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论语》记载，孔子很少言及“利”的问题，偶或有之，也常常与“义”对举。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在他的影响下，后世儒家将义利之辨看作一个重要问题，重义轻利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义”由对君主品行的要求，演变为君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法则。与前人相比，孔子及其门人在使用“义”这一概念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义”对于个人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这里的个人，主要是君子，一般指士及士以上阶层中的个体。第二，在君臣关系层面，突出臣下这一方面的“义”。这并不是说，孔子把君臣关系看作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绝对的服从。因为孔子明确讲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将君主看作贵族阶层的一个成员，则君主也要讲“义”，所谓“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使臣以礼”为君主之“义”；“事君以忠”为臣下之“义”。只不过，孔子从个体的内省精神出发，更多地强调作为臣下的君子，应该尽自己能力“事君尽礼”“务民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忠”和“义”就统一起来。到了后世，臣下之“义”完全被单向的、绝对的“忠”所取代。第三，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作为抽象的价值标准，《论语》中的“义”虽然也具有“公正”等含义，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只有形式意义而无内在规定性。例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君子应该让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否则其他的好品质都将失去依据。但什么是“正当性”，在不同语境、不同条件下，具体答案和标准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遭遇到任何事，凡是处理得当的，都可以叫做“义”。

尽管在孔子之前，义利关系问题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到了孔子那里，义利才真正对举而言，并且具有了对立的意味。最著名的莫过于《论语·里仁》篇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而轻利是孔子价值观的基本取向。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义”与“利”对立的背后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如前所论，在涉及“义”的问题时，君子和小人多指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君子“知书达理”，因而可以“喻于义”；小人见识短浅，自然只能“喻于利”。第二，孔子的义利之辨，主要从个人的道德行为着眼，主张个人在面临选择之时，应舍利取义。这里的“利”，主要是私利。而在政治层面，孔子并不反对“利”。

所以，孔子在面对具体施政问题时，首先重视的是社会的物质基础，然后才是礼乐教化。《论语·季氏》中所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孔子这段话讨论的正是“义”的问题，但也表明，在政治层面讨论“义”，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利”的。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礼，而实现的途径则在于“克己”，也就是希望君子通过修身律己而获得政治感召力，进而引导社会建立良好的秩序。因此，孔子的义利之辨首先着眼于君子对私利的克服。这种主张具有高度的理想性。孔子一生之所以颠沛坎坷，与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追求和处事原则密切相关。然而，后世理学家由此发展出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即把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归结为人心问题，似乎人心端正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由此可见，我们在弘扬儒家重义轻利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并克服其与现实脱节的负面因素，进而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摘编自王超《孔子的义利观探本》）

小区里的陌生人社会

小区是中国城市最小的行政区划，像村庄对于农村一样，但小区因普遍的陌生感而未像村庄那样成为一个怀念与寻根的思想空间，小区居民甚至有意淡化它的祖居地意义。很多人在小区里出生、成长，获得情感、理性和审美需求，但这个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里是一块空白，刚出现就消失，不会被文字捕捉，也就不会成为历史经验。

小区的日常生活在国家视野下是微小的，但微小不是簡单，它们处在政治文化的深层，属于历史中的长时段领域，与个体感受和心理密切相关。国家意志出现在各处的宣传栏里，个体生存压力催生的冒失行为不断占据它的领地。公共政策在实践中会遇到困境，即政策对于本意的背叛。小区中部空地要重新规划，去掉路面，刨坑栽树。施工前，居民与施工方产生对抗。这是政治意志在小区里的状况，其中有底层政治文化的特点。

小区内部的社会力量是分散的，分散状态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而且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保护着陌生感不受干扰。熟人见面时的简短沟通不只是肤浅的语言交换，而是两种道德观或知识结构的碰撞。陌生人的相遇在这个机制之外，他们有保持沉默的责任，对于美的东西要沉默，对于恶的东西也要沉默。这种品质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其能给予制度改革以最大的宽容，并以个体牺牲以及牺牲后的忍耐化解社会不公引起的破坏性冲突，但它也加深了小空间里的陌生感。

