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书法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它是由中国方块文字生发出来，凭借视觉语言，通过线条技巧、字体样式、章法布局和风格特征来抒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它寄托着中国文人对自由精神的终极追求。

传说在黄帝时代仓颉创造了文字。从字体的演变发展来看，中国文字大体经历了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春秋战国时期金石竹帛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至今的楷书等六个阶段。从字体的审美角度来看，汉字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篆、隶、楷书，它们结构均衡内敛，如雄兵列阵，壁垒森严，具有静态美；另一类是行、草书，它们结构欹斜飘展，如花飞花发，云卷云舒，具有动感美。正如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指出的：“书凡两种：篆、隶、楷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

正是汉字深奥玄妙、变化多端的形态，扩展了我们对书法艺术摹写和创作的审美维度，由此产生了中国历代的书法大家。汉字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创作已成为中国文人的自觉常态，出现了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家群体。历经唐宋元明清时期，欧阳询、颜真卿、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邓石如等众多书家群星灿烂，他们留下的作品也成为后世临摹和借鉴的典范。

正如古希腊艺术遵循“黄金分割”一样，汉字也有其独特的造型规律和结构组织。故而在书法的表现上，历代书家都注重字的形体结构，遵循一定的法则。所谓“点画调匀，上下均平”“左缩右伸，画短直长”就是对书法形体构造很好的概括与归纳。当然，书法单纯地追求稳妥、均衡和秩序，易导致法度森严，压抑人的情感，束缚人的创造。因此，精神上的审美追求构成了书法创作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自书法艺术产生以来，历代书家都强调书法创作是情感的抒写过程，是对自然理想化的摹写。他们在书法临摹与创作过程中，注重心灵的感受和精神的追求。据《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仰天”与“俯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代书家的文化性格特征，甚至直接被用来作为书法审美的基本原则。从汉唐时期开始，书法又始终围绕着“载道”这个轴心。《说文解字》云：“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这是中国文字独有的精神审美所在。

中国古代书家在创作中灌注了精神上的寄托，企图以此获得心灵上的自在。他们在作品中追逐书法个性的张扬，试图达到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精神境界。如钟繇的《宣示表》结体自然，沉雄浑厚；陆机的《平复帖》古朴秀美，潇洒随意；王羲之的《圣教序》风流高华，俊逸清新；米芾的《蜀素帖》不激不励，雍容大雅；王铎的《草书诗卷》恣肆奇崛，参差错落……所有这些伟大作品，无不以意蕴深醇、风规自远感染并浸润着我们。

（取材于罗中玺的《书法的审美意识与评判标准》）

材料二

当代书法是从传统文化的“断层”“决裂”中走过来的。传统士阶层的消亡，社会文化土壤的改变，促使书法与其实用性逐渐剥离，使其艺术性更显纯粹。20世纪以来，殷墟甲骨、武威木简、楼兰文书、敦煌经卷等丰富的书法文物的出土，改变了传统书法史的叙述，也改变了书法审美、书法品评的标准。在此背景之下，“民间书法”“艺术书法”“学者书法”“现代书法”等流派纷纷登场。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交流与相互影响，加上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古老的中国书法即使再“艺术”，也不能关起门来无视“窗外的风景”。何况，中国文化向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有吸收、融合一切外来文化的气度与能量。一些当代中国书法作品在装饰装潢等方面就汲取了西方艺术的灵感。这些既是传统的书法艺术在当代的境遇，也是书法品评标准“多元化”的表征。

虽然“多元化”是当代书法的一大特征，但书法品评也存在着共同的标准，那就是品评的“视觉化”。“视觉化”将依附于书法中的非书法因素（如创作者的道德情操、社会影响等）进一步剥离，可以说是更“本体化”了。“视觉化”特征的不断强化是基于这样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即展览成为当代书法创作与审美的主导力量，书法艺术已经从传统的书斋式进入了现代展厅式的艺术语境。在书斋语境下的书法品评，注重的是作品与作者的合一，甚至更关注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因素。例如，在领会了颜真卿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精神之后，再来欣赏他的书法作品，会更深入地体会到其中大气磅礴、雄浑豪迈的气势。但是在展览语境下，作品是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人的因素隐逸于作品背后。而且更多时候观者与作者是分离的、陌生的，观者只对作品品评，可以说是针对作品的纯形式品评。尤其在竞赛性展览中，品评是通过作品而认识人的。

