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让我们更近了吗？

渴望交流是人的本能，交流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过去的交流是鱼腹鸿雁，千里传信；现代的交流是书信电话，片语真心；网络时代的交流是面对电脑一遍遍地刷屏，等待对方的回复。

网络丰富了人们的交流形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交流和沟通的渴望。社交网络的出现让网络的功能有了更大的扩展。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交群，在动辄以万计数的好友和粉丝中，我们以为可以最大程度地对抗孤单、抱团取暖。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Facebook注册用户数接近9亿；我国当前最大的社交网站人人网今年注册用户将超过2亿；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的微博用户有2．5亿。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正在慢慢张开，越来越多的人被粘到这张大网中。

按照六度空间理论，我们最多通过6个人，便可以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在社交网络里，你可以找到你多年不见的老友，可能被一个你喜欢的明星关注；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和一国总统成为好友。社交网络这种联络的作用让很多人觉得异常温暖，人类沟通的愿望也让社交网站承担了更多情感的使命。然而，看似熟络的社交网络，却经常让人感受到刺骨的寒冷。一个网名叫走饭的女孩在发表一条微博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天后，人们知道她的名字叫马洁，是一个90后的南京高校学生。翻看她的微博，你会发现她一直在网上求救，只是没有人听到。我们不能把一个年轻生命的终结归罪于网络，但不得不怀疑，网络到底有没有让我们的关系变得亲密，我们对网络的情感期待是不是太高？

在网络上，我们有很多好友，却没有几个见过面的；加入了很多圈子，却没有几个真正有兴趣的。社交网络给了我们联系，却未必给我们交流；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却未必增加我们的亲密；激发了我们社交的天性，却可能磨平了我们沟通的能力。

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有一个有趣的邓巴数理论，即人的大脑新皮层大小有限，提供的认知能力只能使一个人维持与大约150人的稳定人际关系。也就是说，无论你在社交网络上有多少好友和粉丝，你最多能频繁交流的也就150人左右。

幸福感来自社交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来自于沟通的深度而不是频率。技术让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扁平和肤浅。我们简化了社交的流程，不再需要各种繁文缛节。但这种简化的结果是，我们只希望让人们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最幸福的瞬间，人们在网络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快乐天使，变成一个隐藏自己真实情感的虚拟人。

提高人类的幸福感是技术最大的责任和价值，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在使用社交网络沟通时也关注真实世界的交流，正确驾驭技术带来的变革，而不是让技术编织的网络掌控生活。网络连接不等于人际交往，沟通便利不代表关系的亲密，技术发展不意味着思想的进步。纸张比键盘更有热度，现实生活比虚拟社区更加阳光，真实的交流比数字的流动更温暖人心。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人与人之间真诚和真实的交流有更重要的意义。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近日，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我国首次全环节破获了一起特大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系列案件，摧毁了涉及14个省的“地沟油”犯罪网络，并抓获3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此案的侦破揭开了食用地沟油黑色产业链的六大环节——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每年有数以万吨的地沟油流向国人餐桌，地沟油中的主要危害物之一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100倍……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地沟油问题屡禁不止？除了需要反思地沟油背后的行政管理缺失问题，还应看到围剿地沟油黑色产业链各个环节折射出的立法空白和司法盲区。

　　据统计，我国每年消耗油脂约2200万吨，其中15％约330万吨成为废弃油脂。地沟油本身并非完全有害、无用的物质，经过合理的加工程序，地沟油甚至可以变废为宝，如加工成生物燃料。

记者注意到，我国对餐饮业废弃油脂——即地沟油原料的处理回收还缺乏系统完善的管理机制，立法方面亦存在空白，导致本应发挥“余热”的地沟油流向餐桌。

 201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对餐厨废弃物的排放、回收、运输等内容提出了要求。这表明，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地沟油供应链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上述意见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也非部门规章，其内容的具体落实还需各地方政府细化为当地的规章制度。

