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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先生的魏晋风度
学术界的朋友都知道，周先生治学范围广阔，涉及先秦诸子、楚辞、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近现代学术史等，涉及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涉及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和古代诗歌史以及笔记小说史，在《韩非子》、《文选》学、《文心雕龙》学、唐诗学及文献学等领域，都卓然成家。实在要概括，也许用“传统文史之学”来指称周先生的治学范围比较合适一些。所谓“传统文史之学”，按周先生的理解，并不专指文学和历史两门学科，而是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如哲学、宗教、思想等等，内容广泛，而且彼此不可分割。周先生倡导在文献学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实际上是对“文史不分”的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
很多时候，我甚至不假思索地将周先生与魏晋风度联系起来。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建树甚多，在他较早的那本论文集《文史探微》中，就有好几篇论文堪称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经典名篇，比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等，皆独辟蹊径，思新论闳，启示学界良多。细思起来，这都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周先生身姿玉树临风，为人洒脱自然，文章简洁明快，清峻通脱，处处透着魏晋风度。
1950年，周先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他早年所接触的老辈学者中，还颇有一些存魏晋风度之流风馀韵者，周先生深受濡染。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政治出身不好的他始终面临着危险，处境与魏晋文士颇为相似。与此同时，由于学有专长，做事认真负责，他又常作为使用对象，被分配承担重要的具体任务。他总是随遇而安，干一行爱一行，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写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和《高适年谱》等书，都是在完全看不到出版前景的日子里撰写的。新时期以后，学术环境大有改善，周先生焕发精神，开始快乐地工作着。学术任务和社会活动与日俱增，但周先生毫无怨言，而是随顺世缘，广有撰作，直到耄耋之年，犹然笔耕不辍。
“以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无不为”，是周先生爱说的两句话。记得1980年代中期，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也冲击着本该宁静的大学校园，“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俗语便是对当时脑体收入严重倒挂的社会现象的生动描述。刚开始读博士的我，心里也不免有烦躁。有一天，在南园橱窗里，见到研究生院正在展出“名家寄语”，有周先生题写的六个字：“以不变应万变”，当下真如醍醐灌顶，感觉周身顿时清凉了起来。后来，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看到周先生对这句话的详细解释，更加深了理解：“如果你热爱专业，深信自己在这领域中可以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就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应该抓住目前的青春时期，努力攀登，而不要左顾右盼。”如今，时过境迁，学界的浮躁早已花样翻新，但对天下有志向学的年青人来说，周先生的这句寄语仍是针对性很强的智慧箴言。
2000年9月，《周勋初文集》七卷本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先生将第七卷题为《无为集》，亦有深意存焉。“无为”二字，可以用他另一句话来解释：“顺其自然地登攀”，“若用传统文化中的哲理来说，这或许也可以说是道家的处世态度和儒家的进取精神相结合吧。”在我看来，“以不变应万变”和“无为而无不为”，两句正好可以凑成一对，互文见义，阐释了周先生魏晋风度的具体内涵。
平日侍坐，听周先生闲谈学林掌故，娓娓道来，是一大乐事。众所周知，陈寅恪和陈垣是近代史学两大家，成就巨大，而学术风格各不相同，周先生曾把二陈分别比作汉代将军李广和程不识，简短妙喻，意味玄远，大似魏晋人之清言。
有一次周先生在外地出差，出租车司机见老先生银发纹丝不乱，身躯伟岸，腰板挺直，猜想他是一位将军。周先生笑笑，不置可否。我想，如果把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比作攻坚战，那么，称周先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是当之无愧的。今天，这位已经82岁的白发将军依然活跃在战场上，精神矍铄，像一棵挺拔的不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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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勋初的学术研究涵盖诸多领域，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
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勋初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的新注的任务，他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趁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的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写出了《韩非子札记》一书。
【小题1】下列不属于周勋初“以不变应万变”或“无为而无不为”表现的一项是

A．周勋初静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根本看不到出版前景的时期深入研究，撰写了《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高适年谱》等书。

B．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出版时，周勋初将第七卷题为《无为集》，“无为”二字用它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顺其自然的登攀”。

C．周勋初闲谈学林掌故，娓娓道来，他曾把陈寅格和陈垣这两位近代史学大家分别比作汉代将军李广和程不识，简短妙喻，意味玄远。

D．周勋初文革时期参加编写《韩非子》新注的任务，不但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广泛涉猎了，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最终写出了《韩非子札记》。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 ）

A．“文史不分”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周勋初先生遵循前人在文献学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做法，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门类融合起来进行研究。