“视觉化”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书法作品欣赏方式的变化。传统书斋式的书法欣赏与品评大多是文人间的展玩、交流，对其展玩的过程更感兴趣，书法作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媒介。例如，古人欣赏手卷的方式是从右往左看，如同我们阅读古书一般。观看时每次从圆形木轴那侧展开，看过的部分暂时先松散地卷在手卷的木条周围，欣赏时每次展开约一臂的长度。在欣赏完之后，观者需要从后往前、一段一段地将手卷再卷回去。当然他完全可以只是迅速而机械地回卷一遍，但有些鉴赏家更喜欢在回卷的过程中从左到右反向欣赏一遍，且不时地停下来回顾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细节。现代展厅语境下的书法品评则是“看图式”的，观众对作品一览无遗，并没有机会亲自展开作品慢慢欣赏。当代书法品评与展览关系紧密，学书之人莫不口言展览。展览的兴起，评选机制的逐步完善，更加突出了品评书法以作品说话的特征。

总之，当代书法品评标准的“多元化”与“视觉化”推动了当代书法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近年来在重要书法展评中，多次强调了对貌似个性张扬实则书写技能低劣的“丑书”的批判；利用高科技手段丰富了书法作品欣赏的方式；增加了现场面试作者的要求，重新强调了对作品背后人的因素的重视……可以说，传统书法品评正在做当代的回归。

（取材于梁文斌的《书法品评的标准问题》）

材料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这是自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后，连续三年被写入报告。

2016年3月，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引发全球对“人工智能”

的关注。人们惊奇地发现，人工智能已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其学习能力和智能化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如今，在社会各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深刻改变了产业形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3月《人工智能连续三年被写入报告新技术正改变未来》）

材料二：

（数据：中商产业研究院《2017年人工智能行业创业投资情况分析》）

材料三：

2013年以来，关、德、法、英、日、中等国都纷纷出台了人工智能战略和政策。各国人工智能战略各有侧重：美国重视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科技领先和国家安全的影响；欧盟国家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隐私、尊严等方面的伦理风险；日本希望人工智能推进其超智能社会的建设：而中国人工智能政策聚焦于实现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化，助力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各国政策在研发重点和重点应用领域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从2009年至今，中国人工智能政策的演变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其核心主题词也在不断变化，体现了各阶段发展重点的不同。国家层面政策早期关注物联网、信息安全、数据库等基础科研，中期关注大数据和基础设施，而2017年后人工智能成为最核心的主题，知识产权保护也成为重要主题。综合来看，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中国制造、创新驱动、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研发。

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其中《中国制造2025》处于人工智能政策引用网络的核心，在地方人工智能政策过程中发挥着纲领性的作用。通过政策发布数量来看，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活跃的发展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

（摘编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

材料四：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安全防护提供了一条全新思路，但与众多强大的工具一样，人工智能平台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更可能受到网络不法分子的利用。由于人工智能推动设备智能向场景智能演进，主动调动各种场景的功能为人们提供服务，这就让安全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不法分子有可能通过“机器人黑客”来发动精确的漏洞攻击。

同时，由于物联网的发展，联网设备大量增加，在居家和办公室环境中，所有智能设备间实现互连的情况也将带来更多的安全漏洞。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形势，单一设备、单一领域和单一系统的安全解决方案哪怕再强，也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安全需求。构建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系统化安全防护方案，通过自主学习解决不同的安全问题，对企业构建安全防护墙至关重要。

（摘编自科技世界网2019年3月《用人工智能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材料一：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日前发布《2017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报告。报告调查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南非、埃及、土耳其、以色列、印度尼西亚、巴西 15 个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度。

