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对子

袁省梅

爸揉着肩膀说，今年的对子，你给大伙写吧。大学生哩。

羊凹岭的人把“对联”叫“对子”。

我说，那有啥啊？我写就我写。

柜子上已经放了好多的红纸，都是邻居送的。门口贴的大对子，屋墙上贴的小条子，门上贴的斗大的字，都是父亲写。不知写了多少年了。印象中，每年刚过了腊月二十三，就有人送来红纸。过了腊月二十五，到年跟前了，家里的活多得绣疙瘩，父亲却什么都不干了，从早到黑，坐在炕桌前写对子。母亲一会唤我扫院子，一会叫弟弟拉风箱，她两手浸在面盆里，要蒸过年的花馍，还要洗萝卜剁肉馅包饺子，就是不催父亲一下。

写对子，就是父亲年前的活。

父亲盘腿坐在炕桌前，一会儿抓大笔，一会儿握小笔。大笔是写院门上大对子的，小笔是写小条子的，屋墙上的“身体健康”“福如东海”，三分宽的小条子，要用小笔写。墨已经研好了，纸也裁好了。不用父亲动手，这些，有人做。父亲开始写字，桌前炕下就围了人，大人，孩子，都有。看写字，也有等着拿对子的。父亲坐在炕桌前，把一支毛笔在砚盒里舔了又舔，不说话，看笔。提起笔，顿一下，运气似的，才按下笔，刷刷刷，刷刷刷，四个字的小条子，七个字的大对子，就写好了。写好，还是不说话，提着笔，让人展着对子看，摇头，不满意的样子。没见过父亲点头，对自己的字。周围看的人却点一下头，再点一下，说，满羊凹岭，就叔写的好。

裁纸。研墨。润笔。

父亲让我在自家的对子上写，别把邻居的对子写坏了，又得花钱买纸。我心里一鼓一鼓的，不服气。可刚把毛笔按在纸上，手就开始抖，一抖一抖地按不住。七个字，写得很艰苦，出了一身白毛汗。

刷刷刷，父亲坐在炕桌前，也写了一副同样的字。

父亲把两副对子摆在一起，让我看。我说都一样，都是一个是一个。嘴硬。

一个还能成两个了？父亲笑得笔上的墨都筛到了桌上。

父亲的字还是硬朗，遒劲，起承转合，自然而然，我在心里说，嘴却硬，贴墙上谁看呢？一场风一场雨，就烂的看不清眉眼了。

海海来了。海海不识字。他家的对子年年都是叫我帮忙贴。

父亲让海海看哪副好。

海海搓着一双糙手，呵呵地笑，端详了半天，说，这副好。他指的是父亲写的对子。他说，这上头的字瞅着稳当，结实。

我的脸胀得像谁捏住了脖子。

海海拿着他的对子走了，是父亲给他写的。他说，叔写的对子好，看上去稳当，结实。

还是这句话。

父亲说，不要小看羊凹岭的人，人粗，心眼亮着嘿。又说，写字，要用心，手到，心就要到。初一早上，巷里人都来给父亲拜年。每年都是。本家的，旁姓的，都来，很热闹。与父亲同辈的叔伯，老胳膊硬腿的，跪在我家祖宗牌位前，说是给祖宗磕个头。父亲不让，早都跪下了，说一年就一次。晚辈来了，也是先给祖宗磕完头，又给父亲磕，给母亲磕。

母亲高兴，父亲也高兴，忙着递烟端茶，抓一把花生一把红枣，塞到娃娃的口袋。

我的大学还没毕业，母亲病逝。寒假回家，家里清锅冷灶，我的心情也清冷伤感，看着父亲满脸黑深的皱纹，我想父亲再不会给邻居写对子了。可是，刚过二十三，父亲到巷里碰到邻居，就叮嘱，今年早点把红纸送来，他妈不在了，写完了，还要准备年饭理。家里又像往年一样，人来人往，说笑不断。年跟前时，巷里的婶子嫂子也来了，她们不往对子上凑热闹，她们一来，就帮我揉面蒸花馍、煮肉包饺子。年三十祭神祭祖的鞭炮，我家是巷里第一个燃放的。因为我家的饭菜早早就准备好了。