B．周勋初倡导在文献学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实际上是对“文史不分”的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他本身做得非常出色。

C．周勋初学术任务与社会活动与日俱增，但他毫无怨言，而是随顺世缘，广有撰作，作者在对周先生的赞美、崇敬中，含蓄的批判不体恤周先生的官僚作风。

D．《文史探微》《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和《高适年谱》等书是在完全看不到出版前景的文革时期撰写的，体现出周勋初先生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也是天道酬勤的生动诠释。

E. 周勋初先生在研究生院的南园橱窗里题写“以不变应万变”，意在寄语青年学生不要受学界的浮躁风气、社会上的拜金潮流的影响，惜时勤学，静心登攀。
【小题3】作者深情礼赞周勋初先生的魏晋风度，其“魏晋风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1910年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平民家里。父亲柯伯存在当地一家小布铺中当店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家境窘迫，勉强度日。5岁时，父亲即教他认字，训教甚严。1921年，柯召本已可升中学，因年幼，父亲便让他在家乡读了一年私塾，打下了良好的古汉文基础。1926年，柯召考入厦门大学预科，1928年升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入本科后，他通过帮教师批改习题作业和在中学兼课，弥补生活费不足。两年后，他希望转学到师资力量更强的清华大学。为筹学费，他去中山中学教了一年数学。1931年，柯召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三年级。1933年，柯召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经陈省身介绍，柯召来到南开大学数学系当助教。当时数学系只有他一名助教，各年级学生作业全部由他阅改，任务很重，他做得十分出色。
1935年，他考取公费留学生上，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在导师莫德尔的指导下研究二次型，取得优异成绩，并应邀在伦敦数学学会做报告，受到著名数学家哈代的好评。这是中国人首次登上伦敦数学会的讲台。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柯召在《数论学报》 、 《牛津数学季刊》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10多篇。
1938年夏，柯召谢绝老师的挽留回到祖国。满怀报国之心，他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讲授代数和几何方面的课程。翌年夏，他任川大学数学系主任。为躲避日军空袭，川大由成都迁往峨嵋。在此期间他与李华宗合作，进行了矩阵代数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他主持数学系之后，很注意科研工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除课堂教学外，定期举办全系的学术讨论会。 1946年，柯召应聘到重庆大学数学系任教授。那时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教员生活非常清苦，柯召仍孜孜不倦从事教学工作，精心讲授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柯召继续在重庆大学任教。1953年，他调回四川大学。先后担任了四川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校负责人，他在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应用数学等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
柯召一贯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主张讲课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他以身作则，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从基础课高等代数到讲授选修课数论导引，一丝不苟，讲解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还重视教材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出版了库洛什的《高等代数教程》 、马尔采夫的《线性代数学》以及马赫尔的《矩阵论》等。1981年，他与魏万迪合作编写出版了《组合论》 （上册）；1986—1987年，他和孙琦合作出版了《数论讲义》 ，受到广大读者和国内外同行的好评。
柯召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1955年，他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在线性型的最大不可表数的问题上，做了不少工作。60年代，他在不定方程方面取得一系列极为出色结果。在组合数学方面，与爱尔特希、拉多合作，发表了著名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他主张科研工作要持之以恒，不能停顿，他说，“研究工作不怕慢，只怕站”。他长期参加并指导有多名中青年教师参加的数论讨论班，鼓励大家敢于向难度大的问题挑战。
柯召很重视数学的应用工作。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提出要发展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和计算数学这三个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数学分支。60年代初，他亲自参加线性规划的推广和应用工作。1972年，他同一些中青年教师一道，到四川各地去推广优选法，举办讲座。1974年，他亲自编写了国内第一部组合论讲义。他一直热心培养学生，提携优秀人材，反对论资排辈。他支持他的学生魏万迪从事组合数学的研究，支持孙琦、郑德勋等开展快速数论变换的研究，使得四川大学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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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不定方程方面，1962年柯召解决了卡特兰猜想的二次情形，并获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他所运用的方法被称为“柯召方法”。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在二次型研究上，他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1956-1985年，中国学者发表的矩阵代数、不定方程、二次型等领域的研究论文中，约有90%是柯召和他的弟子完成的。
②柯召带领一批学生在矩阵代数、不定方程、二次型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好几代优秀数学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已经成长为中国数学研究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柯召出生于平民家庭，清苦、贫寒的少年生活培养了他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他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B．与英国留学期间相比，柯召回国后不仅在数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还在教书育人和培养年轻人方面倾注心血，并取得巨大成就。

