中写道：“我能唱能跳，天真活泼，瞧，音乐85，体育80 !”夙有姻缘，他的代数99分，尚在初二，已是初露头角了。

盛名之下的陈景润，毫无名人派头。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攻关。他是一棵质朴无华的大树。

(节选自沈世豪《陈景润传》，有删节)

狂儒辜鸿铭

辜鸿铭，1857年生于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福建迁居南洋。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的橡胶园总管，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英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得到校长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辜鸿铭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独到地指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以及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只有中国人同时具备了这几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鸿铭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加缪：直面荒谬的“局外人”

刘火雄

1913年，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孟多维。1933年，他考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1957年凭借《鼠疫》《局外人》等小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1935年，加缪秘密加入共产党，负责贝尔库工人区的支部工作。加缪在给良师益友让•格勒尼埃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看到戕害人类的苦难减少。” 求学之余，为了便于开展党务工作，加缪组织了劳工剧团。他改编了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轻蔑的时代》，这是一部讲述营救德国共产党人的短篇小说。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的硝烟笼罩欧洲大陆。加缪在日记中写道：“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他曾报名参军，但因有肺结核病史身体虚弱未果。加缪继续在山顶一间面朝大海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同时创作着“荒诞三部曲”——《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卡利古拉》。 1942年，《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先后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局外人》开篇所展现的冷漠、虚无，至今令人震惊。“局外人”默尔索过失杀人，对法庭罗织的罪名淡然处之，这既折射了司法制度的荒谬，也成为二战后一代青年的写照。

外敌入侵，加缪投身地下报纸《战斗报》，担任主编，为法国抵抗运动鼓与呼。加缪接连为《战斗报》撰写社论，号召人们为祖国而战。他写道：“一个渴望生活的民族不应该等待别人给她带来自由，她得自己去争取自由。”“从巴黎少逃出一个德国人便是向盟军战士和我们东部的法国同志少射一粒子弹。”

战争胜利后，为表彰加缪的贡献，当局给他颁发了一枚高于普通等级的玫瑰勋章。加缪则表示自己没有索要也不会佩戴勋章，“我所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在我身旁牺牲的战友们却没有获得勋章”。 二战过后，加缪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的《鼠疫》正式出版发行，销量突破十万册。《鼠疫》寓意了法西斯暴行肆虐与正义力量奋起抗争的趣旨。加缪曾说：“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是它最明显的意义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证据就是，敌人虽未指明，但是，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人人都认出了它。”

缘于共同的爱好，加缪经常与萨特、波伏娃、毕加索等人相聚于咖啡馆探讨文艺、哲学问题和社会事件。萨特的戏剧《禁闭》排演时，曾邀请加缪担任主角。二战期间，萨特、波伏娃等也参与到加缪主编的《战斗报》中。加缪和萨特，惺惺相惜、其乐融融。然而，对于共产主义特别是苏联极权统治的政见分歧，使得加缪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出现了裂痕。1951年10月，加缪酝酿、修改了近十年的《反抗者》刊行。这部有关政治、哲学和艺术理论的思辨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反抗故我存在”的核心命题，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刊出了一篇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的评论。文章经萨特授意，由杂志社编辑执笔，长达二十多页，极尽嘲讽之能事，对加缪的《反抗者》展开批判。加缪随即回应，最终使得加缪与萨特分道扬镳。 世人一直把萨特和加缪并列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但加缪说：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是一名存在主义者。 　

阿尔及利亚问题就像肺病一样折磨着加缪。从1830年开始，法国逐步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了殖民统治。加缪在报刊撰文呼吁和平，反对暴力，他写道：“法国政府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拿着用来镇压的警棍时，还能以文明的创立者自居吗？”对于那些被殖民当局逮捕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加缪也尽力展开营救，他参与过一百多起宗教救援案件。但这一系列活动让加缪陷入两难境地，加剧了他的“局外人”身份：“两边都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一边觉得我不够爱国，另外一边又觉得我爱国爱过了头……”1959年9月，戴高乐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其可以在独立、联盟或者并入法国三条道路中作出选择。对此，加缪颇为振奋。阿尔及利亚最终宣告独立。

时光飞逝中，加缪的人生和作品逐渐凝结成世界文学史上一块坚硬的磐石。只要地中海的阳光还在，加缪的精神就永存。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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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和长大的加缪，是一位典型的“黑脚”，即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他对法国人和阿拉伯人有同样的感情，这使他在1950年代中期阿民族主义者和法国殖民当局的冲突中，没有像萨特等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站出来谴责法国的殖民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而是主张欧洲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

（摘自《郑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