根据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地沟油的回收需要政府在适当运用经济杠杆的同时，制定“泔水回收”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控制“泔水”的流向，并配以行政、司法部门的严格执法，多管齐下，才能将地沟油重新扳回正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万—300万吨，而中国人一年的动植物油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也就是说，按照比例，人们吃的每10顿饭中，可能就有一顿用的是地沟油。

在地沟油流通过程中的关键“黑手”是粮油供应商。他们从地沟油生产企业处甚至许多“黑作坊”收购加工过的地沟油，然后再销往食用油批发部，甚至假冒成名牌产品后直接销售给各个餐馆、饭店。

在此过程中，由于粮油供应商与各个买家之间都是买卖合同关系，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无从直接介入进行监管。同时，各大食用油批发部和餐馆、饭店的经营者又非地沟油的最终食用者，因此，在巨大的利润空间面前，他们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由于我国在对地沟油的检验方面存在漏洞，让地沟油很容易蒙混过关。以现行的国家强制性标准2716-2005《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为例，按照国标，食用油检验通常都是检验酸价、苯并芘、农药残留等9项指标。如果仅检验这9项，地沟油也可能合格。比如，警方日前在浙江宁海查获了大量地沟油并向有关部门送检，按照现行的国标检验，送检的10个样品中，只有两个样品不合格。

据专家透露，地沟油生产者会根据《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在加工过程中添加火碱之类的东西，把地沟油中不合格的指标掩盖住。

然而，面对“人人喊打”的地沟油，消费者的维权之路并非易事，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成了“拦路虎”。首先，地沟油的使用范围太广，消费者难以确定侵权主体。根据公安机关破案的情况，购买地沟油用于烹饪的餐馆、饭店无法统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外就餐的次数大大多于从前，消费者极有可能在多家餐馆就餐时都遭遇到地沟油，因此侵权主体的确定成为一大难题。

其次，地沟油对人体的伤害并非显而易见，消费者举证证明损害后果十分困难。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的构成需要有损害后果作为要件，而地沟油对人们健康的伤害并非一蹴而就，甚至多年之内无法显现。

（材料一）

“靠脸吃饭”是近年来大家耳熟能详的调侃语，没想到生活中随处可用的识别手段——“刷脸”，现在已经让它成为了现实。我们所谓的“刷脸”，其实就是生物识别中的方式之一——“面部识别”。面部识别须先采集样本，通过标准的摄像头摄取面部的图像，捕捉后记录一些核心点，通过记录核心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形成模板。计算机将得到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等到用户下次进行信息录入时，便可将最新获得的信息与之前所存储的数据进行对比，由此达到确认的目的。

面部识别的最大亮点是可通过非接触的方式进行识别，方便快捷、不易引人反感。不过它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那就是采集条件受面部覆盖物（胡子、口罩、墨镜等）以及光照的影响，需要光线明亮且能均匀照在人的面部。这样一来，在晚上或者室内光线不好的地方，面部识别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面部识别的准确率还是相当高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给出一组数据：计算机的人脸识别准确率达到99.15%，而人眼识别准确率为97.52%。计算机的人脸识别准确率之所以能够高于人眼，主要是因为计算机可以关注更多的细节，并通过算法剔除一些干扰因素。虽然计算机的人脸识别还存在一些漏洞，但有如此高的准确率也是值得信赖的。

在当前这个“刷脸”已经不再是句玩笑话的时代，除了靠“刷脸”“吃饭”，还能靠“刷脸”干些什么？

上班戴个工卡固然有一种职场人的范儿，但是出门总要记得带着它，很让人觉得麻烦；而且脖子上总挂着这么一根绳子，也不是很舒服。现在这些烦恼都解决啦！“刷脸”考勤让我们从此告别工卡，告别束缚。走到机器面前，刷一下脸，一两秒钟的时间就完成识别，成功付款，这是刷脸支付。博物馆里采用动态人脸识别技术，对进入博物馆的人员进行人脸比对并统计出现频率，能及时发现可疑人员，预防盗窃案发生。在金融科技公司的贷款申请步骤中，也可以借助“刷脸”验证身份。完成眨眼、点头等一系列动作，才可确认申请人身份的真实性，“刷脸”让贷款过程变得更加安全。此外，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和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微信“刷脸”做证，它与现场出庭做证没有本质的区别，能够最大限度地激活司法资源，提高庭审效能。