围观经常在小区出现，围观出现的地方意味着公共意识的稀缺。小区北侧有一家饭店，因违规用地，政府派来拆迁队，一个围观现场迅速出现。一部分人是小区居民，他们属于利害方，自己也有违建情况，在观看时判断政策的力度，并决定怎么办。一部分人是废品收购群体，二十余辆三轮车停在周围，车上的小喇叭暂时安静下来。另一部分是路人，他们挤在人群中等待着让人惊奇的意外。围观像个游荡的精灵，哪里有好奇哪里就有它，它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转眼无影无踪，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以观赏者的身份出现，以陌生人的身份离去。

小区在统一国家的荫护下平安无事，人来人往，一双双眼睛不断地观察、反思、沉默，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模式，个体知识变得复杂，尽管相互之间有相似性，却没有沟通的可能。它们各自躲在一处，从萌生到无限复杂，最后随着人的死去而彻底消失。情感的隔离强化了保持陌生的愿望，陌生感因现代人口的流动性而更加深刻。一群住在一起的人不能形成一个具有沟通性的情感共同体，却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广阔的地域里，陌生人社会的概念并不存在，因为地域越广阔，陌生状态就越自然，对于一个小空间却不正常，一旦失去国家的荫护，它将是一堆碎片。

陌生感使个人将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家庭，家庭过度占据私人空间，并造就了封闭的家庭知识。这类知识有多重结构，包含理性和情感因素，以及道德和审美因素，它有时会遵守法律，有时会隐秘地对抗法律，它在历史之内，又在历史之外。同时，陌生是拒绝关联性的公共状态，公共道德感的脆弱，道德评价的集体场景消失，个体的自我认同感更加坚定，也更加固执，以至于拒绝外来观点，在人群中孤独地生活。在小区广场上锻炼的人身处公共空间，却缩在个体心理世界里，在那里闲聊的人表面上身处公共空间，但他们话语分散，没有主题，偶尔沉浸于谣传中，他们是在消解无聊，而不是享受现代公共生活。社区意识在这里生长缓慢，甚至不会成形。社区意识是个体之间源于制度或情感的共生关系，小区里存在这种关系，却被人忽视。这种忽视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的，正是这种无意性决定了社区意识以及小区自治的困境。在小区里经商的人定期纳税，税款进入公共财政，又分配至小区旁边的事业单位。在这里工作的人以为自己受国家供养，而不是身边的某群人，更不是某个人。这本来是隐秘的委托关系，有人缴税，有人履行公职，确保社会正常运行，但他们相互陌生，隐秘的委托关系受到冷落，关于公共权力的契约流于无形。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贡献。因此，必然要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但是，站在全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角度来保护为一时一地的人们所拥有的文化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当地民众往往希望摆脱传统的“包袱”，希望谋求本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这种要求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其中的得失和代价也许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能清晰认识到的。有时候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抛弃的东西有何价值，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抛弃会在无意间造成巨大的损失和无可弥补的遗憾。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途径以调和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

个人、群体和整个世界一样，对文化的追求都是多样的。当人类为了自身的健康发展而要求保护多样性文化的时候，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群体和个人，同样应该有对多样性生存方式的选择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为了给世界保存一种生存方式，而将他们的生活封闭在固定的时空中，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追求的牺牲品。否则，对文化传承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如果缺乏必要的自省和自律的话，容观上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限制了特定群体或个人对文化多样性的自由选择。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一些技艺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舍弃了主体，那我们还能面对什么呢?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它本身也是我们改进方法和理论的一个契机。只有当我们在工作中把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也纳入到我们工作的视野中来，把他们的主体性、现实境遇和要求也切实地考虑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才可以说真正有了对人的关怀。这个人不仅是抽象的全民族、全人类，而且也是具象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实实在在的人。只有兼备了这两种“人的关怀”之后，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的立场才是完整的。

处理传统保护与现实追求之间的矛盾，并不是靠单纯的行政命令或法律裁决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传承者同行政部门、学术界、实业界等多方的平等对话，甚至可能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出道义上的鼓励和财政上的支持。从局部的和短暂的利益来看，或许可能出现做出某种牺牲的一方；而从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来看，所有参与者乃至全人类世世代代都是受益者。

（摘编自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