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北方山水

舒国治

在荒旷处找山水，是为游赏北方山水之宜。北境地土迢辽，行路多赖车马，不靠舟楫。明人袁小修《游居柿录》中所记种种纵一苇之所如，随荡随泊，以舟作屋，则是“南船”之玩法了。今人游武夷山，以小舟慢划九曲溪，抬头转脖张口盯看奇景罗列，与时更换天然屏风，可谓目不暇接之极例；好则好鼻，却有一点满桌山珍海味要在一顿饭里吃完之憾。

过于紧密的经验，即使绝佳，令人往往刻记不住。逃难中一碗绿豆稀饭常更久存念中。

唐人张文成小说《游仙窟》，场景在今甘肃近青海的积石山，黄河走经。今天游人学者会去的“炳灵寺石窟”，周围形势，当得仿佛。只是今人多以快艇疾行于刘家峡水库，波涛激溅下抵达，这种自海上望见陡崖石刻，备感惊奇，然途程也稍便捷了些。《游仙窟》开卷谓“嗟运命之迍邅①，叹乡关之助邈………日晚途遥，马疲人乏.……向上则有青壁万寻，直下则有碧潭千仞”，显然是风尘仆仆的陆路荒行后所见。

积石山在兰州西南，往河西走廊、往丝路而去的游人，常因径奔西北而略过不去。今日群山荒凉，却又水深岩峭，真是千秋奇景。山后有山，正发人无限遥想也。

在荒旷空枯上行旅，常能获得一袭渐近绝景前的隔，如张文成所谓“张骞古迹，十万里之波涛；夏禹遗踪，二千年之坂碰”。而日晚途遥，常是感怀奇景的微妙时刻。长程跋涉，步步攀爬，到了高处，最是令人各念俱涌，甚至慷慨欲悲，是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然要有天地悠悠之感，风景应不宜过于灿丽，最好不要“如入山阴道上”。

西安是游人多去之城，外地观光客在三五天内遍游了兵马俑、华清池、法门寺及城内大小雁塔、清具寺、碑林等，不知何所收得?其实关中山水也有可流连者。于右任二十年代初所与诗中，多记耀县五台山（即药王山，山有五台，日端应台、起云台、升仙台、显云台、齐天台）及浮化县的万里镇等处游踪，看来是当地人眼界里的“自家山水”，或许值得一探。于右任走陕西三原人，距西安北边一小时车程，陇海铁路通车后，王千不经，益增其幽也说不定。更北的耀县及淳化，自然不易有外方游客。

北京西郊亦多名山，昔人好称“西山八大处”，今日不甚显名，游人只知去八达岭长城。西山之胜，在平淡、在不远、在不高，也在攀登。不攀登，不得感受其简淡中多致之胜。两年前在上海福佑路古董地摊见一迭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开本摄影风景，其中一本西山风景，多见奇石松，天成布列，如户外大园林，阅后颇心美之。当时逛得匆匆，不暇思及购买，想来可惜。

清人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一文，讲这座西郊名山，“不居正北居西北，为伞盖不为枕障也。……不孤巉，近人情也。……与西山亦离亦合：不欲为主峰，又耻附西山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谐于俗，不以僻俭名其平生也。”想来这山是不错的。山要谐俗，中国山原本都做得到；只是文人把它写高写清了，仙人将之修真炼异了，鹤猿将之飞绝栖灵了。看来翠微山端的是北京好后山，骆驼祥子的远亲还能住在那儿，曹雪芹的足迹或许还留在那儿，今日老百姓仍随意爬爬，却又没有北京城内名胜随时听到的呱噪，诚是郊游的佳处。

材料一：

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美国科学家发现，蚊子能迅速学会识别并记住让其不愉快的人的气味。这一发现可能对预防蚊子叮咬以及防止其传播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最新一期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显示，蚊子一旦将一些人的特定气味与不愉快的感觉联系起来，下次叮咬时就会避开散发这种气味的人。参与研究的华盛顿大学杰弗里·里费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旦蚊子以厌恶的方式学习识别某些气味，那么这些气味就会让它们产生厌恶反应，就像对驱蚊剂的反应一样。”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蚊子更爱叮咬某些人，而非随机叮咬。里费尔等研究人员对此展开了研究。首先，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让蚊子学会将特定人或特定动物的气味与不愉快的机械冲击和振动联系在一起。24小时后，他们利用Y型迷宫评估这些受过训练的蚊子。结果显示，蚊子不会选择气味让其“不爽”的人，而是更多去叮咬对照组目标。进一步研究显示，与情绪相关的多巴胺在蚊子的厌恶学习中发挥关键作用，缺乏多巴胺受体的转基因蚊子失去了学习能力。