C．上大学期间，柯召先是帮教师批改作业，后去中学任教一年。这既解决了当时的学费问题，也为他日后成长为优秀的教师和校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D．柯召重视教学质量，提倡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的课堂。这项改革能顺利推动，原因是他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和校长的特殊身份。

【小题2】柯召事业的成功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小题3】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柯召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柯召的成功给你什么启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布雷：一入侯门不自由
陈布雷一反常态地在屋中踱步，全然不顾地板上散落的纸团和戳断的笔头。“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他冲前来奉劝的妻子大吼。
这是“西安事变”之后的一天。而在以往，陈布雷总是静声静气，极少疾言厉色。据说，那副恭谨严肃的样子，时常“令人透不过气来”。
此刻，身为蒋介石的“文胆”，他正为一篇命题作文抓狂。该文既要揭露“西安事变”中张良等人的狼子野心，又需突出蒋委员长的深明大义，同时还须对“全民抗日”等问题只字不提。“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在日记中，他留下这句感叹。尽管如此，他依然“听话”地完成了这篇捉刀之作。
这与10多年前，那位挥斥方遒的记者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上世纪20 年代初，担任上海《商报》总编辑的他，素以社论犀利著称。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时，他就曾写过堪比邹容《革命军》的战斗檄文，五卅运动中，他又因抨击殖民主义而被捕。
“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这位年近30岁的年轻人说这番话时，全然没想到自己就此转折的命运。
1927年，名声鹊起的陈布雷受到蒋介石的关注，在寄去一张签名的戎装照片后，最高领袖的“求贤若渴”，深深打动了这位“士为知己者死”的文人。一年后，他辞去报馆职务，追随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多年后，陈布雷回忆往事说：“他要我入党，我就加入了国民党；他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愿意做你的私人秘书。由此一诺，一直做着这份工作。”
自此，由职业报人转变为宣传官的陈布雷，开始挥起大棒，钳制舆论。
“王芸生君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这是他同陶希圣在《中央日报》上与《大公报》展开笔战时的言论。原来，该报总编辑王芸生，斥责查封《新民报》的行为，撰文呼吁新闻自由。
“这是对你的警告，你还有什么可说？”这是他对某报停刊数日后的威胁。当时，此报违背宣传纪律，不仅揭露河南旱灾真相，还对比衬映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
难以想象，这些言论皆出自“横扫大军”（郭沫若语）的陈总编的如椽之笔。最为钟爱的女儿陈琏参加革命离家出走时，留下过这样的话：“时代既然已决定要在我与家庭间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抗拒的。”
事实上，这位父亲更是“无法抗拒”自身的悲剧。进入官场的他，一直试图保持淡泊清廉的文人操守。 一位记者来家中采访，诧异地对门卫说：“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两家，一家是陶（指陶希圣）公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
虽然在个人操守上，陈布雷极力还想保住一个读书人的秉性，但一入侯门早已身不由己：对好友张治中进行监视，为孔祥熙舞弊案作说客。始终深陷矛盾漩涡中的他只能叹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
恪守从一而终的陈布雷，把自己比作“出嫁了的女人”。因此，当得知《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辞职做官时，他专门选择记者节去函表示惋惜。
这位“军机大臣”明白自己早已油尽灯枯。曾经面颊圆满而被邵飘萍戏称的“面包孩儿”，其时已日渐瘦削干瘪，像个长年吸大烟的老太婆，“身体好像直不起来，眼睛也好像睁不开”。
后人回忆，1948 年前后，陈布雷时常念叨：“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在抗战中被敌机扫射，也还有些价值。倘使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一些可惜。”
在那年冬天，他选择了“天下最大之罪恶”的自杀。不少研究者认为，此举是出于对蒋氏王朝的彻底失望。蒋介石则在10 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
今天，人们只能从他留下的遗书中体味他当时走投无路的心境：“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国民党的“忠臣”也再未能如早年那样直抒胸臆，唯留下一声长叹：“让我安静些吧！”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链接材料】
材料一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浙江慈溪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是蒋介石的“文胆”和“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早年宣传共和，拥护北伐。1937年 7月，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召开“谈话会”，在会上慷慨陈词，其中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抗战之责任”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被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出自陈布雷之手。抗战时期，他支亲属奔赴抗日前线，掩护民主人士。抗战胜利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申报》顾问兼常务董事。1948 年 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蒋介石如失左右手，在祭文中称他为“当代完人”。
（：百度百科）
材料二 1947 年 6月，陈布雷对《文汇报》的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1948 年，他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在回答宁波同乡、立法委员毛翼虎时，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势是形势、力是力量。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毛认为陈布雷已看到总的“趋势”，在他身后仅仅几个月，南京城头就插上了红旗。
（：《社会观察》月刊）
材料三 “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
（：陈布雷最后一天日记）
（1）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陈布雷为了一篇揭露“西安事变”的文章疾言厉色、一反常态，主要是因为文章需要“抑张褒蒋”全部编造，思想言论不能自作主张。

