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是文明古国，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文化产业总值占GDP总量的比重，美国是25%左右，我国仅在3%上下。2017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5462亿元，占GDP比重仅为4.29%。城市方面，目前只有杭州2017年的占比达到了24.20%。

2018年4月，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在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上提出了新文创的概念。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新文创概念的提出，的确符合当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生态的发展趋势这些年，为嫁接“互联网+”概念，2016-2017年国家层面的文化产业政策调节所针对的一大重点就在于新兴文化产业。其中2016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创意产业”。

按照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的理解，所谓新文创其实是一种更加系统的发展思维，即通过广泛的主体连接，利用VR、AR、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推动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从而实现高效的数字文化生产与IP构建。新文创本质上是利用“文化+科技”的融合打造文创IP，重构文创内容生态。

（摘编自《2018年中国城市新文创活力指数报告》）

材料二：当传统文创产业转型加速，新文创便不再局限于传统业态，而是以科技为驱动，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用户的文化体验、生产端的文化思维等，淡化娱乐，突出文创。

新文创的崛起，需要产业的支撑，更需要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力量。文化始终是IP的灵魂所在，产业则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灵魂与动力，缺一不可。

在这种理念下，强势IP《王者荣耀》能走到今天，除了玩法本身，很重要的一点是融入了许多中国传统经典人物，让人们在游戏中体验文化。腾讯动漫的漫画《一人之下》有道家文化的影子，腾讯影业重点打造的《藏地密码》等影视作品，也是看到了其深厚的文化价值。

文化从来都不是速成品，在新文创的时代，产业融合有了更大的空间，资本运作有了更广的天地。然而，要打造一部好的作品，更需要沉下心来，需要多年的精心雕琢。这既考验着产业的定力，更考验着创作者的耐力。这个过程是长线的系统工程，需要充足的匠心，需要更开放的连接协作。

（摘编自李慧《新文创呼唤更多匠心》）

材料三：2018年6月27日，北京电影小镇建设正式启动计划在2018年年底完成一期建设，2019年全部完工。届时北京电影小镇将依靠电影产业、其他文创产业的发展来助力推动黑庄户乡的建设发展与振兴。

如今，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但这些资金变成实际操作的东西也需要有一定的载体，而这些载体特别是电影产业等则需要一定的土地。对于国内的很多乡村来说，土地很多，但缺少的是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等要素，而文化产业则是最适合进入乡村、拉动乡村发展的产业之一。同样，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大片土地，乡村也可以解决。如此看来，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是相辅相成的。文化产业没有污染，同时乡村也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创新源泉，可见，文化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理想选择。

另一方面，从农村这个角度来看，想要振兴，就一定要和城市结合起来，把城市的资金、人才、产业引到广大农村，二者融合发展。实际上，即将建成的北京电影小镇就是以文化产业带动乡村发展的优秀案例。

同时，北京电影小镇以广大的土地为基础打造配套居住区、电影产业核心区、文化旅游生态区，聚焦生产——生态——生活，形成“三生”融合的特色小镇空间格局。北京电影小镇的这种发展模式或许将成为未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典范。

（摘编自《北京电影小镇：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

10月1日至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一一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一一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荻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固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一一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一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利技日报》，2018年10月)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卉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佶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竞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l.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

“我用手机支付宝扫一扫，付完款后便可享受到舒适的按摩服务。”日前，市民罗先生到嘉兴八佰伴购物中心一家火锅店吃饭，由于该火锅店人气格外火爆，因此不得不在外面排号等位。为了打发时间，罗先生干脆就在附近一台共享按摩椅上做起按摩来。

不仅仅是共享按摩椅，在全国多地的机场候机室、车站候车大厅、商场、餐厅等位区，近年来纷纷出现了如迷你唱吧、抓娃娃机、心愿盒子等设备。这些设备虽然无人值守，但是每当人们遇到等候乘机、等候乘车、等候吃饭、等待观影、等朋友等一个个“等待时间”时，它们便会显示出可观的“吸金”能力，成为人们打发碎片化时间的新选择。消费者获得了娱乐体验，商家瞄准碎片化消费需求，以低成本换来高收益的“等待经济”应运而生。

