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李白

刘雪枫

农历岁末，一个温暖的冬日，我们以李白的方式纪念李白的1300岁。

1300年，李白飘逸的身影不仅没有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那是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缘故吗？

1300年，李白的诗篇于我们不仅没有隔世绝代之感，反而越来越生动鲜活，内涵丰富，那是因为我们有了音乐的李白吗？

李白是中国的，李白同时也是世界的。这种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意义。100年前，以李白诗为代表的中国诗被译成法文和德文，分别以《美玉集》和《中国之笛》这样浪漫的名字在西方结集出版。对于大诗人庞德用英文翻译的李白的诗歌，艾略特认为“是对英语诗歌进程持久的、决定性的贡献”。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无疑是作曲家马勒根据《中国之笛》中四首李白的诗谱写的大型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又叫《尘世之歌》）。李白诞辰1300周年同时也是马勒去世90周年，欧美的乐团大多数都上演了《大地之歌》，同时纪念东西方的两位文化名人。

唐诗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顶峰，李白是站在这个顶峰之上的巨人；李白是中国文化中最让人引以自豪的符号，同时也是跳出传统程式的异教，1000多年来，随着他不朽诗篇为人传诵，他狂放飘逸、特立独行的诗人气概也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灵动奇丽的诗以及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激活了后代众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不论是文学、音乐、戏剧，还是绘画、舞蹈、雕塑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位大诗人伟岸傲立的身影，也能透过这些作品感受到诗人那份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人文情怀。今天，我们为了纪念李白，不仅有诗的纪念。我们有音乐的纪念，有舞蹈的纪念，有戏剧的纪念，还有书画等艺术作品的纪念，还有李白的英文诗、法文诗、德文诗、日文诗的纪念。这些纪念恰到好处地将“李白与现代”和“李白与世界”两条线索贯穿并交织起来，为我们在这样一个纪念的年代里，展示了一个跨越1300年的李白，一个离我们最近的李白。

大型现代舞剧《梦白》是广州现代歌舞团为纪念李白诞辰而特意创作的。舞者用现代舞蹈语汇和现代音乐表现了诗人性格的不同方面，他们使李白的形象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这不是一个穿长袍束高冠的李白，他是长存人们心中的另一个始终具有现代感的李白。一个衣着、服饰与我们无异的李白。交响音乐会《明月出天山》以郭文景的交响合唱《蜀道难》和周龙的《唐诗四首》为核心内容，又辅之以数首根据李白诗谱写的交响声乐作品。如果说，周龙的《唐诗四首》更多强调的是包括李白《听蜀僧濬弹琴》等在内的诗篇的意境和高雅的文人气质，那么郭文景的《蜀道难》所呈现的便是一种在自由状态下创作的远离古典倾向的自然的情感释放。作曲家根据李白诗歌所提供的绚丽意象，在音乐素材的处理上选取的是更民间化的角度，所释放的是“我”对家乡的感觉。

诗歌剧场《天地——太白》是本次系列纪念活动的压轴大戏，它不同于一般的诗歌朗诵会，而更多考虑从诗歌艺术本身出发，强调一种视觉、听觉和美学意境的整体设计感。整场演出围绕李白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展开，著名作家韩静霆撰写的剧本将李白的代表作与他的人生品格和命运悲欢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朗诵、交响音乐、歌曲以及舞蹈等多种艺术元素的整体烘托，传递着诗人对人生、自然、永恒的情感体验，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现代人对李白的思考、发问以及对自我的反观。

李白是说不完道不尽的。李白是永远的。“昔人已乘黄鹤去”，但是李白请留下，每个人心中都有你的位置，“你，需要我们的理解；我们，需要你的表达"。再铸民族魂，弘杨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就从纪念李白开始吧。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字创造的过程，是把对外间世界的体认，通过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转换成表意符号的过程。中国人由事物外形到意义转借的实践证得的思维方式，于《说文解字》的“六书”法表现得非常切实。因而在中国，语义学问题隐含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成分。中国式的语义学不仅限于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解释语言符号间的意义关联。它实质上牵连着和综合着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诸多要素，而且通过文字训诂和语源梳理来透视字和词的意义生成、确认和变异，从而使语义分析与文化精神史发生深刻的因缘。比如，当我们谈论叙事结构，在《说文解字》中发现“结，缔也”，也就是把绳子打成纽结；“构，盖也”，也就是把木材交错架设成屋，“结构”一词的动词性也就跃然纸上了。谈论中国人对叙事结构的把握，是不能忽视这个词语的动词性，以及动词性所包含的生命投入和生命体验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西方论者把结构视为“多重秩序”、视为“分解——编配”之时，就会从中国结构的动词性及其包含的生命体验的角度，进行质疑和体系的重构了。

返回原点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为了在一个坚实的文化根本点上，组织新的思路，走向新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番返回和走向的曲折路程中，必然要参照世界人类的现代智慧，参照起步较早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新进展。因此建立中国叙事学思路的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参照”。参照应该伴随着我们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维过程。参照是创造的催化剂，但不是创造本身。当我们为了参照而去了解西方信息，并且找出其中的关键所在的时候，眼光就应该停留在这个关键点上，在这里以“中国眼光”与“西方眼光”进行相互注视、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反省异同的原因，清理各自的历史线索，把握其间的文化密码。文化对行原理在这里是运用得非常活跃的，这种“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将会使我们在中西对话中拓展学术视野，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这有点类乎禅宗临济派之所谓“四宾主”：主看宾，宾看主，主看主，宾看宾。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而是以平等的态度而辨析异同，既肯定中国特色，又对之进行现代化解释和转化而已。