父亲叹口气，说，看邻居对咱多好，就帮人写个对子。揉揉肩膀，又说，哈时候你能给人写对子？我也好歇歇。我不敢看父亲，盯着门上的对子看，看得心里涌涌荡荡的。

（摘编自小说集《生命的储存罐》）

锄

李锐

拄着锄把出村的时候又有人问：“六安爷，又去百亩园呀？”倒拿着锄头的六安爷平静地笑笑：“是哩。”

“咳呀，六安爷，后晌天气这么热，眼睛又不方便，快回家歇歇吧六安爷！”六安爷还是平静地笑笑：“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

“咳呀，锄了地，受了累，又没有收成，你是图啥呀六安爷？”

六安爷已经记不清这样的回答重复过多少次了，他还是不紧不慢地笑笑：“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斜射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在六安爷的脸上，渐渐失明的眼睛，给他带来一种说不出的静穆，六安爷看不清人们的脸色，可他听得清人们的腔调，但是六安爷不想改变自己的主意，照样拄着锄把当拐棍，从从容容地走过。

百亩园就在河对面，一抬眼就能看见。一座三孔石桥跨过乱流河，把百亩园和村子连在一起，这整整一百二十亩平坦肥沃的河滩地，是乱流河一百多里河谷当中最大最肥的一块地。西湾村人不知道在这块地上耕种了几千年几百代，西湾村人不知把几千斤几万斤的汗水撒在百亩园，也不知从百亩园的土地上收获了几百万几千万的粮食，更不知这几百万几千万的粮食养活了世世代代多少人。但是，从今年起百亩园再也不会收获庄稼了，煤炭公司看中了百亩园，要在这块地上建一个焦炭厂。两年里反复地谈判，煤炭公司一直把土地收购价压在每亩五千元，为了表示绝不接受的决心，今年下种的季节，西湾村人坚决地把庄稼照样种了下去，煤炭公司终于妥协了，每亩地一万五千块，这场惊心动魄的谈判像传奇一样在乱流河两岸到处被人传颂。一万五千块，简直就是一个让人头晕的天价。按照最好的年景，现在一亩地一年也就能收入一百多块钱。想一想就让人头晕，你得受一百多年的辛苦，流一百多年的汗，才能在一亩地里刨出来一万五千块钱吶！胜利的喜悦中，没有人再去百亩园了，因为合同一签，钱一拿，推土机马上就要开进来了。

可是，不知不觉中，那些被人遗忘了的种子，还是和千百年来一样破土而出了。每天早上嫩绿的叶子上都会有珍珠一样的露水，在晨风中把阳光变幻得五彩缤纷。这些种子们不知道，永远不会再有人来伺候它们，收获它们了。从此往后，百亩园里将是炉火熊熊，浓烟滚滚的另一番景象。

六安爷舍不得那些种子，他掐着指头计算着出苗的时间，到了该间苗锄头遍的日子，六安爷就拄着锄头来到百亩园。一天三晌，一晌不落。

现在，劳累了一天的六安爷已经感觉到腰背的酸痛，满是老茧的手也有些僵硬，他蹲下身子摸索着探出一块空地，然后坐在黄土上很享受地慢慢吸一支烟，等着僵硬了的筋骨舒缓下来。等到歇够了，就再拄着锄把站起来，青筋暴突的臂膀，把锄头一次又一次稳稳地探进摇摆的苗垅里去，没有人催，自己心里也不急，六安爷只想一个人慢慢地锄地，就好像一个人对着一壶老酒细斟慢饮。

