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善于展开文学争鸣。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嗣响无闻，终于失败。韩愈则不同。他不依靠行政手段，而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是非明则方向定，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因此在他的周围自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六朝文学，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连屈原的优秀辞赋，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而不顾（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但谩骂攻不倒骈文。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便作为营养，用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他虽自称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这只是口号标榜，实际并非如此。他对六朝文学是熟悉而精通的，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如《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次，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先驱者的火力虽猛，却没有在艺术特征及创作实践方面下苦功，因而理论脱离实践，因盲目而无用。柳冕曾感慨地承认：“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则不仅有高明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自古至今，像磁石吸铁那样，吸引了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韩文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与骈文相比较，创造了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成败至关重要。韩文之所谓“古”，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体制；恰恰相反，他是“惟陈言之务去”，提倡“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要求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创造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为“古文”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是为文学革新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韩愈能把先秦 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一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这样，韩文就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如《送孟东野序》，以为文学是“物”（自然与社会）使之鸣的结果；文学反映的是“不平则鸣”之“物”，所以韩文言之有物，现实性斗争性很强。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摘编自蒋凡《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难忘梅朵

罗达成

我加盟《文汇月刊》之后，发现之前听到的“梅朵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评价很不公道，梅朵是由百分之几的“暴风雨”与百分之九十几的“春风细雨”构成的，“金刚怒目”是偶发，“笑容可掬”则是常态。陈祖芬曾在给《花城》写的一篇《暴风雨》中，形象而又深刻地勾勒出梅朵的“暴风骤雨”。

你那稿子怎么样了？“梅朵在北京的旅馆里，清早起来便向各处挂电话，“什么恐怕不行？一定要行!”出现在人们的视觉和听觉里的梅朵，往往是一种暴风雨的形象。他一天可以跑五六个作者家里组稿。可是中午怎么办？作家一般要午睡呵。这有什么？上午的最后一家跑东郊，下午的第一家跑西郊。中午正好在路上度过。他中午在电车里，无力地斜靠在坐椅上。他那叱咤风云的气势哪儿去了？他原来是这样的瘦削与虚弱!这是另一个梅朵——工作之余的、走出了人们视觉范围的梅朵。

外面的人没法躲，我们这些自己人就更不用说了。1980年10月中句，我这个上岗不久的报告文学编辑兼诗歌编辑，代表单位去福州参加“朦胧诗讨论会”。11月初，回来没几天，就被梅朵逼着，要我赶快到北京“救场”!让我惊愕、不满的是，梅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也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给我订好当天去北京的机票，连五百元出差费用都让人替我到财务科借来了。那天，我一进办公室，梅朵就急切地对我说：理由原先答应给我们写李谷一，因为有特殊原因说不写了。而我们下一期刊有李谷一的封面已经在印，这篇配发文章12月5日前一定要发稿。“现在，再另外找人顶替已经来不及，你去写吧！”梅朵让我放下手头一切，下午就飞往北京，还说：“机票、出差费都替你弄好了，你回去拿点衣服，赶紧去机场。”真应了北京一批名家所惊呼的“梅朵梅朵没法躲”！

见我毫无思想准备，且有怒气，他恳切地给我做工作：“你冷静想想，能让版面开天窗吗？光有封面，里面没有配发文章，能行吗!你自己说，明年第一期，报告文学要打响，没有这个文幸，就成哑炮了。你说是不是？”我心头怒气渐渐散去，又很快被沉重的压力所占据。我对梅朵叹息说：“我到你这里才两个月，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梅朵知道，不彻底除去我的心病，这篇“救场”文章能够完工，但不可能打响。他要激起我胸中的万丈豪情，去拼搏一场：“你想想看，你一直期盼有一天能在报告文学上有名气、有成就，但这一天不是等来的，是拼来的。李谷一如今是争议人物，为读者所关，这是个多好的题材。你应该去，赶快去，放手一搏!“最终，梅朵出的这篇《你好!李谷一》发在1981年1月号上。

不过，梅朵能拿到那么多好稿，并非依仗“加急电报”，而是靠跟作家的交情和一片真情。我的老朋友刘进元回忆道：记不清是哪一年了，盛夏时节，梅朵到北京组稿，我到前门附近的一家旅馆去看他。天气闷热难耐，老头儿上身只穿一件跨栏背心，斜靠在床头和我聊天。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说起自己的编辑老师殷之慧当年曾经在《文汇报》工作时，老头几说：“她呀，殷之慧个小姑娘，快人快语!”其实，老殷那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天太热，我怕影响老头儿休息，坐了会儿就告辞走了。大概一两天之后，是个星期天，外面下着大雨，我在家里写东西。传来敲门声，起身开门，梅朵拎着雨伞站在门口，脚下是一摊水漬。我忙把他让选家里，请他坐下，刚要去沏茶，老头儿却说：“你不要忙，我马上就走。”我愣住了。他接着说：“我来只跟你说一件事，有了好的题材要先跟我们打招呼，写了报告文学，要先给《文汇月刊》!”我点头答应了。老头儿拿起雨伞要走，我忙拦住他。他却说：“得走了，还要跑好几个地方呢。刘进元呀，你也是做编辑的，告诉你一个组稿的诀窍，天气越不好越是要往作者那里跑，最好是刮风下雨，你往作者那里一站，好稿子就来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嘛。”说完，他狡黠地笑了起来。

梅朵在北京拜访那些大名家时，没忘了看望这位成长中的后起之秀，这让性格豁达的刘进元感怀终身，后来成为《文汇月刊》最铁的作者和朋友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