表一 2017 年度问卷涉及的中国文化符号

图一 中国文化符号认知度比较（得分区间为 0-5 分）

（摘自《2017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2018.10）

材料二：

如今，武术功夫的对外传播形式更加丰富，融合了现代元素，在海内外获得了很多粉丝。武术功夫类 词汇的广泛传播，关键因为这些词汇有着较为具象的传播载体——电影。即使在南非这样对中国话语的报 道并不频繁的国家，武术功夫类词汇仍有着较高的“存在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功夫片的强大影响力。

中国影视作品在海外热播，生动讲述中国故事，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民众通过影视剧对中国有了更真实、 更接地气的认知。在一批优秀中国影视节目的推动下，“买单”“麻将”“户口”“关系”等中国特色词汇及“你好”“谢谢”“对不起”等日常生活礼貌用语逐渐被国外民众熟知。

（摘编自《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报告》2018.2）

材料三：

近几年，我国大力开展对外翻译传播活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翻译实践中，受众意识不足的现象并不在少数。一些译者在译前准备时没做好充分考证，尚未真正理会典籍精髓就生搬硬套，想当然地选词 用句，不仅缺少受众意识，甚至连典籍文化风貌都难以还原。

时政话语在对外传播时，海外受众的理解或多或少打了“折扣”，存在着不接受甚至不认同的情况；一些民生新闻报道也难以为海外受众所喜闻乐见。除了意识形态不够合拍，受众所惯常的语言表达偏好、舆论导向、传播方式与渠道等差异也都是触发这些不和谐现象的关键所在。

刘慈欣、残雪等作家的作品译介是较为成功的个案。他们的翻译文字特色符合目标受众的文学审美，能唤起目标受众的阅读兴趣。由外国译者主导，中外译者合作的译介主体应是较为理想的结构模式，这样既可以保证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同时保证了译本对于原著的尊重与忠实度。相互契合的主体经验促使译者能产出与原作“等身”的佳译，而受众能积极接受译出语的信息，更易于沟通，是顺利传播的保障。

（摘编自陈行舟《受众意识在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2019.4）

材料四

在跨文化传播中，互联网以其即时、互动、多媒体、海量信息等特性促进了信息的互通互联，对于国 外受众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从不同渠道所传播的中国文化信息的可信度上 看，可信度最高的是家人和朋友，其次是互联网，再次是报刊杂志，排在最末的是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国内外民众借由新媒体实现的人际信息活动交流越来越多。

每一个中国人，在与外国人进行工作、学习、日常生活的交流时，也在无形中传播着中国文化。

（摘编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与意愿》2017.6）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不仅令人神往，更给人以辽阔的想象空间，至有“如果宋朝文明的发展不被（女真族和蒙古族的入侵）打断，中国能否独立发展出现代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甚至“中国能否独立发展出现代科技”这样的假设出现。遗憾的是，这种假设恐怕永远只能停留在想象中。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事在历史上实际没有发生，还因为有证据显示，这些事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发生——至少在科技方面是如此。事实上，早在“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灭亡的悲剧性事件前半个多世纪，宋人的科技创造力已经在明显下降了。事实说明，相比于来自外部的干扰，宋代科技，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科技，在辉煌过后的迅速衰落，更可能是在某种内在趋势的作用下发生的。特别是考虑到北宋灭亡的突然性——事实上直到“靖康之变”前夜，当时的北宋王朝还被时人视作完美的“太平盛世”，甚至是北宋建国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这种衰落同样无法用大的历史政治背景或所谓“王朝兴衰周期率”来解释，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植根于每个宋人思维和行为方式中的无法逆转的原因。

 (摘自苏湛、刘晓力《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但到了19世纪之时，中国的科技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却越拉越大。这样的局面与清王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大体上继承了明朝的统治衣钵，继续以科举取士制度笼络知识分子，崇尚宋明理学且鄙薄科学技术，并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密的思想禁锢。清朝对东南地区的残酷镇压，严重摧残了当地的社会经济。重农抑商与海禁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海外贸易萎缩，失去了世界市场，也使手工业缺少发展的资金与动力。在保守、闭塞的环境中，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夕，与同期在科学技术上突飞猛进的西方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摘自搜狐网）

