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在我国历史上虽说是由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但儒学却一直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斩断。

因此，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

本世纪初，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的“大国”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说“和谐”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理据。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这就是说，“和谐”应该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的“和谐”，才可以称为“普遍和谐”。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致”，“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如此等等，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

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其中人们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自我觉醒。针对上面说到的三大矛盾，我们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当然，必须注意，我并无意说，上述三大矛盾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决，真正的较完满的解决还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来逐步解决。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

（摘编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

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 1 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略。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中国的城市文化》 （有删节）

（1）中国的城市多有外国名城的美喻别称，例如哈尔滨之谓“东方莫斯科”、苏州之谓“东方威尼斯”等等；繁华一时的上海素有“东方好莱坞”、“东方巴黎”的美誉。只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天，当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雄心勃勃地欲定位于“国际大都市”时，“东方巴黎”的桂冠似乎还“名花无主”。

（2）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化格局的变化重组，挟港台文化之势的广州一时成为商业化的通俗流行文化重镇，略近好莱坞之相。风云激荡的北京则出人意料地成为“另类”艺术和文化的乐土，吸引着星夜奔驰的外省青年，“流浪北京”成为他们无可选择的命运。八百年古都的香火竟也点燃了先锋艺术的星火。于是“圆明园”不仅记录了百年国耻，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成为凭吊近十年文化的一个“圣地”。

（3）文化中心的嬗变和逆转是一个发人深思的话题。正如传统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个源流、两种传统；北京文化也具有两个空间和两种品性——它□□是体制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中心，□□有中国最宽容、最活跃的民间文化空间，成为通俗流行文化的中心。兼容并蓄的北京生成着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和文化气象，使之成为与中国大多数城市绝不相同的富于磁力的城市，渐呈艺术之都巴黎的恢弘峥嵘之势。

（4）这是一个难解的当代文化之谜。这一事态如发生在上海，似乎更为顺理成章。这里没有法租界、咖啡馆、法国梧桐和法国大菜，没有欧美风雨的浸润；甚至也没有了历经沧桑、雄踞四野的城墙和城门，没有了茶馆和会馆，以及四合院里的肥狗、胖丫头、金鱼缸和石榴树。若说起北京和巴黎的关联，只是曾有过一所中法大学；此外，便是大革命时代的激进和激情，以及文化之都暗中传送的文气文脉了。

（5）两个文化之都的差异清晰可见。一个中国留学生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比较过北京和巴黎：位于永定河以北的北京是典型中国式的“单岸城市”，塞纳河横贯的巴黎则是欧洲式的“双岸城市”；北京的城市格局是方正归整的“井田效应”，巴黎则是有中心向外扩散的“涟漪效应”；北京城市以西向和北向为主的发展潜含了一种“内陆取向”，而巴黎沿西北向发展的“历史性轴线”，表明了一种明确无误的海洋走向。

（6）当代北京的现代化取向或许并不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则上，其现代文化在本土生长，已形成直接吸纳世界文化的相应机制。后者曾经是上海重要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之一。回过头来看，经由港台转手倒卖外部文化，终究是难成大器、难以远行的。令人遗憾的是，以“国际化”定位的许多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就城市建设面貌、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等许多方面而言，都只是港台文化的拙劣翻版，距主流文明相去甚远；即便是北京文化，在这许多方面同样是亟待改进的。

乡规民约作为传统“德礼法制”文化的独特载体和传统乡村治理的独特方案，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被作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本土资源而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证明其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然而，在汲取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精华时，如若打开方式不正确，则会很大程度影响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进程及功效。

乡规民约的制定需要有明确的立约宗旨。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共同价值与乡村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自然融入乡村社会生活的途径与载体。而目前有些地方的乡规民约，在劝禁、惩罚、规范等内容上，明显存在“不合道德”、“逾于法律”的情形，这是需要避免的。当代乡规民约建设的宗旨与目标的确立，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针，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合理、适当的方式融入乡规民约体系建设，通过乡规民约的独特产生形式、内容表现、传播与落实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乡村的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和行为习惯，成为处理乡村“细事”的前提。

乡规民约不是国家政策与法律条文的简单抄录，也不是各地乡规民约的简单拷贝。乡规民约之于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持久生命力，之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本土性、地域性、传播性以及规范的普遍性、可执行性、可操作性、世代相沿不悖性。传统乡规民约形式多样，易记易学易诵，可仪可则可范可守，为民众信服。传统总类性乡规民约，集教育、规劝、告知、奖惩等功用于一体，为一定地域内的乡村民众所普遍遵守。专门类乡规民约，大多与一乡一村不同的社会事实有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其条款简明扼要，可执行性强，规范稳定。而当代乡规民约的建设，近十余年来虽取得较大成效，但其制定与运行仍然存在种种问题。原因在于对乡规民约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的认识不足，导致乡规民约存在形式普遍单一、制定主体不清晰、文本篇幅冗长等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乡规民约的可守性不足，缺乏实施保障，制约了乡规民约的有效性，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真正成为切实有效的治乡之规、理村之约。