里费尔认为，通过了解蚊子如何决定叮咬哪类人等行为，可以更好地了解蚊子的基因和神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有助于开发出更有效的控蚊工具。

材料二：

蚊子会传播很多疾病，如登革热和寨卡。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博客上曾发布的图表指出，蚊子每年造成的人类死亡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动物都多。这也促使人们发起所谓的“蚊子大战”。最近的一项实验可能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它可能让我们拥有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潜在革命性武器，即训练蚊子学习和记忆的能力。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沃尔特·利尔对《国家地理》杂志表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化合物会触发蚊子这种避免叮人的记忆，我们可能会使用一种配方，它不仅包括主动驱避剂（比如避蚊胺），而且还包括一些会引发它们避免记忆的化合物。”

材料三：

里费尔等研究人员发现，通过训练，蚊子可以把特定气味和引起其不适的冲击、振动联系在一起。经过训练的蚊子在24小时后被关进Y型迷宫嗅觉仪，它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以前特别喜欢的味道，另一条是对照组。经过了科学家的反复冲击和振动，蚊子学乖后，毅然避开了它们先前十分喜欢的味道。之后通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和RNAi（干扰技术），科学家们又确定多巴胺是蚊子具有厌恶性学习能力的关键因素。

书家和善书

沈尹默

“古之善书者，往往不知笔法。”前人是这样说过。就写字的初期来说，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正同音韵一样，四声清浊，是不能为晋宋以前的文人所熟悉的，他们作文，只求口吻调利而已。笔法不是某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写字的人们逐渐地在写字的点画过程中，发现了它，因而很好地去认真利用它，彼此传授，成为一定必守的规律。由此可知，书家和非书家的区别，在初期是不会有的。

写字发展到相当兴盛之后（尤其到唐代），爱好写字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就产生出一批好奇立异、相信自己、不大愿意守法的人，各人使用各人的手法，各人创立各人所愿意的规则。凡是人为的规则，它本身与实际必然不能十分相切合，因而它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因而也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活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地沿用着它而发生效力。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书家和非书家的分别了。

有天分、有休养的人们，往往依他自己的手法，也可能写出一笔可看的字，但是详细监察一下它的点画，有时与笔法偶然暗合，有时则不然，尤其是不能各种皆工。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无法以书家看待他们，至多只能称之为善书者。讲到书家，那就得精通八法，无论是端楷，或者是行草，他的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四号苟且从事，你只要看一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遗留下来的成绩，就可以明白的。如果拿书和画来相比着看，书家的书，就好比精通六法的画师的画；善书者的书，就好比文人的写意画，也有它的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其实这也是写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六朝及唐人写经，风格虽不甚高，但是点画不失法度，它自成为一种经生体，比之后代善书者的字体，要严谨得多。宋代的苏东坡，大家都承认他是个书家，但他因天分过高，放任不羁，执笔单钩，已为当时所非议。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山谷也尝说他“往往有意到笔不到处”。就这一点来看，他又是一个道地的不拘拘于法度的善书的典型人物，因而成为后来学书人不须要讲究笔法的借口。我们要知道，没有过人的天分，就想从东坡的意造入手，那是毫无成就可期的。我尝看见东坡画的枯树竹石横幅，十分外行，但极有天趣，米元章在后边题了一首诗，颇有相互发挥之妙。这为文人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也因此把守法度的好习惯破坏无遗。自元以来，书画都江河日下，到了明清两代，可看的书画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人一味地从心所欲做事，本来是一事无成的。但是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是意造的矩）的程度，那却是最高的进境。写字的人，也需要做到这样。

（有删改）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早已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将儒学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唐代士人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

（摘编自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