终于，西山的阴影落进了河谷，被太阳晒了一天的六安爷，立刻感觉到了肩背上升起的一丝凉意，他缓缓地直起腰来，把捏锄把的两只手一先一后举到嘴前，轻轻地啐上几点唾沫，而后，又深深地埋下腰，举起了锄头，随着臂膀有力的拉拽，锋利的锄刃闷在黄土里咯嘣咯嘣地割断了草根，间开了密集的幼苗，新鲜的黄土一股一股地翻起来。六安爷惬意地微笑着，虽然看不清，可是，耳朵里的声音，鼻子里的气味，河谷里渐起的凉意，都让他顺心，都让他舒服，银亮的锄板鱼儿戏水一般地，在禾苗的绿波中上下翻飞。于是，松软新鲜的黄土上留下两行长长的跨距整齐的脚印，脚印的两旁是株距均匀的玉茭和青豆的幼苗。六安爷种了一辈子庄稼，锄了一辈子地，眼下这一次有些不一般，六安爷心里知道，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锄地了，最后一次给百亩园的庄稼锄地了。

草帽面

宋梅花

甘城的这个夏天，确实热得古怪。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在甘城小学旁的一条小巷内，来了个卖热面的，卖的是普通的葱花肉丝面，可人人都说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面的香味。常常凌晨两三点了，还有很多人坐在那里吃的吃等的等，像好久没吃东西了。随后再有人来，就找个地方，或站或坐，边聊边等。

卖汤面的小摊主，推着板车，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到来。板车篷架上挂着一张旧招牌，写着三个并不漂亮的毛笔字：草帽面。小摊主的头上总是戴着一顶草帽，从没摘下来过，像是他做生意的象征。

要吃面的人很快就排队了。吃草帽面，好像成了这个夏天的一种时尚。就是那些在酒馆茶馆刚出来的人，也往往会相约一句：“走，吃草帽面去！”无论吃面的队排得多长，卖面的师傅总是不紧不慢，不吭一声，一碗一碗地细心配料。他卖的面条，不是超市里买的机器面，而是手工制作的碱水面，一天就准备那么多。卖完后就大声说：“面没了！”语气中含着三分遗憾和五分歉意。后面的人听了，只能摇摇头，等明天晚上早点来吃了。

在他们心里，草帽面比大闸蟹还要好吃，还要香。

那头有个摆摊烤羊肉串的，看见草帽面生意火爆，非常羡慕。烤羊肉串的悄悄观察了好几天，不久便也卖起热面来。并且做了个漂亮的大招牌，人们只要经过那条巷口，就能看到“草帽面”三个金色大字。

小巷似乎更热闹了。烤羊肉串的很快就尝到卖草帽面的甜头。可好景不长，到他跟前吃面的人就越来越少。那些人宁愿排队，也要等那个老摊摊的热面吃。烤羊肉串的就纳闷了。他悄悄地拉住一个老吃面的人问：“为何人们都爱吃他的面？我的面条无论是材料还是做法，都和他做的差不多啊！”那人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后说：“因为你的头上没戴草帽啊！”“啥？这怎么说？都是草帽面，跟戴不戴草帽有什么关系呢？”

那人望了望那顶“草帽”说：“关系可大了。你知道吗？他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是炊事班班长。有一次抗洪抢险，他差点被洪水冲走，幸亏被一块大石头挡住，才保住性命。可他的一块头皮，却被什么东西旋走了，从此留下一个很难看的大疤。为了生活，为了家里人，他才晚上出来卖热面。很多人去吃他的热面，除了面好吃，主要就是冲着他头上的那顶‘草帽’啊！”

三天后，烤羊肉串的老板又出摊了。不过不是卖热面，而是照旧烤羊肉串。只是在他身后，多放了些小塑料凳。很多要排队的人，都可以坐在他这儿等着吃草帽面。渐渐地，烤羊肉串的生意也给带动起来了。

（选自2018年第2期《微型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