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百岁老人李佩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她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

李佩的丈夫郭永怀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后来因飞机失事为保护核试验数据材料而牺牲。那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当时得知丈夫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她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尔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得令人心痛。在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格政治审查的李佩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20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分别捐给了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直到前年，李佩还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丈夫牺牲时，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没有退休一天，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而李佩的晚年差不多是从80岁才开始的。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美妙极了。她和李政道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他俩也常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认为“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脑子里好些事”。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编自从玉华《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有删改）

①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笑靥如花，充满魅力。“李先生在一个星期内的课堂里从没穿过相同的衣服。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没有什么好的衣服，但她的衣服始终熨烫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地穿去上课，形象永远优雅得体。”李伟格告诉我。即使到现在，她每天起床都要认真梳洗打扮，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粉底，还会请人帮她画眉。

（付晓英《李佩：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

②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作20分钟的学术报告，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生参加，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老人腰杆笔直，神情专注，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她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出色地完成任务。

（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晓棣教授）

叶企孙：“地雷战”背后的科学家

直至今日，叶企孙，仍是一个罕为公众所知的人物。即便知道，对不少人而言，他也仅仅意味着一段传奇：清华大学教授，帮助抗日军民造地雷炸药。

抗战初期，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叶企孙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

美国外交官曾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叶企孙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方才作罢。他的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超然的教授挺身而出。在另一场灾难中，超然的叶企孙也未能幸免。

　　熊大缜从军后不久，被怀疑为钻入革命队伍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此案定性为“特务”，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

“文革”开始后，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援助，也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

院系调整中调至北大的叶企孙，被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并被送往“黑帮劳改队”，突然受到的刺激，曾使他一度精神错乱。1968年，他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押期间，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关押一年多以后，由于“内查外调”查无实据，他被放回北大，在特务嫌疑犯的莫须有罪名下继续受到打击和监视。

当时叶企孙住进北大的一间斗室，本来风度翩翩的名教授，腰已经弯到了90度。

然而就在叶企孙身陷囹圄——后来人们称这是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时日——被逼“交代”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选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仍坦然且不无自傲地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他的传记作者虞昊和黄延复感慨：试问，即便在今天，能够“做到这份上”的，有几人？

叶企孙本人是哈佛大学博士，上世纪20年代，他在测定普朗克常数这一实验物理学的重要课题上，获得当时的最佳数据，曾长期在国际上沿用。

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大珩、朱光亚、周光召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

清华教授曾昭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

另一方面，曾教授却不得不扼腕：“然而这位泰斗的晚年却是那样地孤苦无助。”

1986年熊大缜案平反，次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树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

静观此事的曾昭奋以“不无周折”形容之。尘埃落定后，让他备感神伤的却是：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象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选自徐百柯《民国风度》）

秋瑾的孤独

蒋勋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

其实她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可见，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向丈夫提出离婚。

秋瑾的孤独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有人能理解。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便凑钱买下来送她。

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而且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秋瑾失声痛哭。有人劝她暂避他地，并为她联系了上海租界安身的地方，她都拒绝了。她不食不语，写下了一首绝命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痛同胞之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她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坚决留在大通学堂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因寡不敌众，秋瑾不幸被捕。

我读秋瑾传记时，深深觉得秋瑾的死和徐锡麟有很大的关系，而徐锡麟就是当年提议买宝剑送她的人。这使我联想到，革命里有一部分的孤独感，也许是和爱情有关。在革命里纠缠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儿女的私情可以比拟，他们是各自以“一腔热血勤珍重”的方式，走向诗的最巅峰。

在徐锡麟死后，秋瑾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她是一个在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也是一个传奇，历史的传奇，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有删改）