材料四：

让我举几个年份把中西历史配一配：明朝的永历帝被杀后五年，牛顿发现了地心摄力（1666）。再隔一百零四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770）。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全书馆后十年，美国独立成功（1783）。过了二十四年，美国赫德逊河内第一艘汽船下水（1807）。七年后斯蒂芬生的火车试验成功（1814）。又十四年美国第一条铁路筑成（1828）。我们的国运从那时起走上噩运了。过了十二年鸦片战争开始，而美国却正在庆祝电报成功（1840），是第二次欧战开始前一百年。又二十年林肯当选总统，而我们却正遭英法联军的攻击，天津北京失守（1860）。林肯被刺前一年洪秀全自杀（1864）。可是五年后，美国第一条横断新大陆的铁路却筑成了（1869）。下一年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创办他的美孚油公司，钢铁大王卡内歧的炼钢厂也在这年开始出货。太平天国失败后，西太后垂帘听政（1875）的翌年，美国的电话发明成功。美国工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二十五年中，我们却给日本打了一个败仗。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时（1897），美国的工商业已经成年了，号称十亿金元的摩尔根钢铁公司准备出世（1901）。这几年中，我们是闹变法，闹立宪，杀了不少人，最后法未变，宪未立，发生了义和团。

（摘自《费孝通游记：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

材料一：

老年人往往多病共体，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高发人群，又有失眠、头痛、腿脚疼痛等各类小病小痛。跟儿女说多了，儿女会嫌太啰嗦，医生大夫也大多没有耐性听老人详述病情。保健品、器械的推销员正是钻了这个“耐性的空子”，让老人们信任保健品商家胜过信任其他人。

就全国而言，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去年一年就接诊了79．3亿人次。巨大的数字意味着，分摊到每位患者身上的诊疗时间寥寥无几，实际情形往往是“排队俩小时，看病半分钟”。医疗服务供给则跟不上老龄化步伐，医疗服务体系没有针对老年人特点给予合理照护，目前来看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

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强供给，满足好老年群体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生病主要原因是身体机能退化，预防、诊疗、康复、护理等医疗环节不应只关注疾病本身，而应该多方面、多学科、全方位协同来关注老年人整体感受，包括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

（选自《治治“坑老”的保健品陷阱(人民时评)》）

材料二：

目前会议营销已成为我国保健食品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会议营销的特殊性则令监管部门和业内专家十分挠头。

在会议营销现场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产品，其中不少为合法正规产品，在注册审批备案、标签标识声称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在日常产品抽检中都能顺利过关；而企业人员在会议现场进行的违法宣传和销售等情形，又面临着定性难和取证难的问题。会议现场往往会有营销人员对参会人员进行把控，只允许熟悉的老人入场，执法人员很难进入现场取证。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表示，会议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往往会产生违反《食品安全法》经营销售、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违法企业用严重高于产品价值的价格销售产品，使消费者利益受损。

食药监管部门和工商部门分别负有相应的监管职责，政府应加强部门联动监管和衔接的制度设计，尽可能突破取证、定性难题，防止因职责交叉造成监管缺失。

（选自《保健品市场乱象令人触目惊心》）

材料三：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更多地偏向情感相关的导向，往往高度关注亲情、人际关系以及身体健康等。而往往那些忽悠人的骗子都有着相似的“套路”：首先打亲情牌，跟老年人唠家常，接着给老年人一些小恩小惠，提供免费体检等服务，再然后就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老年人从众心理在起作用。老年人脱离社会工作岗位时间过长，往往与主流社会脱节，不能全面获取信息。有的时候老年人会为了使自己不处于孤立、低落的状态，行为都会受“从众心理”驱使，会盲目地购买。老年人相对更容易贪小便宜，且又有着太强的“自尊心”，即便知道被骗后也往往难以向子女启齿。就是很多骗局盯上老年人的重要原因。

子女可以多多陪在老人身边，耐心、积极地和老年人交流，使老年人感觉到安全与陪伴，并让老年人相信子女才是最可信的人。今后一旦有骗子要打他们的主意，让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与子女商量，减小被骗的可能性。

（选自《关于老人受骗我们可以做什么？》）

材料四：

老年人遭遇骗局后不愿寻求帮助的原因

（选自《理财、保健品处处有陷阱 老年人缘何成诈骗重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