比如叙事与时间，是西方叙事学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就成为解开中西叙事学异同的关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主要语言按照“日—月—年”的顺序表达时间，中国语言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表达时间。似乎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一经“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就可以辨别其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分析性和整体性把握的不同信息。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返回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原点。所谓“原点”，也只是文字记载才有踪迹可寻。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再记月，日在月先与西方今日同，年则没有明确记录。“年”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因此卜辞不乏“求年”“受年”“受黍年”的记载，表达对年成丰收的祝愿。到了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月逐渐到日的前面，年原来称为“祀”，置于铭文之末，其后逐渐改为“年”，置于月、日之前，渐成定制。在文献记载中，《春秋》已使“年—月—日”的定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自此有准确年份，这大概可以作为中国有“年—月—日”时间顺序定制的一个标志。

（摘编自杨义著《中国叙事学》）

神医

顾文显

 “他是哑巴？”邬先生用下巴朝对面的板凳扬了扬，示意匪首坐下，然后脑袋转向了一直在旁啰嗦的师爷。

“邬先生！”师爷满面惊恐，“这是我们山寨的大瓢把子（寨主），你怎敢瞎说！”

“他更是病人！”邬先生冷冷地噎了一句，“看来病得不重，还有心思在这里摆谱。”

“嗯——”匪首鼻子一哼，截住了师爷想说的话。他起身换上一副笑容，“听说神医邬先生您一针救活过娘儿俩，特意登门求治。”

“那是人娘儿俩命大，不是我的手段。”邬先生也笑笑，“诊金随意，带来了吗？”

胡子头儿那个气呀，这世上还有敢朝他要钱的，这人天胆！他把嘴角朝桌子方向一撇，师爷小跑着出去，很快，捧回两封银元放在桌上。

“我这些日子……”匪首想诉说病痛之苦。

“这回到你装哑巴的时候了。”邬先生一挥手，“我看病从来不问病人，问了就不会看了，把手伸过来。”

匪首恨得心尖尖痉挛，暗说，病好了再说。

邬先生把脉、开方。然后定定地注视着匪首，盯得这位杀人如麻的魔王心里没了底。“不用再来第二回了。不过，你这病去不了根。十年之后的今日必犯，那时你还找我。我活着，不废话了；我死了，还有老婆孩子会告诉你如何医治，那时才或许一次去根。”

匪首相约十年后见，点头哈腰地离开了。

邬先生坐回原处，冲老伴哼了一声：“生前他是犯不了病了，这药一次去根。我如此说，就是防他病好了报复。”

邬先生是远近闻名的神医，为人耿直，好像跟这世道格格不入：富人求治，必须得先付丰厚诊金，有时还要听他训斥；而穷人钱无论多少，他是一视同仁，除有病危者，坚持先来后到，你钱再多，也要等候，连匪首那杀人魔王都得听他摆布，何况别人？

这天先生去邻村给一穷人的母亲看病，人都奄奄一息了。见屋内锅空灶冷，他大骂接他来的男子：“不孝逆子，要把娘冻死呀！”直到一针扎下，老太太有了说话的气力，才替那“逆子”道出实情：娘是继母，母子同时患病卧床，见继母病危，儿子才挣扎着请先生，哪有力气劈柴生火？邬先生大喊惭愧。自己心思只在老人身上，怎么就没看出她儿子也是重病之人？于是慌忙赔礼，给儿子也扎了针，嘱咐他躺下不动，自己去劈柴、煮粥，直忙活到鸡叫。诊金分文不取，身上没带钱，说声事后打发人送点心意来，这才踏着薄霜，踩着一路鸡啼回家。

来到家门，遥见门外候着许多抄手跺脚的人。原来他昨天一夜未归，病人白等了，所以天不亮便来抢先求治。

邬先生再困也不敢歇息，忙招呼大家进屋取暖，他饭也不吃，就忙着给人看病。

刚看过三个病人，维持会的童委员几乎是把门撞开的：“邬先生，会长肚子疼得满炕滚呢，您赶紧跑一趟吧。”

邬先生手按在一个病人腕上，不满地说：“有这工夫，你不能去召人把他抬来？这么多人候着，你一句话就把我叫走，这分明是往会长脸上抹屎！”

童委员只好转身回去。抬了赵会长来时，邬先生已经看过了七八个病人，

邬先生给会长诊完脉，开了药方：“你肚子里长虫子了，不是好玩意儿。我是说那虫子。这药中有砒霜，切记，看准了秤，少一毫也不中。”嘱咐七遍，一遍比一遍口气重。

会长被抬走了。老妻怪他：“一个汉奸，你这么关心，不怕旁人恨你？”

“我是郎中，没有马虎的规矩。”

四面树敌、草木皆兵的赵会长越想越觉得邬先生不怀好意。他想，你打算弄死我，我偏不上当。于是，把毒药减量一半，果然，肚子不疼了。

会长差人请邬先生来，当面答谢，其实是让他看看，本会长不是说弄死就弄死的。

邬先生听罢经过，当即大哭：“我嘱咐七遍你不听，虫子只是药昏，再醒来，就是神仙也没救了！”

一月后，赵会长再次被抬往邬先生药铺。先生急忙摆手：“赶紧往家抬，晚了就死外头了。”赵会长死后，邬先生关上门，在自家里哭。

老妻说：“你不是盼他死吗，哭什么？”

“我后怕，怕他不减量，救一个万人恨的汉奸，我可就是罪人了。”

“怕他减，你还一遍遍嘱咐？”

“那人多疑，不嘱咐到七遍，他还真就不减了。”邬先生自得地摇头，“身为郎中，我若擅自减量，岂不有失医德？这可是他自己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