如今，“等待经济”已成为城市消费新热点，究其原因，应是等待经济能根据不同的等待场景，提供不同的娱乐和体验选择，并且操作简单、价格便宜，满足了消费者轻娱乐的需求。通常，在短时间内，消费者若能获得一种便捷式的愉悦感，便不惜自掏腰包为之买单，让等待的时间从“焦灼”的状态，变成一种“舒缓”的状态。

不仅如此，随着消费者特别是年轻群体消费能力的逐步提升，以及移动支付等现代技术手段的日益普及，“等待经济”还会延续发展，而针对消费者的零碎时间以及对某一项消费不断细分且具有消费升级体验的商业模式也会越来越多，消费者也将有更多选择。

众所周知，消费群体决定市场走向，“等待经济”也验证了这句话的真理性。此前，就有经济学者指出，以碎片化消费为特征的“等待经济”，是消费升级趋势下商业营销和消费需求实现精准对接的产物，虽然一些碎片化消费项目并非消费者的生活必需，但由于其将原本被视为无聊的等待时间变得充实有趣，而愈发受到消费者青睐，正由额外消费向常规消费转型升级。

现实中不乏“等待经济”的“网红机”红不起来的状况。设备的品质，投放的位置以及体验能不能升级、创意能不能翻新，都是影响产品热度的因素。比如国联证券分析认为，就点位投放角度来看，共享按摩椅与无人货架类似，优质点位是有限的，这也意味着投资者在投放前不能只看市场铺设数量，还要认真做好市场调查。

“给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提个醒，要把虚假繁荣的情况考虑在内。”业内人士分析，经营者事先考察的流量很有可能含有一定水分。比如越是人们有等待、休憩需求的场所，越需要座椅功能，设置在这类场所的共享按摩椅，只坐不消费的情况往往也会更多。在迷你KTV里，只乱唱但不点歌的情况也有不少。

的确，通过对时间的精准计算，用一些可以用得上的、舒适度高、新奇有趣的产品，填满原本浪费在发呆上的碎片时间，这种方式很为人们喜闻乐见。然而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用，对于时间的计算和利用将越来越精准高效。过去人们在马路上叫的士都是一等半天，现在有了网约车，可以精准地出门，等车的碎片时间就被“消灭”了。未来人们的时间计算将会更加精准，对于时间的利用也将越来越充分，到时候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针对碎片时间的生意可能就没那么好做了。到了那时候，人们想要“浪费”的时间，很可能将是被计划出来的彻底用于放松身心的时间。

（摘编自王小舒《微博橙子辅导》）

材料一：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19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现象在部分国家出现。1851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此后，瑞典、挪威、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步入老龄化。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逐渐向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扩散，进入21世纪，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2015年，全球有6.17亿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预计到 2020 年，13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到2050年全球将有16亿老年人，届时将有94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1%，其中有39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达28%以上。

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2002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政策，积极老龄化观念被纳入各国发展框架。

（摘自《全球老龄化状况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二：

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态势，2017—2021年

全面两孩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略有下降，而老年人口数量不会有任何差异。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会降低0.5个百分点，而到2050年也仅降低1个百分点，全面两孩政策无法缓解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1世界后半叶，中国将处于超稳定和超高的老龄化态势，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达4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35%。从世界经验看，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以提升生育率进而改变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往往很难奏效。应对乃至引领中国的老龄社会，需要在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设计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社会、人口政策的框架体系。

（摘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材料三：

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0%；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突破两亿的国家；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达到4.87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的四分之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00年—2005年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22%，同期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失能化、高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亿，占老年人口总量的22.3%，占世界高龄老年人口的的四分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留下来的大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不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与“边富边老”甚至“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未富先老”，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

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人口负担比加重，同时也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老年人口增多，特别是高龄、患病老年人增多，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并且提出更多方面的要求。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身体较弱，有病的相对较多，对卫生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人口群体的特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预示着在社会总需求中，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摘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