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国家太大，治理需要依靠精英，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中庸”。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既不要过于峻急，也不要过于迟缓，应当恰到好处，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论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但他只是说“如浮云”，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在孟子的时代，认为精英就当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的，他强调有至人、有真人。

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化”的观点，《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事情碰到钉子，无计可施了，这就是“穷”，穷就要变，变了才有出路，才可维持下来。到了庄子的时代，更喜欢用的字是“化”——与时俱化。“化”与“变”相比，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一和同、天下定于一、吾道一以贯之，似乎很呆板。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我没有条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条件了，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充分理解战争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话，他早就灭亡了。

在中国，不同的思想理论可以想办法走通。老庄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坚强是死亡的特色。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但从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这些人却说，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改革的就改革，化之于无形。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只有中国。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

如今，我们更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时势，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建设我们美好的生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选自王蒙《道通为一——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特点》，有删节)

地中海幻想曲

王蒙

温柔的地中海是无法拒绝的，蓝紫的海波纺织着执拗无望与从容有定的花纹，雪白的浪花生灭着转瞬即逝的笑容。而原来看着十分伟岸的地中海邮轮，也由于它的安静无声，由于它的定力超强与减震设施，显得谨慎与委屈。空间与时间就这样在大海洋上聚合与离散，扩大与缩小，积存与失落，而体验、感动与忘却，就这样落花流水，风起云涌，而又欲诉无言，欲唱无响。时间与空间，生命与感叹永远这样移动着变化着逝去着。

她是一个三十九岁心猿意马的美女。身高一米七三，体重五十六点四公斤，长着广州人的眼睛，青岛人的身材，米脂人的脸庞与湖南人的意态；还有北京的学士，加州的硕士、海德堡的博士学位；有院士父亲、工商联主席爷爷、在梅兰芳门下学过戏的母亲。早在二十三年前，她陷入了公主与白马王子的感情旋涡，然后遭遇到了身心俱碎的失望。她从此关闭心门，用学历学位与超级体力训练报复了生活。然后……她走向四十岁。

最后在三年前结识了比她小五岁的声乐教师小李，小李在彼得堡与拿玻里的比赛中都得了好名次。这终于使她恢复了美丽、笑容、狡黠，还有在大海上游览的美梦。

但在一个月前，发生了隔膜。他们二人已经确定了结婚日期，订好了婚礼举行的酒店。她热烈地希望小李为她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请大家猜一猜：例如约小李与她一起看一部伊朗影片；例如请小李网购一瓶匈牙利产的以三十筐葡萄为原料的金色甜葡萄酒；例如要小李替她与她的一位闹了点误会的好友通一个电话，说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这个小小的请求小李居然未予置理。这使她伤心欲绝，她取消了婚事，仅酒店的预订费用她与小李就损失了八千块。她的父母为此极为痛心。她则严正指出：她不可以为了结婚而结婚，她不是一件急于处理的、即将过期的罐头食品，她宁愿一辈子不结婚，她愿意独身一辈子。然后父亲摔了一把罕见的坭兴陶茶罐，母亲哭出了声。她过了两周从北京飞到慕尼黑转罗马上了一条邮轮，“地中海幻想曲”号。当然是邮轮，它与邮政无关，但是旅行社一律称之为邮轮。

第五天她与数千名游客上了希腊的圣托里尼岛。她在岛上吃了小吃并要了一瓶干白葡萄酒。她在小小的神奇的岛上，喝了一整瓶，她喝得欲醉还痴。傍晚上船以后她在阳台轮房倒头便睡。她后来梦见自己喝了琼浆玉液，梦到自己在地中海与大邮轮上飞翔。她觉得有点凉。头有点重。喝多了。不该喝许多酒。这时候有人敲她的舱门。

“我也在这条船上。我也在。我也上了这条船。上了船的也有我。”

像是读《弟子规》与《三字经》。像是九月一日的小学开学典礼。像是唱诗。像是念经。她哭起来了。

她飘到了第十三层的迪厅，她又转到了泰国餐室。她没有看到任何人，她失望了。同时她开始更加清楚地听到声音：“当然，我是小李。我也上了这条船。我就在你的旁边。你唱得太多了。你待会儿就看到我了。我给你买了三十筐标准的‘多卡衣’酒，我已经联系好了回国后马上去电影资料馆看伊朗影片《天堂里的孩子》，还有印度大师阿米尔·汗导演的《小萝莉与猴神大叔》。我已经与你的闺蜜通了电话，她说下周五请我们二人到她家吃莲藕。还有，还有，还……”

还有什么呢？天啊，她睁开眼睛了，小李穿着邮轮的文化衫，黑色的图案，MSC^①的字样赫然入目。他拿着一把经过他的粘贴修理完好如初的坭兴陶茶罐。小李哭了，她也哭了。

一小时后她开了电灯，在安静的船舱里她感觉到了些微的凄凉。她仍然相邻自己内心的强大。她看了看手机，是凌晨三点。她去卫生间漱洗。她穿上一件风衣。脖子上围上一块纱。此日的清晨应该在雅典卫城登陆，她坐了三个小时，提前在餐厅用了早餐，她轻松愉快地进入了自己的666号舱间。

她看到，自己房间的沙发桌上，摆着的是深色的坭兴陶罐，坚硬，光润，如墨化了的赤铜灰、黑、赤褐，逐步变化过去再慢慢归一，如金属如玉石又如玻璃。这就是被父亲在愤怒与怜爱中摔了八瓣的那件茶具上品。她终于明白了，信息中会有信息的隔膜，传播时会有传播的故障。小李在她的暴怒与伤心中只说过一句话：“我没有收到，没收到，没有收到你的微信啊！”

她喜欢这次旅行。她喜欢拿玻里的桑塔露琪亚港，小李给她唱过而且还会给她唱《桑塔露琪亚》^②。她甚至坚信，如果余下的几天她不能在这个邮轮上找到小李，那么三天后小李一定会在罗马附近的奇维塔韦基亚码头、要不就是北京的首都机场，拿着一束产自荷兰的玫瑰等她。露琪亚的另一边就是庞贝，被维苏威火山爆发埋葬于公元75年。一面岩浆。一面火山灰。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悲苦恐惧。她们终于赶上了幸福。她祝愿自己与亲友过得幸福。

必须的。宋丹丹说。

（选自《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