在汲取乡规民约这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精华，使其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尊重和深刻把握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及其生成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真正建立起不违道德、不逾法律的乡规民约体系。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乡规民约对于当代乡村“良法善治”的独特功能与作用，最终谱写出乡规民约创新转化应用的时代华章。

（摘编自胡仁智《“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

流泪的滕王阁

潘碧秀

流泪的滕王阁 江畔小舟、轻摇的芦苇、南来聚拢的风……赣江上一览无余，视野里找不到期待的身影。

我在滕王阁的一隅，独想王勃。

游人脆脆的思绪如牵强的秋风，薄薄地依偎在滕王阁穿越时空的坚强里。站在清冷的滕王阁上，睁眼闭眼间全是王勃清瘦忧郁的神情。斜阳拥抱着欲泣的滕王阁，阁影斜斜地躺在江水里荡漾。帝王君子犹不见，槛外长江空自流。寂寞的阁上，觥筹交错的场景不复存在，诗弦管乐也只是附和。我坐在阁的阶梯上独自听江的声音；江波的皱褶里藏着绝代的才子王勃。

阁的忧伤无声息地让我追随。每一寸楼板、每一抹丹朱都在我的心弦上颤动。想为流泪的滕王阁续一首诗，诗里面是伤痕累累的王勃。流泪的滕王阁日日孤寂地走入我梦中，独自徘徊复徘徊。我找不到王勃的诗句，无数醒着的黑暗的夜里，枕着阁影到天明。

有人说：所有的风景都会拒绝一部分人，偏爱一部分人；所有人，生来都会属于不同风景。在朝堂上得不到肯定的滕王，一再遭遣受贬，然而层层不得意却抹不掉他悠游于世、歌舞人生的脾性。贬到赣江边任小刺史，他仍意兴遄飞地要为自己建一座阁“拍檀板唱歌，举金樽喝酒”，吸引文人才子登临放歌。那个仲秋的日子，王勃的“独角戏”正上演着。他深望着水天相接的江面，感慨人生如江面枝柯，沉浮复沉浮，一腔激情和渴望却在纸上无羁地飘洒，洋洋一派文章，力透纸背的全是对生活的向往。有人说“厚积”是为了“厚发”，王勃客居剑南数年，终有了其巅峰之作。滕王阁只不过是显其巅峰昂然之姿的一种凭借罢了。此时的长安，或许已将王勃淡忘得一干二净。谁会在抚筝时，思绪在筝上游移间，想起王勃？如今，赣江畔的孤鹜年年此时都要背起王勃馈赠给它们的礼物一上一下翩翩地飞，托起无限秋水长天的风情。

“物是人非事事休”，游人仍在阁上徘徊留连，眺望阁外水云间，心似江水茫茫，欲拍栏干。浅云灰灰地衬着阁，如一双饱蓄泪水的眼睑。

扁舟载着一截悠悠的阁影，忧郁地前行，涌起的江浪层层间依稀可见当年王勃的风姿。这个自幼饱读诗书、贯通九经的青年，彳亍于线装书中陶陶然的青年，瑟缩在蜀地的乡居里，不再想读书之外的事情。蜀地去长安已遥遥又遥矣。无人识君，只有在迷惘中放纵文字：《蜀中九日》、《盛泉宴》……“每有一文，海内惊瞻”（杨炯语）。人生有许多门，可其中一些门只对一些人是永远敞开的；不要试图去敲门，去敲人生遗憾的门。王勃若一心为文，历史也许会重新改写吧。可惜，王勃在剑南之地逍遥了三年，终究不甘寂寞，踌躇北上，到河南任参军。书生之迂，终惹大祸，龙颜大怒，险丢小命。人生沉浮反复，王勃心冷了。

“一片阁／躲在云层下／疲倦和黄昏的鸟一样／面对江水恸哭。”江水缓缓流，终有温柔得叫人落泪的时候。一介书生咬文嚼字，终有让人品错味的时候。该张皇，迷惘，失落，还是愤懑？毕竟人生不是“数点扁舟向斜阳”那样诗意、简单而又直观。——人无语，惟有惆怅地醉去。滕王阁不在出产帝王将相的长安，站在这玲珑典雅的阁上，赣江无限风情一览无余，王勃的梦魂可以与阁相依偎至永远了。

昆德拉说：生活是棵长满可能的树。王勃在客居剑南的日子里，也许模拟了日后的种种可能，却没料到人生最绝望的一种可能就立在水中候着。

王勃如断线的纸鸢一头栽进江里去了，灵魂可依附在了江中鱼儿身上？想他经行处会不会开出一江的花来，让鱼儿也欣喜，让鱼儿也惆怅。

斜阳已成余辉，阁上人去，鸟去，空留一片寂寥。

（选自《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