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汉语就已形成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和“通语”了。秦汉时代，语言的统一性更强，西汉扬雄的《方言》中出现了“通语”“凡语”，就是指当时的共同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建都北京。由于政治、经济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话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官话”成了明清时期的“共同语”。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完整地赋予了“普通话”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有删改)

材料二：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诚然，普通话的规范使用不是阻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遏制语言的修辞创新，而是有助于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地进行修辞创新。而经典就正是这种规范的生动体现和修辞创新的真正榜样，所以要向经典学习，展开经典朗读、诗词吟诵、演讲比赛、咬文嚼字等活动。从经典中人们会发现：语言的使用，“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有删改)

材料三：

长期以来，有人把推广普通话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政治意志，这是片面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需要有一个沟通各族人民的共通语，以方便交际，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

当今，跨区域合作、全国市场趋于一体化，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更加需要推广普通话，以方便交际，减少语言成本，促进民族地区和汉语方言区更好地分享全国市场，加快发展。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推广普通话可帮助大众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公共服务。

会讲普通话有助于争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有助于获得更高的收入，有助于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懂一种语言或方言只能跟本地人打交道，学会了普通话不仅能跟所有讲普通话的人直接打交道，而且还可以跟所有懂得普通话的讲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人直接打交道。这不仅扩大了个人社交网络，也可带来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国进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世界也面临新的变局。新形势下，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也有了新需求和新任务。有哲人说：“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古代拉丁语、法语、汉语的辉煌，今天英语的强势，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以推广普通话为抓手来全面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更具有助力国家“强起来”的重大意义。

(有删改)

材料四：

新时代，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呈现崭新局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3%以上，语言交流障碍初步消除，社会用字进一步规范；中国诗词大会等优秀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广受关注和赞誉；世界语言大会成功举办，中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语言，全球学习人数迅速增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语言文字又一次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和光辉，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这些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有删改)

国货强国:津门商界奇才宋则久

15岁时,宋则久来到天津义德泰绸缎庄当了学徒,32岁应邀到天津著名的敦庆隆绸缎庄担任经理,使该号营业畅旺,誉冠全津,每年的贸易额为三百万元以上。

天津工商界成立工商研究会后,宋则久以其威望和热情被推举为会长,该研究会定期开办提倡国货之讲坛。1912年,宋则久发起创立了直隶国货维持会,聘请社会名流顾琅出任会长,自任副会长。为了促进国货运动的深入普及,宋则久亲自撰文,在报上连日刊登。此时的宋则久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自行创办一家专卖国货的百货商场,巧的是,清末官办的天津工业售品所破产,正在进行招商承办,于是,宋则久毅然决定辞去经理职务,投资接办工业售品所,创办了天津第一家综合性百货商店。

工业售品所重新开张后,十分醒目地打出了“专卖国货”的大旗,并于1914年创办《售品所半月报》,随时印赠国货目录,向群众介绍国货产品。1915年又在所内组织音乐会,同年,为了掀起国货运动的更大声势,国货维持会在天津公园连续三天举行大会,形成人声鼎沸的盛会。1917年组织新剧团、魔术团,经常举行文艺演出活动,演出内容以宣传提倡国货为主要目的。还经常以济贫、赈灾、助学等方式向有关单位捐赠款项,以扩大影响。

接办工业售品所以后,宋则久首先遇到的问题,即是货源问题。为了开辟货源,宋则久从全国各地广泛搜罗产品,采购商品的地区不断扩大,商品的范围除日用品以外,还包括各地工艺品和土特产品。至1923年,工业售品所的经营种类已经由当初的300多种增加到4800多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商界罢市响应,宋则久首先响应。在成立的天津国民大会委员会、抵制日货委员会等爱国团体中,宋则久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国民政府镇压国民大会,逮捕了很多人,宋则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所属的爱国团体转入租界内,继续活动。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打电话警告他不要和学生们一起“闹”,宋则久据理力争,毫不退缩。“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被日本人占领。宋则久因之前的抵制活动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不断有日本浪人和特务寻衅滋事,恫吓敲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宋则久也极力维持,但是两年后,工业售品所被迫更名为“天津百货售品所”并销售洋货。日本投降后,宋则久立即恢复了专门销售国货的传统。

在那个民族工商业被各种势力打压从而举步维艰的年代,爱国商人有太多的无奈。但疾风知劲草,在手脚被缚的情况下仍能为国倾尽全力,恰见真骨气。

(有删改)

(《爱国商人:宋则久与天津国货售品所》)

非常张五常

李功耀

张五常经历独特，机遇奇佳，屡逢名师，曾师从阿尔奇安、赫希莱，并与科斯、弗里德曼、阿诺德、哈伯格等经济学巨匠亦师亦友。1966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五常，博士论文刚完成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通知，学校给了他一个博士后奖金。1967年秋天，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并在开学后几天就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拜访了经济学家科斯。过去张五常与科斯素未谋面。

他一到科斯的办公室就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阿尔钦的学生，曾经花过三年的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张五常才打量科斯，只见科斯头发斑白，戴着眼睛，正在桌子前阅读。科斯听了张五常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呀？”张五常一时无言以对，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阵子，勉强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立即站起来，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

从此，张五常和科斯成了好朋友。正如张五常所说的，尽管他与科斯没有师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1969年张五常到华盛顿大学任职时，经常会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和来信，说科斯要他们来问张五常，关于科斯的某篇文章是怎么解释的。20世纪80年代张五常到了香港，一位教授路过香港，告诉张五常一个故事。科斯到他们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截了当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个人提问时，一位听众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科斯回答说：“只有张五常。”

被美国经济学大师如此看重的张五常在香港受挫，被评为“最差的教授”，对这个结果，他倒不以为意。每次上课，只要铃声一响，张五常进入教室，整个教室顿时会鸦雀无声。只见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上一坐，把一双腿往讲台上一搁，就有声有色地讲起来。在课堂上，学生们或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讲，张五常思维快如闪电，稍不留意，其精妙之处就会失之交臂；或是会哄然大笑；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又会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大课，还是开小课，每堂课都会爆满。香港大学有一个可以容纳350人的大教室，张五常在这个大教室开课已有多年，但是每次开课都有后来者席地而坐，对于学生迟到早退，他都“悉听尊便”。

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依书本讲授，只会限制自己思想的表达和灵感的迸发。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张五常教书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写一本教科书。因为，在他看来，书中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老师多说的，任何一个国际上有分量的教授从来不会依书而教的。而老师在上课时讲过的东西，学生必须在课堂内，尤其是在课堂外，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消化，这样学生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因此，张五常上课，重点在于给予学生思路，给予学生启发，教给学生的重点不是经济学的知识，而是如何利用经济学的推理、方法及假设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节选自《乐龄时尚》2008年第9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