B．蒋介石关注到声名鹊起的陈布雷，陈布雷也被蒋介石的“求贤若渴”打动，陈便寄去一张带有签名的戎装照来表达“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情感。

C．陈布雷从敢吃官司的“主笔”“横扫大军”的陈主编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宣传官，人生命运的转折也就开始了，他的一生都深陷在矛盾的漩涡之中。

D．陈布雷不但明白自己的人生处境，更明白自己的人生是怎样的结局。他对蒋氏王朝早已彻底失望，并预感到蒋介石将要下野，便选择了畏罪自杀。

E．陈布雷这位恪守从一而终的国民党“忠臣”，无法抗拒自身的悲剧，身不由己，走投无路，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未能直抒胸臆，唯留一声长叹。
（2）作者在文中树立了一个“一入侯门不自由”的书生形象，请你结合材料，简要分析陈布雷的“不自由”体现在哪些方面。
（3）“一介书生”的陈布雷为什么要追随蒋介石？结合文本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4）你认为造成陈布雷悲剧命运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汤一介
2014年9月9日晚上8点56分，87岁的汤一介先生与世长辞。尽管没能见到自己主持的《儒藏》①全部出齐，也没能见到新版的《汤用彤全集》面世，但没有人会对汤一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有任何疑问。
仅在2014年他就出席了三套大书发布会——10卷本《汤一介集》发布会、《中华佛教史》发布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发布《儒藏》“精华编”第一批100册出版首发式。此外，由他主编的《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也于7月份出版，他还亲自撰写了序言。
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汤一介的祖父汤霖为汤氏家族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汤一介1927年在天津出生后，父亲汤用彤似乎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的含义而为儿子取名“一介”，希望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这一点，汤一介以其一生的经历告诉世人，他做到了。
少年时代的汤一介饱尝了战乱流离之苦。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成年后开始独立思考人生、社会等问题。考大学时，汤一介选择了北大哲学系。
“文革”开始以后，汤一介成了“黑帮分子”，多次遭到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批斗会的开场白照例是“现在开始批判‘黑帮分子’汤一介”，接着就是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971年夏，去干校劳动的汤一介回到北京，担任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开始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学工作。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②写作班子。后来，汤一介称这段岁月是“身不由己，无心为恶”。“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此时的汤一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教学资格，重新走上他离开了多年的讲台。不久，他在北大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并整理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对于此书，学者傅伟勋认为其经历了“文革”严冬后，在政治气候还乍寒乍暖、普遍的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的困难情况下，汤一介首先想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多年来，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汤一介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己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指出“普遍和谐”是儒家思想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而在当今科技发达、人类扩张与征服欲望愈来愈强，自然与社会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普遍和谐观念”尤为重要。
此外，汤一介还于1984年12月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在其推动下，中国文化书院聘请到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杜维明等70多位海内外的学术界著名学者为导师，并多次召开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
早在1989年的秋天，汤一介就提出了编纂《儒藏》的问题。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2004年，《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启动，由北京大学牵头，汤一介挂帅，全国25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数百位学者加入到《儒藏》编纂的队伍中。
在80岁寿辰的时候，汤一介曾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显然，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悲剧。
(有删改)
【注】 ①《儒藏》收录编辑历代儒家典籍，工程浩大。明清两代，就有学者提出编纂此书，但终未实现。在教育部立项、由北京大学牵头的《儒藏》工程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②“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为“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冲破了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到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让中国哲学研究走出困境。

B．汤一介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文化书院聘请著名学者，组织学术研讨、交流会。

C．2014年汤一介先生出席了由其首创并主持编纂的《儒藏》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儒藏》“精华编”首批100册。

D．汤一介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己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当代儒学的“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