由以上种种例子可见，“刷脸”在生活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今后，我们会更频繁地听到：今天，我不仅‘刷脸’挂了号，还‘刷脸’贷了款……

（取材于《“刷脸”竟然能干这么多事儿？！今天，你“刷脸”了吗？》）

（材料二）

据媒体报道，人脸识别已成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的领域之一。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计算机视觉市场规模为68亿元，预计2020年可达到78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25.5%。前不久一项权威的人脸识别算法测试结果公布，我国公司在世界上摘得桂冠，另外两家中国公司也入选前五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在该领域的地位。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活中的“刷脸”应用也越来越常见。手机支付，高铁站安检，入住宾馆或是上班打卡，“刷脸”已经屡见不鲜，甚至在商场购物时，衣帽间前刷一刷脸，AI（人工智能）导购就能因人而异，根据用户画像精准推荐个性化的服饰搭配。一些地方还在执法监督、政务服务、医疗等领域广泛应用人脸识别系统，“刷脸”挂号、“刷脸”办理个税等都已成为现实。

然而，这些新技术应用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信息采集与安全性方面的担忧。在“刷脸”过程中，用户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甚至用户在不同情境状态下的情绪等大量信息都会被采集并储存。这些信息如果得不到妥善保管而被泄露，用户个人隐私就有可能处于“裸奔”状态，后果将不堪设想。在人脸识别技术蓬勃发展、行业应用方兴未艾的当下，必须未雨绸缪、多管齐下，充分重视并保障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应当看到，人脸识别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领域，其开发应用在我国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相关部门有必要在推广应用、数据共享等方面加大引导力度，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强化面部识别领域的监管力度，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但在现实的信息收集环节中，还是有一些互联网企业没有达到法律法规与国家标准的要求，尤其是在人脸识别环节，更是缺少清晰的标准与界定。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完善实施细则，加快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同时加大对数据滥用、侵犯个人隐私、违背道德伦理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在积极谋求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主动规范行业标准，自觉维护采集、储存的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同时要提升应用软件等载体及储存设备的安全技术水平，避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或遭非法转卖。用户自身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在尝鲜新技术、新应用的同时，多问几个“为什么”，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

（取材于《让“刷脸”更安全》）

（材料三）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缘何近年来在国内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商汤科技工程院院长沈徽分析说：“就‘刷脸’技术而言，我国目前在应用落地方面走在前列，底层技术也在不断加速。”日前，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布局最多的国家，数量领先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多年来注重理工科教育的传统，为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业结合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在人脸识别研究方面，更具优势。

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技术驱动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应用场景的丰富和行业需求的高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于提质增效都有很强的需求。这种需求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使得人脸识别技术能够在更多行业落地。例如，今年的进博会上，“刷脸”技术就又火了一把。进博会各主要入口一共布置了110余个无感知核身机，承担每天30万左右人次参会人员的核身任务。该机器具有识别速度快、识别精度高等特点。由于这套系统利用了优图自研的祖母模型，该算法对于跨年龄、化妆、光照条件差、外国人等情况有很高的识别率，同时工程上做了高度优化，运算速度非常快，真正实现了“人”“证”合一，彻底颠覆了人工二次核身验证的传统方式。

丰富的场景应用需求，提供给企业落地的通道以及强劲的市场价值；海量大数据的储存和世界性的命题，也给了科技企业以及技术开发者广泛的平台。同时，资本投入也是一股重要力量。除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落子布局外，不少垂直企业也不断获得资本关注。更多创业者正在进入这一行业。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所属领域分布中，计算机视觉行业公司以17.7%的占比处于首位。业内人士分析，5G时代的加速到来，也将给计算机视觉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人脸识别有望发展成为下一个智能时代的标配。

（取材于《“刷脸”，正走入你我生活》等文章）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 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