E. 《儒藏》编纂工程启动，汤一介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全国25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数百位学者加入到编纂队伍中。
【小题2】请结合原文简要分析“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在汤一介身上是如何体现的。
【小题3】汤一介为什么说“虽不能尔，心向往之”？作者为什么又说“显然，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悲剧”？
【小题4】本文主要记述汤一介一生的治学与贡献，作者是否有必要再写他成为“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成员这段史实？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梁启超的寂寞身后事
刘再复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告别了这个曾给他带来许多烦恼又让他恋恋不舍的世界，享年五十六岁。
古人云“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但梁启超却是例外。
梁启超对国民政府侧目而视，国民政府对梁启超自然也不肯放过，北平市党部做了一个针对“三一八”惨案的议决案，认为梁启超与此案曾有牵连。当时，梁启超正在协和医院治病，为说明真相，以正视听，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指出：“家叔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入春以后，忽罹重病，于三月八日入协和医院，……（十六日手术〕十七、十八两日皆昏迷，不省人事，十八日下午五六时始渐苏醒……以十六日正受麻药剖腹卧病之人，是否可以参预十八日上午发生之任何事件，此真不值一辩矣。”
梁启超逝世后，京沪两地公祭现场，都见不到国民党方面的人，也少有他们送的挽联。当时，杨杏佛曾对徐志摩说，国府对于梁启超不能没有表示，并准备去南京找蔡元培等人商议，要在国府会议上正式提出。但是，由于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案也只能不了了之。直到梁启超去世13年之后，国民政府才颁布了褒杨梁启超的明令。
这是因党见、政见分歧而导致的对于梁启超的轻视和冷落，虽然涉及到很少一部分人，但其影响却是长久深远的，尤其当国民党本握话语权之 后，在以叙事建构晚清民国历史时，故意贬低梁的作用和贡献，甚至用忽 略和遗忘的方式，使他不存在，这些都是梁启超身后遭遇中最令人痛心的。
同为清华教授的吴宓对于梁氏身后的寂寞大为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说怪其实不怪，王国维先生只在书斋里讨生活，与社会几乎不发生关系；梁启超则不同，几十年风雨进退，几度出入政治、学术间，无论人事还是国事，都牵扯到方方面面，各色人 等，说好说坏都不容易，很多人说他“善变”，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梁启超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确实很难。
谭人凤是老同盟会员，他在《石叟牌词》中指责梁氏“惜乎反复无 常……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这是来自敌对阵营的看法。
湖南名士李肖聃曾是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的秘书，他也认为梁氏“巨人长德，曲学阿世……不惜低首于群儿，逐响于众好。而中国之文气日衰，圣风愈塞矣”。他的意见大约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而胡适就从另一面指责他的“善变”，在一篇日记中胡适写道：“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般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此皆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
这种言人人殊、各持己见的情形，只能说明梁启超太庞大了，以至于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从某一角度出发去认识他的时候，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个侧面。郑振铎与上述几位就完全不同，他说：“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郑振铎与梁启超不深，却可以说是梁的知音。
梁启超身后的寂寞寥落，又似乎和他的门生故旧往往早夭有关。蔡锷过早去世，已是很大损失；范源濂等亦先于他过世，徐志摩、丁文江、蒋百里更在其死后不久便陆续辞世。
梁启超身后所受冷遇的根本原因，就隐藏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说，他的思想和主张在那个时代让很多人感到隔膜，不可避免地采取疏离的态度，而且，他的救国方案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与其说他受到某些人的冷落，不如说那个时代冷落了他。
【小题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梁启超逝世后，北平、上海同时举行公祭活动，但是见不到国民党方面的人，也少有他们送的挽联。这也正是梁启超身后寂寞在政府方面的表现。

B．梁廷灿关于梁启超生病住院的说明，有力地证明了梁启超没有参与 “三·一八惨案”，结合《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可以看出，当时的梁启超是站在执政府立场上的。

C．王国维逝世后备受哀荣，梁启超身后事寂然无闻，与二人的性格、社 会生活参与度、人事关系及对国事的热心度不无关系。

D．无论是敌对阵哲，还是梁氏故旧，均对逝世后的梁启超有所贬损，可见，历史上的梁启超确乎在伟大之中略有瑕疵。

【小题2】下列针对上述材料的分析，合理的两项是

A．山于梁启超对国民政府的侧目，国民政府对梁启超也不肯放过。在针对“三一八"慘案的议决案时，故意指摘梁启超与此案曾有牵连。

B．作为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的秘书，湖南名士李肖聃对梁氏的指责代表了当时并不少见的固守传统文化不肖妥协的那一部分人的看法。

C．郑振铎和梁启超交往并不深，伹却对梁启超的“善变”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出，只有郑振铎才算是梁启超的知音。

D．梁启超逝世后，出现各种正面、负面的评价，其原因在于他太丰富， 太复杂，人们无法全面认识他，只能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去认知。

E. 国民党在建构晚清民国历史时，故意贬低梁启超的作用和贡献，甚至用忽略和遗忘的方式，使他不存在，这是因为他的救国方案是不合时宜的。
【小题3】阅读全文，请概括梁启超身后寂寞和备受冷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